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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春天對香港人而言，注定難忘。
2002年年底，一種不明原因的傳染性肺炎開始在廣東部分地區傳播。這種非典型肺炎後來被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為「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
「當時我們知道廣州發生疫情，所以香港高度戒備，但當你不了解這個病原體的時候，其實很難真正去預防，因為你連它的傳播模式都不知道。」近日，在其香港彌敦道的診所內，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高永文向南方報業記者憶述他當年作為抗擊「非典」一線指揮官，直面疫情慘烈的「艱難歲月」。
這次經曆在他的職業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從某個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指引。「香港開始高度重視公共衛生安全，以應對公共衛生安全的挑戰；香港和廣東兩地醫護人員的合作也從那時起正式展開。」高永文說，從抗擊「非典」到抗擊新冠疫情，香港人有了更充足的底氣。
高永文
前所未有的「戰役」
踏進診所辦公室旁的小房間，記者第一眼就看到桌面上放滿各種茶具，旁邊有一大支酒精搓手液，還有一包濕紙巾和一盒面巾紙。開完會的高永文匆匆走進房間第一件事就是用酒精搓手液洗手，受訪全程也沒有摘下過口罩。
「從SARS（非典）到現在，我幾乎每天都要使用幾十次搓手液。」今年65歲的高永文1991年加入香港醫管局，盡管在SARS來臨之前，也曾處理過大大小小的傳染病事件，積累了不少經驗，但2003年初爆發的疫症仍然在他的職業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03年3月「非典」疫情在香港暴發，時任香港特區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何兆煒在工作中不幸染病入院。高永文臨危受命，署任行政總裁，成為香港抗擊「非典」疫情一線指揮官。
「當時一方面疫情慘烈，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香港公共衛生安全體系的薄弱。」有著「切膚之痛」的高永文深刻認識到公共醫療系統的重要性，同時要守住香港這個「高度開放自由港」的公共衛生安全，「挑戰也特別大」。
記者：香港是什麼時候開始關注到SARS在本地傳播的？
高永文：2003年年初，我們知道廣州出現了非典型肺炎疫情，但那時還不知道是什麼病原體引致這個疾病，所以香港那時已經很緊張。我們開始在公立醫院裏面提醒我們的前線醫生要留意非典型肺炎，並呈報相關病例。
3月初，在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開始有一些不明原因的發燒和肺炎的病例。3月10日醫院就向我們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呈報。當時我自己去到威爾斯親王醫院病房去了解情況，發現已經有好幾十個病人被感染，一些病人的家屬，甚至醫護人員、醫學生都受到感染，當時香港的SARS疫情可以說是正式開始了。
記者：當時采取了什麼應對措施？
高永文：SARS是一個我們從未見過的病。除了參考一些公共衛生學的黃金定律之外，其實很多措施都是按照我們的醫學常識和科學證據逐步摸索出來的。比如早期鑒於威爾斯親王醫院有很多受感染的病人，還傳染了探病家屬，進而傳播至社區，我們首次提出禁止探病等。現在，新冠疫情期間很多醫院依然采取了這個措施，用來控制醫院的人流。
從3月初開始，我們醫管局總辦事處就開始協調聯網醫院應對疫情，同時也與衛生福利及食物局緊密溝通，定期開會匯報情況。
另外，香港有兩間大學的醫學院團隊在微生物學領域享有盛名。於是，他們也在發揮作用。3月中旬，香港大學團隊在全球率先培養出SARS冠狀病毒，並明確了這種非典型肺炎的病原體。之後我們就擁有了快速測試的能力，能夠加速在全國範圍內辨認真正受SARS感染的病人。
記者：「非典」疫情對香港社會有怎樣的影響？
高永文：有一段時間香港的街道上幾乎沒有人，機場也沒有人。所以盡管SARS在香港只持續了大約3個多月，但這三個月對香港的影響非常大，社會上的恐慌情緒非常嚴重。
第一是因為這個病有相對高的死亡率。根據統計，SARS在香港的死亡率超過了10%，這當然會引起市民的恐慌。第二，因為SARS，現代文明社會第一次有那麼多高度專業的醫護人員在現代化醫院裏被感染，而且數目不少。所以當時連醫護本身都非常擔心，但他們沒有退縮，始終堅守崗位，這其實也彰顯了香港醫護人員高度的專業精神。
記者：經過SARS一役，您認為香港在應對公共衛生事件上是否有了更成熟的表現？
