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位，1942年9月生，广东徐闻人，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曾任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主编、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现任广东省社科院老专家工作室执行主任、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副会长等。研究范围主要涵盖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广东革命史、中华民族凝聚力学。著有《中共广东党史概论》《广东革命根据地史》《民主党派的开创者—邓演达》等；合著有《简明广东史》《中国近代史通俗讲座》《香港史话》等；主编《广东省志·大事记》《广东革命根据地选论》《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广东革命史辞典》（副主编）《谭植棠研究史料》《邓演达研究与资料》等。
“我的时间不以月计，也不以天计，而是以小时计！”电话中，黄振位声音急切，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扑面而来。经过前后近一个月沟通，他终于从繁重的工作中抽身片刻接受采访。
撰写党史著作，审阅地方党史书稿，审读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展陈提纲……这位广东党史领域的“老行尊”，退休以来从未真正休息过。连压根没接触过的美术馆，找他帮助审读陈列提纲，他也不忍拒绝，一律视作党史工作者应尽之责。面积不大的家里，资料堆成山，年迈的老伴跑前跑后，帮他剪贴复印。
2001年1月，黄振位赴台湾成功大学讲学
在他看来，步入新时代的中共党史研究，正迎来继新中国诞生初期、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如火如荼的党史学习教育，更赋予党史工作者重要的历史使命。
欣逢盛世，不负斯年。黄振位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与三个黄金时代交织重叠，而最终达致“黄金段位”：他在第一个黄金时代迈入历史系门槛，在第二个黄金时代扎根党史研究，在第三个黄金时代仍老骥伏枥，义无反顾坚守红色传承。
打赤脚的历史系学生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开展革命文物资料征集，编写革命史资料，开启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彼时在粤西，生于徐闻一个贫苦家庭的黄振位开始展现出对人文历史的浓厚兴趣。
不堪回首的年少岁月，总与物质极度匮乏相连。即便如此，黄振位始终求知若渴，保持着阅读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的习惯。食不果腹的中学期间，他常常废寝忘食，沉浸在丰富的精神世界里。
常年文学浸润，提高了黄振位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也无形中塑造着他的人生观。今天，他仍对小学时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熟稔于心，铭记其名言：“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时，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类服务。”
1962年，受全国高校招生大压缩、大裁减影响，整个徐闻县就考上两名大学生，黄振位落榜。
他老老实实回乡务农，先后担任公社团委宣传委员、大队团总支书记、大队民兵营副营长兼武装基干排排长。任农村干部两年时间，黄振位以雷锋为榜样，率全大队7个自然村的青年植树造林、改良土壤、改造耕作结构、义务修路……公社第一书记在《湛江日报》写文章，称颂他的事迹。
1964年夏，黄振位领了馒头干粮，准备次日一早出发去阳江参加“四清”运动，意外接到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当时从徐闻到广州，比从广州到北京难得多：先坐汽车到湛江住上一晚，再到江门通过水陆联运，辗转两天两夜才能抵达。他的行李简单到不可想象：一个装尿素的尼龙袋，里面是一套换洗衣服，没有一分钱生活费。在暨大五六年间，黄振位无论酷暑寒冬一直打着赤脚，幸得国家助学金顺利度过大学岁月。
穿不起鞋的黄振位，就这样光脚迈入历史门槛，与党史结下半个多世纪情缘。
力保彭湃红色史料
1969年，广东省革委会在广州农讲所旧址西侧建起一座陈列馆—星火燎原馆，从全省各地抽调工作人员，黄振位是其中之一。1972年，他被正式调任农讲所纪念馆陈列部主任兼编辑组组长，其间主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周恩来一生等大型展览，同时带领工作组在全省进行调查研究并征集革命资料。
曾被日军炸毁的中共三大会址究竟在何处，此前一直是广东党史上待解的谜题。1969年下半年，黄振位等开始进行专题调查。他和同事深入查阅文献资料后发现，有三大代表提到会址在广州东山附近，于是跑到恤孤院路实地察看，多次采访周围老人，发现一间残旧破烂的自行车修理房与史料的描述比较吻合。而后通过查找当年地图和有关档案资料，初步确定三大会址位置。但由于历史原因，后续考证工作被耽误下来。直到1971年，专门的5人调查小组通过三大代表徐梅坤等人协助，方最终确认会址所在。
通过类似方法，他们还完成了1925年至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的住址确认、在广州革命实践活动的调查与资料收集工作，为日后布展和研究创造了条件。
赴各地调查的过程，就是挖掘、保存珍贵史料的过程。鲜为人知的是，“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史料当年险被付之一炬，在黄振位力陈下，才得以保存下来。
当年，黄振位怀揣省革委会介绍信，带领工作组到海陆丰收集农民运动相关革命文物与资料。不承想，受“文革”影响，彭湃从事革命活动的旧址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荒废，赤山约农会旧址甚至变成猪圈。彭湃和海陆丰革命历史资料此时竟然全部运到偏僻山区“后库”，等待烧毁。
