继南京要求售楼处未经同意不得拍摄来访人员面部信息、杭州规定物业不得强制业主使用人脸识别等设施，《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日前表决通过，明确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不得采集自然人的生物识别等信息。

　　近年来，围绕人脸识别的争议不断。前不久，“人脸识别第一案”一审宣判，认定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采集消费者照片信息不具有正当性。与此同时，“戴着头盔看房”的视频广为流传。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脸识别应用之广泛，甚至达到泛滥地步，也体现出公众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有显著提升。两相冲突，不少地区开始跟进立法，限制人脸识别应用。

资料图。南方日报记者 徐昊 摄

　　既然如此，要不要立法禁止人脸识别技术，“永绝后患”呢？

　　在数字时代，人脸识别与验证指纹、签名等方式相比更加便捷，安全性也比较有保证。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可以明确获知被采集、验证指纹，有时却无从得知被“偷拍”。如今，很多场所出入口强制使用人脸识别、一些银行机构和APP也滥用人脸识别，用户没有太多选择权，极易产生与人脸识别挂钩的人身财产安全隐患。

　　因而在监管方面，与其全面禁止，相对合理的办法是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在事先划定范围与事后惩治违规收集行为两方面，对人脸识别技术的运用加以规范。

　　事实上，国家层面立法已经提速。《民法典》将自然人生物识别信息列为个人信息，规定处理个人信息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并符合征得同意、公开处理规则、明示目的方式范围、不违反法律法规及约定等条件。《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拟对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行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等处罚。国家网信办也出台征求意见稿，对38类常见类型APP必要个人信息范围作出规定，相当于给包括人脸识别在内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开具了一张白名单。

　　不难看出，强化对个人信息收集的立法监管是大势所趋。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循序渐进，逐步细化立法。比如有些APP虽然做到了收集面部识别信息前征求用户意见，被拒绝后却反复询问，变相强迫用户同意，有些故意对范围和用途语焉不详，还有的线上及线下场所提供优惠诱导用户“刷脸”，如此等等，需要更具针对性的整治措施。

　　划定法律的边界之后，实际执行效果如何，还要看落实情况。除了严格执法，通过拓宽投诉渠道调动公众的监督投诉积极性，有利于使滥用人脸识别、过度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无所遁形。

　　文｜王梓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