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广东是中国侨务资源大省。数以千万的侨胞和归侨，无论是在与中国相隔千万里之处打拼，还是已经回到故乡安居乐业，与中国及广东的情感始终相连。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专访了3位与广东密切相关的侨界人物。他们各自有着不凡的人生经历，不仅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峥嵘岁月，亦彰显华侨华人和归侨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的重要贡献。如今，新的征程已经开启，新的使命催人奋进，这些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动人故事，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砥砺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办公室里挂着红灯笼、中国结和书法，暨南大学日籍教授栗原博这样表达他的中华情。即使是节假日，他也会一早出现在这里，开始一天的忙碌。

　　栗原博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他母亲栗原悦子16岁时来华，把青春献给中国的建设事业，直到退休后才回到日本。栗原博本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中国度过，直到32岁时随父母迁居母亲的家乡日本。栗原博曾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大村智，成为研发创新药物的科研人员，先后任职于日本多家知名研究机构和企业。2004年，受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新生邀请，栗原博加盟创立不久的暨南大学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15年来，栗原博的团队聚焦中药对疾病易感性作用的研究，破解了中药药效表征难的瓶颈问题，建立起适合中药作用特点的药效评价方法，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获得了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

　　“我的根在中国，母亲的榜样力量激励我回来，为中国的建设和中日间的交流尽一份心。”栗原博说。

　　其母是日籍中共党员

　　南方日报：您母亲是怎样来到中国的？

　　栗原博：我母亲栗原悦子出生在日本东京。1945年，美国空军轰炸东京，居民纷纷疏散。那时，我母亲是一个16岁的高中生，因为家庭问题而离家来到中国东北，在延边找了份仓库保管员的工作。不久，仓库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接收，她就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

　　南方日报：您母亲当时年龄很小，从事什么工作？

　　栗原博：她在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分区的医院当护理员，那家医院里留用了一批日本的医生与护士。我母亲年纪小，很快就学会了中国话和朝鲜话，也做一些翻译工作。

　　之后，母亲随部队参加黑山阻击战等辽沈战役的多场战斗，辗转锦州、沈阳多地，护理伤员。之后，为支援新中国成立时期的重工业建设，母亲转业去了煤矿重地北票矿务局的职工医院，当时才20岁开头。

　　南方日报：您父母是怎么相识的？

　　栗原博：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医科大学生。1948年，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医科大学留校工作的他，主动申请到基层工作。于是，在北票矿务局职工医院，我父母亲走到了一起。1954年，我在北票出生。我三岁的那年，随母亲去过日本探亲，几个月后还是回到了中国。

　　我父亲作为儿科主任，常常在深夜赶回医院救治病人，连续几天不回家是常有的事。母亲在内科工作，有时为抢救病人深夜时才能回来。

　　我母亲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申请入党，直到在沈阳药科大学工作期间，她终于如愿地成为了一名日籍在华中国共产党员，她觉得非常光荣。现在，在我日本家中的墙壁上，仍挂着一张母亲上世纪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证书。

　　南方日报：在推动中日交流方面，您母亲花费了大量心血。

　　栗原博：是的。从上世纪50年代起，母亲多次向日本媒体介绍新中国的发展面貌，向日本议员解说中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世纪70年代末调离北票到沈阳药科大学任职，她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在沈阳广播电台教授日语多年，还担任中国国家医药管理局在沈阳药科大学举办的日语出国培训班，以及沈阳药科大学药学日语班的主讲。母亲说，她小时候有两个愿望，一是当护士，二是做老师。这两个愿望都在中国实现了。

　　母亲离休后回到日本定居，继续为中日友好出力，参加当地的中日友好活动。每当中国政府团来访滋贺县和大津市时，她都被当地政府安排出席。

　　来粤后转而研究中药

　　南方日报：您是怎么走上药学研究的道路？

　　栗原博：上大学前，我在辽宁下乡做过知青，后进入沈阳药学院（后更名为“沈阳药科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从事药理研究。1986年，我和家人回到母亲的故乡日本，获得北海道大学医学部博士学位。我曾在日本北里研究所、日本科研制药研究所从事药学研究。1993年，我进入日本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三得利做新药研发。

