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先锋风采

胡福明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2008年12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摄

　　胡福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发现错误思想不去批判，我就对不起党，不配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回忆起当年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初衷，今年83岁的胡福明仍然心潮澎湃。

　　1976年秋天，“四人帮”倒台，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做教师的胡福明和同事们一起，以饮酒吃蟹的方式来庆贺，并积极投身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然而，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这等于给揭批‘四人帮’的热潮泼了一盆凉水，等于回到了‘文革’老路子上去。”胡福明当时很吃惊。

　　但他也很快意识到，抓住了“两个凡是”，就抓住了批判“四人帮”、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然而，胡福明感到心里没底，直接批判“两个凡是”，他敢写也没人敢发。1977年三四月份，胡福明犹豫了一个多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最终占了上风，他暗下决心开始动笔。

　　1977年7月，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去陪夜时，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带到医院，在病房走廊里草拟文章提纲。5天后，妻子出院了，提纲也大致写成了。9月初，胡福明将8000字左右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编辑。

　　后经反复共同讨论和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于第一版，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文章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发。同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些年，在胡福明的书桌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都是他经常要翻阅的材料。他仍在思考更多、更迫切的现实问题。“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理论工作者的新实践。”胡福明说。

巨晓林在津秦铁路客专中心料库进行接触网预配（2012年8月14日摄）。新华社发（李朝臻 摄）

　　巨晓林：带领团队每年都取得创新成果

　　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他编撰的《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成为铁路施工一线“宝典”；身高只有1.62米，却被工友们称为“小巨人”；从一名普通农民工，一步步成长为知识型工人、全国劳动模范、全总兼职副主席。

　　他就是巨晓林，逐梦永不放弃、创新永无止境。

　　2018年，巨晓林带领他的团队又取得两项技术创新成果。在编印成册的汇报材料中，每一张图纸都是他一点一线量出来、画出来的。干了30多年的铁路接触网施工，他刻苦学习，记下了近300万字的笔记；认真钻研，掌握了大量铁路接触网施工所需要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勇于创新，先后参加过大秦线、京郑线、哈大线、京沪高铁等10多项国家铁路重点工程建设，创新施工方法114项。

　　“现在年纪大了，社会活动也多，但我每年至少要在一线工地干上几个月。我带领的创新团队，每年至少要取得两项创新成果。”他说。

　　如何做到每年都取得创新成果？巨晓林告诉记者，随着时代发展，施工标准、工艺、材料都在变，给了创新无限的可能。30多年来，从普通铁路到高速铁路，从人拉肩扛到全机械化操作，“农民工也要勤学习、懂技术，技术好我们就不会被淘汰”。

　　1987年，24岁的巨晓林被招录为中铁电气化局一处三段的农民合同工。面对集铁路电力、电务、工务等多种专业技术为一体的电气化铁路施工技术，他没有退缩，白天在施工中跟着师傅学，晚上放下饭碗又撵着师傅问这问那。营地熄灯后，他打着手电筒把学到的知识记在笔记本上。几十部专业书籍堆满了他的床头。工地转移到哪儿，这些书就带到哪儿。

　　即使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巨晓林仍然感到有“缺憾”要弥补、要学习。2019年，他打算开展隧道接触网施工方法的攻关，在这片他的“空白”上取得新的创新成果。

蒋佳冀登机准备训练（2014年12月2日摄）。 新华社发（梁杰 摄）

　　蒋佳冀：乘着改革强军的东风奋飞

　　以大比分夺得空军首届对抗空战比武“金头盔”、空军目前唯一一名三次夺得“金头盔”的飞行员……这是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部队长蒋佳冀头上炫目的光环。被表彰为“改革先锋”后，这位“80后”部队长说：“这个荣誉不仅是我个人的，更是对我们团队在军事训练改革中作出贡献的充分肯定。”

　　“三夺‘金头盔’，证明了我是一名好飞行员，但怎么证明我带的团队是好团队？”走上飞行指挥员岗位后，蒋佳冀率团队巡边境、越大漠、飞远海、上高原，跋涉在聚焦实战、改革创新的强军之路上。

　　2016年初春，他率队从西南腹地飞跨数千里，到海拔3700余米的高原某机场展开空中警巡，为已创造空军高原飞行史上多项“第一”的团队再添新绩……

　　2017年4月，部队编制体制调整，蒋佳冀任航空兵某部部队长。蒋佳冀和党委一班人带领部队换羽重塑，组建一个月即完成跨区机动、下半夜飞行等训练任务。半年多时间里，他们不仅牵头负责某高原机场各型飞机的作战战备训练，还对作战战法、空域划分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也许我生来就是要打硬仗的！”蒋佳冀说。2018年，他所在部队列装国产新型战机，同步推行新一代军事训练法规。面对两大挑战，他感到沉甸甸的责任。

　　“牢固树立‘为战而练’的训练价值观，以换装为主线，打牢基础、训强骨干、创新战法，为成为新锐作战力量奠定坚实基础。”蒋佳冀与党委一班人统一建设发展理念。

　　换装伊始，他们就组织飞行员赴兵器生产厂家进行电子战学习，邀请电抗、地导、雷达等专家来部队授课，并进行多项内容校飞……短短8个月，数十名飞行员完成换装训练任务。

　　去年4月，他们驾新机完成了复杂电磁环境下实弹打靶；9月，首次征战生命禁区，创造了该机型的5项“首次”；年底，部队形成了作战能力。

　　“感谢这个伟大的新时代，让我们这一代飞行员能踏着改革强军的节拍，发挥自主创造力，为战而研、为战而练、为战而飞！”蒋佳冀说。

这是1992年2月11日，王大珩在北京。 新华社发

　　王大珩：开创新中国光学事业的“追光者”

　　1953年底，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成立不到两年，在器材和设备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一位青年人和同事们炼出了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随后不到6年的时间，又相继研制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一系列光学仪器，建立了从研究到设计，再到材料、加工生产、检测的一整套科研体系，一举填补了光学领域的多项空白。

　　他就是“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他一手筹建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是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前身。直到如今，王大珩的精神依然是所里科研人员奋斗的指明灯。

　　王大珩生于1915年。1932年，17岁的王大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王大珩远赴英国留学。1948年，王大珩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与生活条件回国。1951年，他受中国科学院邀聘筹建仪器研制机构。

　　在海外学习技术光学和玻璃制造技术的求学经历，让他拥有了扎实的专业基础。除了研发各种光学仪器外，王大珩还带领近千人的队伍，参与“两弹一星”项目所有光学研究任务，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1975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发射。该项目对卫星上安装的对地观测相机提出极高要求，它既要达到较高分辨率，还要经得住自动拍摄的震动。在国外技术封锁的背景下，王大珩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加班攻克难题，最后如期完成任务。当卫星带着拍摄信息返回地面时，中国人首次成功地看到了清晰的卫星图像。

　　王大珩倾尽一生发展祖国光学事业。临终前他只有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让更多人了解光学知识；进行光学名词审定，出版一本光学名词的官方版本。在病床上，他还坚持起草光学名词审定的报告。

　　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