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新闻论文

　　题目：符号互动视角下中国国际传播的障碍与优化策略

　　作者（主创人员）：张志安、唐嘉仪

　　编辑：陈国权

　　推荐单位：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符号互动视角下中国国际传播的障碍与优化策略

张志安 唐嘉仪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是中央面临新的国际形势和舆论环境，围绕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专门就国际传播问题提出的全新要求和系统阐述。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传播工作方面的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全方位展现自身的实力以及国家进步情况。然而从国际传播的现状和效果来看，不难发现，这项工作仍然面临巨大挑战。比如，有学者则指出，“中国对外传播的效果长期以来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显然存在于传播者无法真正了解海外受众具体而独特的文化需求”。

　　本文认为，要厘清当前中国在国际传播工作中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可以尝试从符号互动的角度切入。根据符号互动论，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号性的（symbolic）。符号互动论认为，符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一个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没有语言就没有沟通，就没有思维、思想和自我”——而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可以被视作一种国与国、国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符号互动的过程如同波浪一般，水分子（意义本身）没有直接转移，但波浪（意义的生成模式）却扩散开去”。

　　在符号互动的理论视角下，影响中国国际传播效果的四个主要障碍可以被形象地概括成四个符号：“眼镜”、“巨龙”、“筷子”、“大象”。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有效性，我们认为，可以从符号互动的视角出发，剖析清楚国际传播工作的主要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完善工作思路和寻找应对策略。

　　一、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改革开放，中国打开大门，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一直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无论是从机遇或挑战的角度看，国际传播工作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都具有极端重要性。

　　首先，从机遇的角度看。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本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有更多机会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经济合作、对外援助、文化交流等众多途径中，中国的国际传播日益走向深入。比如举办一系列大型体育赛事或展会，从奥运会、亚运会到世博会、进博会，使中国获得了更高的国际声誉。此外，在一些重大国际公共事件中，中国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比如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挑战，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不断塑造和强化自身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些努力和实践，有利于减少世界各国对中国长期以来的刻板印象和消极态度。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正从全方位、多角度地融入世界。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传播，有助于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制度、文化和国情的认知、理解和认同。

　　其次，从挑战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国作为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四大古国之一，国家形象长期以来存在被扭曲或误解的问题。为塑造和建构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更积极、更正面的国际形象，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更好的舆论环境，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传播工作的实际效果并未达到理想预期，无论主流媒体的传播还是政府部门的外宣，都或多或少存在不愿说、不会说、说不通、说不好等问题。而且，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特别是中美战略冲突情境下国际关系出现的新格局，都给我国的国际传播带来新的挑战。为此，立足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需要有针对性研判国际传播工作面临的问题和不足，才能有的放矢地找到适合新趋势的国际传播新战略。

　　二、从四个符号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障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诸多西方媒体把中国描绘成制度封闭、不负责任和咄咄逼人等负面形象，导致中国的国际形象陷入片面化、刻板化的困局中。这种情况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随着中国国力和竞争力的增强，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经常会遭遇各种挑战。尽管世界舆论对一个国家的破坏力不如军事力量，但它是影响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主要力量。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呈现出波动、曲折的发展态势。我们认为，从符号互动的理论视角出发，中国长期以来的国际传播工作主要面临着四大障碍。总的来说，以符号代替进行论述的话，这四个障碍可以被概括成“眼镜”、“巨龙”、“筷子”、“大象”四个方面。

　　1.“眼镜”：制度差异、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冷战思维下的刻板印象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之一，中国的社会制度与全球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所奉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由于社会制度差异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偏见，已经成为不少西方国家认知中国时存在的一种难以避免的现实。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代表着权力掌管者或精英阶层的根本利益，媒介垄断理论（hegemonic theory of media）认为，大众传媒的内容容易受到精英意图的影响，旨在制造公众的“同意”，权力集团控制着传媒的信息，使其权力合法化。该理论强调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支配或垄断的实现，不是通过外在的威胁，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使其成为人们的“常识”。从全球传媒的发展情况来看，对国际舆论具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集中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手里，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这些媒体习惯性地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威权国家”，而对于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缺乏认知，对中国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以及扮演的积极角色视而不见。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国际传播的效果达成。

