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认为，需要从更高意义层面去理解减税。“它不是一般的政策调整，而是改革再出发的一个具体行动。回顾我们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对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减税让利，所以减税让利从来不是一个政策调整，它是一个改革。”
距4月1日增值税减税政策落地倒计时仅三天，中国政府的2万亿减税降费政策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再度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这次减税降费，对整个制造业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3月29日，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詹艳景在主题为“减税的逻辑”的分论坛上感慨道，一旦政策下来，整个产业链中每个环节或者每个企业，都需要重新平衡，相信每一家企业都会不同程度感受到减税的好处。
此前的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演讲时表示，我们对所承诺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等措施一定要兑现。减税降费是公平普惠、直接有效的改革举措，是今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今年减税和降低社保缴费措施，可减轻企业负担近2万亿元。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各大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向“鸽派”靠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政府也纷纷开出了“减税”药方。对于中国政府的减税逻辑，当下的分析普遍认为是出于两大考虑，一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存，陷入困境的企业急需“减负”；二是美国政府大规模减税政策下，为保持中国企业竞争力需要减税。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认为，需要从更高意义层面去理解减税。“它不是一般的政策调整，而是改革再出发的一个具体行动。回顾我们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对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减税让利，所以减税让利从来不是一个政策调整，它是一个改革。”
企业：减负力度大，消费者受惠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今年计划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是继去年首次下调增值税税率之后，再次重点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进行减税。
作为论坛上唯一一位来自中方的企业代表，詹艳景以中车公司为例，介绍了减税降费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她看来，此次减税降费力度非常大，增值税一下子降到3%，企业和消费者都将受益很大。根据市场传导机制，“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回馈到我们社会的各个行业去，促进各个行业投资意愿增强，进而促进整个经济发展。”
谈及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50%提高到75%的政策，詹艳景指出，对制造业影响非常大，“我们中车一年的研发费用大概是100个亿，这意味着我们一年至少是拿到了10个亿的研发补贴，这10个亿我们都投入了新的研发，我们的企业才能走在全行业前列。”
此外，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明显下降，中车作为人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受益匪浅，“我们有18万名员工，每年交养老金大概30个亿，如果是降20%，对我们来说就是6个亿的成本降低，或者是6个亿的利润增加，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策支持。”
除了大型企业，小微企业也将受到广泛影响。詹艳景在论坛上分享了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朋友管理2万多个小微企业的记账，他说，这次减税降费，包括提高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纳税起征点，对他们超过一半的企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利润和现金流，从而增强企业投资意愿，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这是詹艳景所理解的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的积极效应。同时，考虑到美国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等国际社会上的因素，詹艳景认为，减税降费有助于提升中国的竞争能力。
如何防止“拉弗曲线”失灵？
2017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美国企业所得税率将从35％大幅下降至21％，个人所得税方面，大部分税率有所下降。在减税效应刺激下，美国企业盈利创新高，资本支出一度高涨，去年二季度美国GDP增长飙升至逾4%，但刺激效应很快消退，四季度GDP增速已下修至2.2%，2018年增速2.9%，不及特朗普政府预期。
与此同时，自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公共债务增加逾2万亿美元。今年2月12日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公共债务规模史上首次突破22万亿美元。除了美国国会大手笔增加国内和军事项目开支，大规模减税政策被认为是助推美国债务加速飙升的重要原因。
在意大利CANDY集团董事长Aldo FUMAGALLI看来，特朗普政府税改1.0有帮助到经济的增长，但他认为政策有效性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至于酝酿出台的税改2.0，Aldo FFUMAGALLI表示，现在还不知道特朗普政府有什么新做法，考虑到税改1.0后已确定的水准，预计不会降得太多。
对比来看，Aldo FUMAGALLI认为，中国的税改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我没有看到任何负面的问题”。中国现在是非常严肃地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你们降低了附加税，并没有动太直接的税，在欧洲我们在降一些直接的税，这些都是根据国情来进行的。”
如何理解拉弗曲线中税基和税收收入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指出，企业利润增加了，企业活力增大了，经济就是有活力了，开始培育更多的税基，在特定的期限内，税收会减少，但长期来说是使税收收入有更加稳定的微观基础。
世界上所有减税都是逆周期的，当经济处于下行时，企业有各种困难，要有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次我欣喜地看到，在李克强总理的督促下，减税真的开始了。”吴晓求指出，财政政策过去在这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2018年7、8月份时，我对财政政策提出了批评，经济这样下行怎么税收还增长了14.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则表示，对任何政府而言，客观上不能没有税收，但最优税率是多少，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唯有通过立法把税制的结构尽可能地合理化。贾康认为，要跳出财政看财政，一个宏观财政政策回落到微观上，让它更好地发挥市场工作，搞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活力是不是可以发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贾康指出，美国的税是直接税为主的，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方面的设计，对经济起到一个“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但与美国情况不同，中国除了减税，还有降费的说法。比如说，“五险一金”我们是全世界最高水平，企业要交20%，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行政性收费。不合理成分更明显的各种负担怎么降？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硬骨头。
在博鳌论坛的演讲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这对企业是重大的利好，但对政府是巨大的压力。我们要求各级政府自身必须过紧日子，压缩一般性支出，盘活存量资产和资金，增加的收入和压减的支出主要用于支持减税降费，以此换取企业效益的提升和市场活力的增强，走出一条开源节用、惠企裕民的新路子。
如何保障政策落实到位？
如今，这个大大提振国内市场主体信心的减税政策已出炉，后续能否不打折扣地落地，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贾康在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企业和纳税人无论是交税还是交费，总体感觉还是能逃避就尽量逃避，“税务机关发现，基本养老缴费3/4是不足的，总理表态原则上不能再提高负担了，这个就比较难办了，有欠缴10%的，有欠缴90%的，这些都是中国的难题。”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孙瑞标表示，大家对税务工作寄予了很大希望，希望我们把这个工作落实到位。我们也是积极地落实国务院的放管服的要求，不断地转变服务理念，不断地改变服务方法，不断地严密监管体系，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信息化水平得到提升，2016年上线的金税三期工程使整个征管水平大幅提升；推出了税收发展历史上第一个以自然人为对象的系统；推出了全国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局，使纳税人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办理税收事项；精减了一千多项办理纳税方面的资料工作等等。
此外，国税总局还推出了一系列管理规范，比如纳税管理规范、征收管理规范、税务侦查规范、出口退税规范。其中的纳税信用管理办法，根据纳税人税法遵从的情况分成五类，对纳税信用程度比较好的纳税人，给予绿色通道等更多便利，银行对这些企业贷款也可以更加放心。对纳税遵从度差的，从严征管，甚至列入黑名单，联合各部门进行联合惩戒。把纳税人分成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管理更加规范和精准。
此外，提高法治化水平上，目前国内有18个税种，其中8个税种已通过立法，另外10个以国务院条例名义对外公布。“按照中央要求，在2020年以前，要把所有的税法上升为法律，使立法水平进一步提高，税收法定原则得到落实。”孙瑞标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向秀芳 广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