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老英雄家中摆放着许多“老物件”,每一件都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故事。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我们一同回溯烽火岁月中的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方萍同志的一生,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她在革命岁月中挺身而出,在建设时期默默奉献,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1938年,面对日本侵华的严峻局势,方萍毅然投身革命,成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东江纵队前身)的早期成员,其间,她亲身参与榴花塔阻击战,在枪林弹雨中与战友们并肩作战,以无畏的勇气守护家乡,用青春热血践行了 “保家卫国” 的誓言。
1945年抗战胜利后,革命形势依然复杂,方萍服从组织安排,前往香港新界,以女校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在隐蔽战线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小心翼翼地维系着革命工作的运转,用智慧和坚韧在特殊战场延续着革命火种。

方萍工作照
中学生弃笔从戎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登陆大亚湾,直逼广州,华南危急。10月15日晚,日军飞机刚刚对宝安地区火车站、墟市及医院等打击目标实施了轰炸,飞机引擎轰鸣声就在东莞人民头顶上掠过。
在东莞中山公园(今东莞市人民公园),100多名东莞青年参加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立大会。他们大部分是学生,但面对国难家仇,他们毫不畏惧,郑重宣誓加入抗日武装队伍,哪怕不在少数的女学生也同样无比坚定,巾帼不让须眉。
方萍便是“壮丁队”的骨干队员之一,出身富裕之家的她,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思想进步,爱国忧民,对日寇侵略暴行深恶痛绝。当宣誓结束后,她率先找到首长,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意愿。
队伍成立当晚,部队首长王作尧把大家集中在中山公园,开始第一次军事训练并亲任教官,队员们情绪激昂,决心为保家卫国而战斗到底。不久后,队伍开拔大岭山至榴花峡口至京山一带,防守东江南支流一线,并在这里打响了榴花塔阻击战,多次打退日军的渡江骚扰。
在战斗中,方萍作战勇猛,快速成长为一名冲锋在前的战士,完全打破了“女子柔弱”的常规说法,让一众战友不住啧啧称奇。
后来,部队多次整编,最终与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方萍由于知识文化水平较高,被调任游击队指挥部协助后勤及保卫工作。

方萍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教书匠敌后潜伏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局势仍不乐观,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此时期,香港“第三地带”的特殊条件十分利于营造舆论环境、团结民主人士、发展统一战线,组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为解放战争提供人力物力支援。为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局。
1945年10月,方萍受组织委派,前往香港新界女校,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协助开展舆论宣传、联络东纵北撤后留港战友、团结吸纳香港各阶层人士加入劳工教育促进会、倡导爱国港商与北方解放区的易货贸易、团结凝聚爱国青年、教育引导青少年儿童等相关工作。
“为方便工作开展,我先后使用原名“方盛娣”、化名“方英”等身份开展地下工作。”当时香港局势错综复杂,港英当局、日军残党、亲外汉奸、国民党特务等势力之间明争暗斗,我党入港工作的同志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而牺牲。
1947年,香港爆发自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来的特大工潮,由于前期团结动员工作到位,工人同志们十分信任方萍与战友们,在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香港局香港城委的领导下,工人罢工胜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香港工会主导地位,次年4月,港九工会联合会“依法成立”,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青年团体,产生深远社会影响。
随着国共内战不可避免,1947年3月前后,上海、南京等地大批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转移至香港,在党组织周密安排布置下,方萍与战友们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顺利完成了转移人员的安置与保护工作。
从1948年秋至1949年初,方萍与战友们先后共秘密护送革命战友和民主人士超1000人从香港北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建工作。

方萍与老战友的多张合影
老战士乐享盛世
1949年5月,随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从香港迁到潮梅解放区,方萍也于同年6月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与丈夫王泳(时任东一支七团政治处主任、中共惠紫五边县委员、县长)重逢,并在惠阳团部担任营级干部,负责会计、人事和支队保卫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方萍离开部队,在各地为祖国建设发展贡献力量,先后调任汕头粤东保育院总务、汕头水产公司财务、公私合营经理、惠阳水产公司会计、国营酒家会计、广东省水电厅设计院财务负责人等职务。
1966年,因东深供水工程建设需要,方萍再次以党员老兵的身份担起重任,为深港两地同胞“共饮一江水”保驾护航。

方萍老人
1983年,方萍光荣退休,定居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罗湖,安享幸福晚年,在自己战斗过的这片热土上,坐看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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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谢婧 吴昊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