黄振位听闻，冒雨徒步赶到“后库”，看到正待焚烧的资料和照片杂乱堆积，严厉斥责有关人员：“未经请示中央和省委批准，怎么能将这些档案历史资料烧毁？！”并果断提出要将资料悉数运回广州。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当地相关部门最终将这些革命资料保留了下来。后来，有当事人向黄振位表示：“幸亏当年你及时制止，不然现在一张纸都没有！”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农讲所曾在广州举办过六届，其中前五届均有学员姓名、年龄、籍贯，唯独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毕业生318人均无姓名记载，且广东籍学员仅为2人。黄振位等人在广泛收集各地农民运动资料的同时，也着重遍查这两位广东籍学员的下落。
由于史料毁坏严重，管理混乱，多年查寻均无结果。直到2007年10月底，黄振位收到一封署名“陈立德”并加盖公章的来信，信中称：“革命烈士陈凤鸣是我的父亲，他是广州农讲所第六届学员。”经过进一步查证和分析，黄振位确定陈凤鸣正是当届两名广东籍学员之一，告慰了险被历史遗忘的忠魂。
为客观准确展现农讲所的“本来面目”，黄振位于1981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论广州农讲所的建立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实事求是对农讲所的建立发展、教学内容及历史作用展开论述。如今，这篇文章仅在中国知网的下载量就超过640次，成为农讲所研究的先导之作。
在这一时期，他还先后访问革命先辈、原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区梦觉，参加长征的广东女红军李坚真、廖似光、陈慧清，革命老人谭天度、周士第、宋维静等人，留下一份份珍贵历史记录。
香港回归前，黄振位应邀赴港作学术报告
为“黄金时代”添砖加瓦
1978年至1980年，黄振位被借调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处工作。除协助撰写讲话稿与回忆录外，他还在北京亲身经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首道听到广播后，嘱咐黄振位找来文章，并让他与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舒同、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等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联系，询问了解情况。
某夜，王首道与张平化、周立波、黄振位四人讨论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黄振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个发表看法：“我认为文章立论和论据均是站得住脚的，尤其是文中举了马克思、毛主席的例子，非常有说服力，是一篇解放思想的好文章！”
后来，黄振位才明白，这篇文章及真理标准大讨论，事实上都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准备。
实事求是，自此被重新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也为黄振位的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1980年，黄振位主动要求返回广州，一方面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另一方面源于他对自我的清晰认知：只想做研究，不适合当官。
回到广州后，他在省社会科学院一待20年，皓首穷经、硕果累累。
这20年，也是党史研究工作得到空前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各级党史研究机构建立健全，一些革命旧址得到恢复，一大批有分量的党史文物、文献资料、研究成果面世。其间，黄振位所著《中共广东党史概论》于1994年8月出版，共24万字，被认为是“地方党史研究的硕果”“一部成功的开拓性著作”。
中共广东党史，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广东现代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怎样在强调地方特点的同时，处理好与全国的关系，写好来龙去脉，十分考验作者功力。黄振位在叙述广东的同时，坚持立足全国大局凸显广东特色，展现了深厚的研究功底。学者詹天育撰文称赞，专门系统阐述中共广东党史的著作当以黄振位的《中共广东党史概论》为滥觞。
鉴于广东有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琼崖革命根据地（旧制属广东省）、东江革命根据地等，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寻求革命共同规律，黄振位打破按块割裂研究的惯例，将广东各块革命根据地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察，历时5年写成《广东革命根据地史》，翔实记载广东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的发展进程，为老区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199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基本一字未改”，《广东革命根据地史》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黄振位还参与撰写《中国现代史通俗讲座》《简明广东史》《香港史话》等著作，发表论文100多篇，以一部部、一篇篇高含金量的作品为“黄金时代”添砖加瓦。
坚守“党史良心”
无论为学还是授课，黄振位秉持着一个理念：党史工作者要有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党史良心”，即求实之心、苦钻之心、求新之心、不懈之心，才能拿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几十年来，他一直身体力行。