高永文：一方面這是個很沉痛的教訓，從個體層面到管理層面，我們都明白了一個道理，不管我們自認為醫學有多麼發達，一個簡單的病毒都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威脅，給人類生命造成很大的損失。另一方面，它也提醒了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公共衛生安全。所以，香港之後成立了衛生防護中心，建了傳染病醫院，陸續投放了不少資源建立防護網絡和健全相關機制，以應對公共衛生安全的挑戰。
從SARS到現在，其實香港的隔離措施、醫護的防護裝備等已提升不少，香港處理威脅性傳染病的能力也高了很多。無論什麼時候，我們都要做好最壞打算，防禦必須走前一步。
見證香港與內地醫護人員合作擴大
2003年4月「非典」肆虐的高峰期，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對高永文說，內地在中醫藥抗擊「非典」方面有不少寶貴的經驗，「應該借鑒一下」。
隨後，高永文帶隊到廣東省中醫院進行調研，並由此開啟了邀請廣東省中醫專家赴港，兩地專家並肩作戰，采取中西醫結合治療「非典」的合作。
「2003年5月，廣東省中醫院就派出中醫專家赴港，並在前線病房直接參與工作，與香港醫護共同商討診療方案。」高永文回憶，香港與內地的中西醫合作正是從那時逐步展開。
「非典」之後，兩地簽署了合作協議，引進內地中醫專家輪流來香港，參與臨床、教學和科研，這一做法一直延續至今。
記者：在抗擊「非典」過程中，香港與內地有沒有像現在抗擊新冠疫情一樣展開深度的合作？
高永文：在SARS高峰期時，香港的醫療物資，特別是防護衣物不足，中央迅速馳援送來大批保護衣物，這是全香港人都看到的。
2003年4月，受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委派，我和香港衛生署及醫管局的專家來到廣東省中醫院考察。我們發現他們采取中西醫結合的方式治療SARS，並取得了一定效果。所以我回到香港後就馬上向衛生部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提出，希望廣州能派出有治療SARS經驗的專家來香港，和我們香港的中西醫一起治療SARS病人。5月初，廣東省中醫院就派出專家來到香港，立即與香港中西醫專家開會設計臨床研究方案。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們都在一起並肩作戰，撰寫科學研究報告，並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證明中西醫結合治療SARS能夠緩解病症，並減低需要使用的激素劑量。
記者：這樣的合作之前有嗎？
高永文：真正（粵港）兩地的醫護人員合作，特別是中西醫合作，就是在SARS那時開始。
2003年11月，我再次訪問廣東省中醫院，並且與廣東省中醫院簽訂了一份合作備忘錄，邀請廣東省中醫院在SARS疫情過後仍然輪流派中醫教授來香港協助我們發展中西醫結合。這個安排從SARS到現在十幾年間，對香港中醫藥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更深一個層次的影響是，這種人員合作得到了不斷發展。
在香港新冠疫情的嚴峻時期，中央也派出了醫護人員及醫學專家來港支援。當然除了醫護人員之外，中央還給了香港很多醫藥及生活必需品的支援，幫助我們興建隔離設施、提高檢測能力等等。而這次的合作規模和深度也遠遠比SARS要大，所以SARS是一個開始，中間是持續，到新冠疫情時是一個規模更大更全面的合作。
此外，經過SARS一役，內地、香港與澳門三地醫療衛生系統定期開展高層會議，就傳染病議題及其他醫療系統問題進行交流，並建立了恒常通報機制。現在我們擁有了一個更完善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通報機制，各地在疫情控制措施方面也有了更密切的交流。
盼香港公私營醫療體系為大灣區貢獻經驗
高永文是香港有民調記錄以來民望最高的官員，在任期間支持率長期保持逾七成。他謙虛地說：「我不會為自己打分數，我覺得是工作性質的問題，我們處理的是民生議題，所以比較受關注。」
「抗擊「SARS」也讓我開始思考如何讓公私營醫療體系發揮最大作用。」2012年，高永文出任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在隨後五年的任期內，他先後處理過香港公私營醫療合作、推動自願醫保計劃等棘手議題，又啟動了香港10年醫院發展藍圖。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一直致力改革香港的醫療模式與方案。
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他在近年提出的建議也主要圍繞粵港澳大灣區的醫療體系融合，讓香港在其中找到最合適的位置。
記者：您覺得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理中，公私營醫療系統能分別發揮怎樣的作用？
高永文：從SARS開始，我們了解到一個強有力的公共衛生系統對於應對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和傳染病的挑戰是非常之重要的。