　　南方日报：去日本前，您会说日语吗？

　　栗原博：我从小就听家人说日语，所以日语基础较好。我的普通话带有东北口音。

　　南方日报：您后来如何回到中国发展？

　　栗原博：到了日本，我心里总想有一天还会回到中国。200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新生在暨南大学组建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

　　我父母和姚新生院士曾经是邻居。姚院士担任过沈阳药学院的负责人，也曾是我母亲日语课的学生，赴日本深造后获得东京大学药学博士学位。我去日本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尽可能地提供一些科研所需的仪器。他后来邀请我加盟暨大，当时我49岁，还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年纪。于是，2004年，我正式来广州工作，并且在日本企业的支持下，带来了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与科研基金。

　　南方日报：加入暨南大学后，您的研究方向由西药转向中药吗？

　　栗原博：是的。中药是中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强项。但中药的作用机理尚待明晰，于是我选择这条路重新开始科研。

　　我的团队研究中药方剂对治病的科学内涵，基于“情志致病”中医理论，聚焦中药对疾病易感性作用的研究，构建起适合中药作用特点的药效评价体系。此外，通过研究心理因素对人们体质和疾病易感性的影响，我们的团队希望加强对疾病的早期预测、早期诊断，提高疾病诊断与防治能力。

　　南方日报：在刚刚过去的教师节，您一定也收到很多祝福。您带出了许多出色的学生，如何理解教师这份职业？

　　栗原博：人在什么环境里，就会有什么心态。总跟学生在一块，我个人也深受其益，感觉到活力与充实。同时，我也常常鼓励学生们发挥出更多的潜力与价值。

　　我的团队中曾有一个香港学生，学业优秀，但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我连续几年为他提供经济支持，鼓励该学生攻读博士学位。从暨大博士毕业后，他入职香港一所知名高校，我对此很欣慰。

　　鼓励年轻人心怀匠心

　　南方日报：您是2011年度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得主。作为华裔日籍科学家，在促进中日交流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

　　栗原博：中日是邻国，有几千年交往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国间的学术往来日渐密切。我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大村智博士，也是暨大客座教授。

　　在中药的药效学及作用物质基础研究方面，我的团队与东京大学等日本高校有很多交流。今后的合作，会向产学研成果转化方面倾斜。在中药及保健食品的应用开发方面，中日团队的合作前景很广阔。

　　南方日报：您团队的年轻科研人员成长迅速，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栗原博：到暨大的头几年，研究团队只有我一人。2009年以来，我指导的“80后”博士何蓉蓉和“85后”博士李怡芳都留校工作。如今，她们都已是广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何蓉蓉教授还入选国家级多个人才项目，成为国家优青和珠江学者特聘教授。近些年，实验室先后获中国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荣誉。

　　在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早期，导师大村智告诫我，一个年轻人也好，一所实验室也好，选定科研方向后坚定走下去，持之以恒，一生做好一件事，就可能会有收获的。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变化？

　　栗原博：中国曾经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今，中国正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未来会变得更加强大，这个势头很明显。

　　也是由于中国的开放与高速发展，亚洲才得以真正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崛起”才得以真正成为现实。近些年，越来越多跨国企业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重视。日本汽车和化妆品的业务主要增长点，就是有赖中国市场。中日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拓展。

　　南方日报：您父母回中国多吗？他们对中国近年的发展新貌有何感受？

　　栗原博：母亲在中国工作大半辈子，回到日本后也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新貌。母亲是我一生的榜样！我父母都九十多岁了。每年冬天，他们都会来广州住两个月，对广州的环境和发展都很喜欢。现在我所做的一切，也是延续父母未竟的事业。

　　南方日报记者 龚春辉 林亚茗

　　策划：林亚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