对重要历史人物作出科学准确评价，向来是史学难题：评判人所持的立场、标准、角度不同，对同一个人的评价可能截然不同。对邓演达的研究，亦是如此。
在探讨和比照了以往学界对邓演达的评价后，黄振位纵观其一生革命实践，提出见解：邓演达是中国民主党派开创者、人民民主革命家。这在业界独树一帜。他还对广东党组织的重要人物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古大存、冯白驹，革命先烈彭湃、杨殷、邓中夏、杨善集，广东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高恬波等开展研究，提出不少新观点、新结论。
黄振位历来主张，评价历史人物应坚持“四论”：社会条件论、历史阶段论、具体分析论、综合考察论，同时要防止“四化”：正面人物神圣化，反面人物妖魔化，中间人物随意化，最终结论绝对化，为恰如其分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原则。
1994年起，黄振位历任《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社长、社长、主编。8年间，他一方面负责组稿编审稿和行政工作，另一方面潜心治学，推出大批学术成果，展现出一个学者的真担当与真性情。
他刚上任就提出“认文不认人，条子不优先”，文章只求质量，不收版面费。“做人要一身正气，我这人直来直去，看到不好的东西，一下子就捅出去了！”由于不擅长“关系学”，他曾碰到不少棘手问题，“上下不讨好，左右得罪人”。
他反对人云亦云。有论者认为广东党组织成立于1921年，黄振位并不赞同。他认为，虽然1920年创立的广东共产党组织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并无损于它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当时历史社会条件下的正常现象，北京、上海的党组织中同样存在这种情况，不能“自我否定”。
他还敢于“啃硬骨头”。上世纪80年代，考虑到尚没有一部比较全面系统记述广东历史发展的大事记，《广东省志》设计了《大事记》。《大事记》要从“马坝人”写到2000年，篇幅超100万字。面对艰巨任务，黄振位不回避不推诿，扛起主编职责，率领由10余位高校教授、历史学者和档案馆员组成的写作班子。历时20年，数易其稿，终于在2005年8月完成这部“传世之作”。
在他身上，性格耿直而心地柔软，这两种特质并存且毫不违和。他对同道朋友讲义气，对民族讲道义，为圈内人所熟知。有人找他审阅动辄几十万字的地方党史书稿，他也极少推辞：“我们这些人不搞叫谁去搞？”
他的老朋友、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黎显衡这样评价：数十年来，黄振位扎根研究、著作甚丰，文风求实严谨，是学界中的良师益友，吾辈楷模。
对话黄振位：党史研究要有“一心”
为学如为人。
黄振位曾说，写历史难，写好党史更难。党史研究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如何拿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成果，始终是党史工作者面临的关键课题。
几十年来，黄振位坚守“党史良心”，写出开创之作，编辑传世之书，为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写下生动注脚。
红色基因具有五重底色
《南方》杂志：多年前您在文章中写道，中共党史研究经过两个“黄金时代”。如何定义今天这个时代？
黄振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也迎来第三个“黄金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引下，全国各地都掀起征集红色史料、编撰红色书籍、拍摄红色影视作品、宣传红色文化的热潮，其深度、广度、力度都超出以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党史工作者而言，不忘初心，就是要不忘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历史，不忘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一生坚守的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不忘老一辈革命者立下的丰功伟绩。其使命就是要广泛深入研究“四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研究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拓展研究领域，着力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拿出新的研究成果，为人民群众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
《南方》杂志：怎么理解“红色基因”？
黄振位：我认为，红色基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顽强拼搏、千锤百炼而积淀的革命本质、先进思想、开拓精神、光荣传统、优良作风的总和。红色基因具有五重底色：坚定信仰、救国为民、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无私奉献。这五重底色也是五个要素，我们一定要传承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这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自己不传承的话叫谁来传承？苏联就是一个深刻的血的教训。
《南方》杂志：您提出党史工作者要有“党史良心”，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
黄振位：我在给研究生讲课时反复讲到，搞党史和革命史要有“一心”，就是“党史良心”，即求实之心—实事求是，苦钻之心—刻苦钻研，求新之心—敢于创新，不懈之心—坚持不懈。