香港的醫療系統與內地有所不同。內地以公營醫療為主，無論是SARS還是現在的新冠肺炎，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系統發揮的作用。它能夠有一個統一的措施，有效地執行。這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有效率的公營衛生系統才能夠做到。
以香港的情況來看，我們發現私營醫療系統的配合其實也非常之重要。它可以協助我們的公營系統接受一些非傳染病的病人。公營系統在面對大量傳染病病人的時候，正常運作會受影響，從而忽視其他非傳染病病人的救治。這正是發揮私營醫療機構力量時候，能夠幫忙診治這些病人。另外，無論在社區做大規模檢測或推動疫苗接種時，私營醫療體系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從這兩方面可以看出，在香港雙軌的醫療系統裏，公營和私營是可以恒常合作，尤其是在大規模傳染病或者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記者：它對內地的醫療改革能帶來什麼啟示？
高永文：實際上內地的醫療改革也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大量病人都集中在公立的三甲醫院看病，令到大城市裏的三甲醫院非常擁擠，存在病人「看病難」的問題。
近幾年來，我們國家的醫療改革方向其中之一，就是鼓勵社會辦醫。我過去幾年離開政府之後，也特別關注這一方面的發展，尤其是鄰近香港的大灣區內地城市。這裏人口數目大，經濟發展也非常之好。凡是經濟高度發展的地區，那裏民眾對於高質量的醫療服務需求一定是非常之大的。純粹靠公立三甲醫院，我相信不能滿足這方面需要。
我一直都希望能夠推動香港和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醫療體系融合。比如醫療專業人員、辦醫團體的合作交流等，讓香港一些值得借鑒的醫院管理經驗、創新醫學模式以及創新醫療科技得到推廣。
記者：您近幾年在全國兩會上提出的建議，多是圍繞香港和內地的醫療融合問題。
高永文：這很值得關注和推動，尤其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融合，也能解決香港「看病難」的問題。這個過程中有難點也有前瞻性的亮點。第一，兩地的醫療制度不一樣。從宏觀層面的醫療政策、醫療保險政策到醫護人員培訓、就診安排的細節流程等都不一樣。第二，兩地醫護人員准入機制也不同，過去通過《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已經做了一些安排，使香港的一些醫護專業可以比較容易在內地獲得執業資格。第三就是兩地藥物使用不同。但內地去年推出了「港澳藥械通」，現在已經有二三十種藥物和醫療器械在大灣區一些指定的醫療機構裏使用了。
希望未來大灣區內地城市可提供更多便利港人跨境就醫的措施，例如完善香港跨境支付醫療費用制度、建立電子健康檔案共享機制等，便利港人北上就醫，緩解香港醫療服務的壓力。
高永文與記者交流
最大滿足感來源於服務病人
在高永文診所的牆上，有兩幅墨寶特別醒目：一是由國學大師饒宗頤在百歲生日當天親筆揮毫相贈的「仁心」二字；一是好友邱騰華手書贈予的行書律句「仁心善政兩得彰，俯首孺子俠心腸。懸壺匡正扶病弱，傲骨瀟灑醉茶香。」
仁心，正是許多病患和香港市民對「高醫生」的評價。
而在高永文心中，回歸臨床，治病救人也是他所最鐘情的事業。
2004年，高永文戰罷「非典」回到坊間與別人合夥開了骨科診所；2017年任期屆滿，再度轉身，披上醫袍。
「當然，任何時候需要我，我都會挺身而出」，2022年7月1日正式出任行政會議成員，高永文說，「因為我是一名醫生。」
記者：您兩次從政府部門退出來後都重返臨床醫療工作。
高永文：臨床醫療從來都是我自己最大的興趣，雖然我在不同階段都離開過臨床的服務，去接受一些新挑戰或者在管理方面的工作，其實最終我還是希望能夠回歸到臨床。作為一個專科醫生，對我來講最大的滿足感其實是直接服務病人，讓我覺得我幫到他。而且我覺得做臨床醫生能給我一個彈性，讓我以此為基地去推動其他工作，譬如大灣區醫療合作。
記者：那麼在政府的工作讓您有哪些感悟？
高永文：健康中國也是我們國家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在醫管局和食衛局的經曆使我明白，要讓社會裏每一個人都能夠健康，獲得適當的預防和治療，其實不是一個容易的事，也不是一個人能夠做到的事。這需要很多人和專家去幫忙建立一個系統，去推動這個系統的持續發展，才能確保社會裏的每一個人，都能夠享受到良好的預防性和治療性醫療服務，都能夠享有健康。
記者：作為本屆香港政府的行政會議成員，您想為香港再做些什麼？
高永文：行政會議裏的工作剛剛開始。第一件事當然是要配合政府，支持政府做好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讓香港社會早日走出疫情影響。在後新冠時代我也會繼續和政府進行緊密聯系與合作，關注香港醫療系統中長期存在的問題，進一步推動香港的醫療改革，使香港公私營醫療體系的平衡和健康得到進一步發展。
策劃：侯小軍 張純青
統籌：趙楊 胡念飛 謝苗楓
協調：區小鳴 王勇幸 陳彧 陳晨
撰稿：張詩雨
拍攝：李喬新
剪輯：張詩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