　　此外，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格局内两股重要力量，美国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不可置疑地会对中国国际传播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当今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几十年来积淀在美国人头脑中的观察世界的思维模式依然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和分析，长期形成的一种美国独霸、美国中心的意识形态难以改变。《纽约时报》曾于1999年发表一篇文章，认为美国敌人共分三类，其中第一类敌人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冷战思维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和社会观念，不仅存在于美国政界、学术界和社会上层当中，也流露于普通民众的头脑和言语中，并直接反映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一种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形象，也是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障碍。

　　这些基于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导致的国际传播认知偏见，可以概括成“有色眼镜”，作为中国国际传播的主要障碍之一，作为符号的“眼镜”主要指向是中国国际传播中遭遇的最具挑战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公众的意识形态偏见问题。

　　2.“巨龙”：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中国国际形象的认知偏差

　　在符号互动的视角下，文化的意义对于人类行为具有重大影响。人类学家戴维·科尔泽认为：“没有仪式和象征符号，就没有民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被简单化地塑造和认知为“一条来自东方的巨龙”。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关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各种信息要被完美地翻译成英语或其它语种来传递给世界，本身就存在跨文化传播和认知的障碍。

　　“巨龙”，在这里作为国际传播的符号障碍，指向的是不同文化情境中对同一符号的认知差异。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具有美好意义的符号，但在西方国家却带有暴力、愤怒、激进等负面意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总是被西方媒体描绘成威权、落后、无知等形象。从符号互动的视角看，在文化交流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各种符号，既有可能帮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相互理解，也可能是分化、斗争和冲突的焦点。

　　考察外国媒体对中国崛起的报道、态度和立场，可以发现，中国这个有着“巨龙”象征意义的国家往往还意味着一种“威胁”。自1992年《时代》周刊等媒体驻京记者的文章《正在觉醒的龙——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发表以来，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尤其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有着亮眼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却进一步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形成新的担忧——中国可能掌握新的全球“霸权”。

　　3.“筷子”：传播议题的局限性影响了中国国际传播的效果

　　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曾提到：“在国家形象构建中,将多种多样的现实符号化、概念化, 将其转换成普通公众可以理解、认知、解释的现象，对政治传播来说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和路径”。国际传播的实践中，符号的选择及其象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一个国家对外传播所能取得的实际效用。

　　从国际传播的常规素材和议题设置看，中国一贯的国家传播策略倾向于选择中国历史、传统习俗、旅游景点、美食文化等围绕生活方式的话题作为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熊猫、川菜、汉字等在内的文化题材确实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这些相对生活化的主题，对于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对外传播“软实力”是有积极意义。不过，就国际传播的符号障碍看，正是由于中国国际传播的常规议题太局限于美食、美景等生活议题，所以才很难真正凸显重要性的传播议题。

　　作为国际传播的障碍之一，作为符号的“筷子”指向是中国国际传播的议题设置问题，如何进一步超越以往的生活议题，逐步深入到关乎中国社会、中国人前途命运、中国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公共议题上来。当前，中国对外传播中比较有效的议题，更多地是针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化内容，以此为基础的国际传播很难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也很难增进国外受众对中国制度和治理逻辑的理解。而当前国际社会诸多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实际上大多关乎中国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一些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在中国以往的外宣工作中被认为是敏感的议题。后续中国的国际传播，如何突破以“筷子”为代表的生活议题，扩展至更加多元、重大的国家议题，将是很难克服却亟待解决的问题。

　　4.“大象”：中国硬实力的提升与全球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说过，“中国是一头大象，是一头温和的大象，她虽然大，却不会伤害任何国家”。尽管中国一直积极对外宣传和平发展的理念和原则，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仍有不少国家担忧中国的快速崛起是否会对他国利益造成影响、对全球秩序形成挑战。对一部分西方国家来说，中国硬实力的增强，强化了他们对中国的担忧、疑虑和偏见，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试图以消极抵制甚至对抗的方式来掣肘中国，制造各种关于“中国霸权”的负面声音和话语，以此抵消中国国际传播中的积极发声。