党史研究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党史工作者必须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持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党史良心”，才能拿出不辜负人民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才能不辜负我们所处的新时代。
广东党组织成立分为两个阶段
《南方》杂志：您提出，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于1920年，这跟有的论者提出的观点不太一样。
黄振位：我认为广东党组织成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0年秋冬的初创阶段。当年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建党就去了三个城市：上海、北京、广州。1920年10月10日出版的《劳动者》第二号上，最早出现了“广东共产党”这个名称。当时广东党组织9个成员中，有7个是无政府主义者。有观点据此认为，1920年的广东党组织是无政府主义政党，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并没有划分得这么清楚，北京、上海早期党组织也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尽管它有很大缺陷，但无损于组织存在的客观事实。
第二阶段是1921年春的改组阶段。陈独秀等人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得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经过改组后成立了共产党广东支部。
这也说明，从党的早期组织开始就注重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主义者是拉了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自己的同盟者。
《南方》杂志：1925年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成立，开创中国共产党纪检工作先河，有怎样的历史原因？
黄振位：党的第一个地方纪律监察机构之所以在广州诞生，是与当时革命形势相关联的。上世纪初叶的广东，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活动，并由之逐渐摸索出纪律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地方。
中共三大召开前，党组织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党员人数少，对入党审查较为严格。但到了1924年，随着党员人数增加，一些腐败分子和思想不坚定分子也进入党组织。另外，随着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相继违反党的纪律，广东区委认为，建立专门的纪律监察机构已经迫在眉睫。
除了党内原因，也有外部因素。1923年，国民党设立了惩戒委员会；1924年，又设立监察委员会。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中共广东党组织从中也得到了启示。
《南方》杂志：您曾经对1920年10月在广州创刊的广东党组织机关报《广东群报》开展过研究，如何看待其历史作用？
黄振位：当时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了革命政府，广东政治气氛比较宽松。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前，他在北大的广东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回到广州，创办《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到广州后，于1921年成立共产党广东支部，决定把《广东群报》作为党组织机关报。广东党组织利用这一阵地，全面驳斥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还辟有《马克思研究》专栏，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对于党的思想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从实到虚，从虚到实
《南方》杂志：多年进行党史研究，您有哪些心得体会？
黄振位：无论是写论文还是写著作，都要坚持8个字：从实到虚，从虚到实。实，就是历史材料、基础材料，但做学问不能停留在积累资料这个阶段，要把它升华，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从实到虚”的过程。这个过程决定着学术水平的高低，要靠真功夫。观点提出之后，还要“从虚到实”，用实际材料来论证观点是否正确。这8个字，是我做了一辈子学问总结出来的，也是一直在坚持的。
《南方》杂志：对于当下全党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您有何建议？
黄振位：在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每到革命老区考察调研，他都亲自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缅怀革命先烈，并作出重要论述，为加强党史研究、传承红色文化指明了方向。
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动员很重要，但最关键还在于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要先学一步真正投入进去，深入领会党史的精神实质、经验教训，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拿出行动，不能停留在表面。
同时，各地要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把长期收集的资料系统整理编辑好，以传后世。各地举办的红色展览，要坚持红色主线，办出自己特色，提高展陈质量，以达到最佳宣传教育效果。
◎《南方》杂志记者／刘艳辉 发自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