　　作为国际传播的障碍之一，这里的“大象”也与英文谚语中“屋子里的大象”相关。字面意思是狭窄空间里庞大的存在物，由此可以比喻作为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浪潮中受益的中国，伴随国内生产总值（GDP）稳居世界第二，成为全球资源和利益格局再分配中的“大象”。另一层意思，指的是明知其显而易见，却集体保持沉默，由此可延伸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脱贫攻坚、文明传承等诸多突出成就有意或无意的忽略。

　　近年来，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会对部分国家的短期利益产生一定挤压效应，但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努力与全球更多国家共享发展成果。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集团对中国取得成就感到担忧、抵触，以各种指责和攻击方式来对中国施压。不少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片面报道，其背后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想方设法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大象”作为国际传播障碍的符号，指出了国际传播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经济竞争、资源分配和利益冲突问题。

　　三、符号互动视角下中国国际传播的优化策略

　　基于上述对国际传播主要障碍的分析，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讲话，如何通过更有效、更有针对性、更具战略性的方式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是当务之急。有学者曾提出，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互动过程中，国与国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共有的观念”，这种共有观念可能帮助不同制度、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发展地位的国家之间发展处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文化，从而促进不同国家之间共同利益的实现，而在众多不同类型的交往互动活动中，国际传播就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从符号互动的视角出发，针对四个主要符号障碍——“眼镜”、“巨龙”、“筷子”和“大象”，我们认为，中国国际传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策略优化：

　　其一，在国际传播工作中，适度弱化带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标签的内容和议题，通过积极的外宣工作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一些“共有观念”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在对外宣传的工作中应该强调中国的四个形象——文明大国、东方大国、社会主义大国、负责任大国。其中，“负责任大国”这一形象，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形成更良好的形象，也有利于在增进互动中弱化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各地蔓延，全球发展格局因此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抗疫表现获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借此机会，中国既可以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抗疫的具体做法和经验，也可以借助抗击疫情的故事传播客观阐述制度特点及其切实发挥的作用，以此促进不同制度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认知和理解。

　　其二，在符号互动的视角下，社会客体的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而意义则是在解释过程中获得和改变的，为此需要运用更多能激发普遍共鸣的文化符号。恰如一些学者喜欢将美国比喻成“鹰”，“龙”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某种象征符，但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龙”这种在东方文化里威武神圣的象征符号仍然容易被西方文化所误读。类似这种文化符号的差异，容易增加中国外宣工作的困境，为此，中国未来的国际传播可以寻找一些更具普适性意义、更能激发不同民族普遍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

　　其三，通过国际传播工作战略性地塑造和突出中国“温和的大象”的国际形象，在对外传播的工作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共同利益。要突出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对全球社会所能带来的积极效应，弱化中国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标签，减少国际社会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担忧和顾虑。以“新冠肺炎”为例，中国不仅积极开展自身防疫抗疫工作，同时不遗余力地对外提供援助。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在日内瓦新闻发布会上曾对全球媒体说：如果我感染了，我希望留在中国治疗，中国为世界防疫事业设立了新标杆。这些都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积极信息和重要契机。

　　其四，为国际传播更新、升级和换代“中国名片”，通过各类具有仪式性的政治传播活动，向国际社会有效传递新时代的中国声音。符号互动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尤其是语言）和意义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在全球化的互动场景下，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互动同样离不开象征符号的文化作用。有学者指出，符号互动的核心在于“意义的互动”。除了现有的一些惯用的文化符号（如美食、建筑、风景等），未来的国际传播应发掘一些既有冲击力又能促发“意义互动”的文化符号。更重要的是，在选择和设定国际传播文化符号时，还要把握国际社会对中国真正的关切议题和焦点问题，减少国际传播与全球关注的偏差问题。

　　【作者简介】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国家外文局中山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博士后、副研究员。

　　【项目说明】本文为2016 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防范体系构建研究”（编号16JZD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