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简介

　　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海丰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1951年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苏联留学，1956年在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毕业后，因国家发展需要改行学习核动力专业。1958年学成归国后毕生从事核动力事业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在北京逝世。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科学大会奖、“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荣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等奖项和荣誉称号。2021年5月26日，被追授为“时代楷模”。

　　“历经磨难，初心不改。在深山中倾听，于花甲年重启。两代人为理想澎湃，一辈子为国家深潜。你，如同你的作品，无声无息，但蕴含巨大的威力。”这是“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彭士禄的颁奖词，也是彭士禄一生的写照。

　　彭士禄，我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从核潜艇到核电站，彭士禄一直与“核”共舞，不断开荒拓土。他的一生，亲身经历过战乱的黑暗与残酷，亲眼见证过中国的新生与崛起，躬身参与过中华民族的自强与复兴。他参与了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参加指挥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改革开放后，他负责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二期工程，引领我国核工业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跨越，为我国核事业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挣脱黑暗，奔向光明

　　生活中的彭士禄豪气开朗，年长后的他更似老顽童。连照顾他的护工都被他的精气神所感染：“和彭爷爷相处太快乐了！”舒展而又知足的亲切笑容很难让人把开朗的彭士禄与他经历过的苦难联系起来。身为烈士之子，儿时的彭士禄没有享受过一天孩童应有的快乐。

　　黑暗与逃难，几乎是彭士禄童年的全部。

　　1925年11月18日，彭士禄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父亲彭湃和母亲蔡素屏都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奋斗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披肝沥胆、殒身不恤。1928年，在国民党的迫害下，母亲蔡素屏在海丰英勇就义。次年，父亲彭湃也因叛徒出卖被捕，在上海壮烈牺牲，年仅四岁的彭士禄成为一名孤儿。

　　“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彭士禄对人生最早的记忆，便是在战乱中逃难。彭士禄对父母并没有太多印象，只有一张与父亲和哥哥的合影。

　　在生前的自述中，彭士禄回忆成为孤儿后的经历：“奶妈背着我东逃西藏。不久，我被转移到潮州一带，开始过着姓‘百家姓’的生活。”有感于彭湃烧毁田契、还地于民的恩情，广东潮州的众多贫苦老百姓为了保护这位革命烈士的后代，冒着杀头的风险凝心聚力，舍命相救，护佑小士禄的生命安全。

　　彭士禄说：“我有20多个‘爸’‘妈’，他们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爱护。平时他们吃不饱，我吃得饱；逢年过节难得有点鱼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最后，我住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我叫他母亲潘舜贞‘姑妈’，还有姐姐，我们三个相依为命，过着贫寒的生活。”

　　1933年，八岁的彭士禄和抚养他的姑妈被叛徒出卖，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在阴森恐怖的牢房里，吃的饭里有虫子，身上爬的有虱子，敌人不仅逼供让他承认自己的身世，还给姑妈潘舜贞上酷刑。潘舜贞被倒挂着吊起来灌辣椒水，却宁死不屈，不肯供认他是彭湃的儿子。彭士禄在牢狱中度过了许多备受折磨的日子，两年后才在祖母周凤的营救下出狱。这个已经被折磨得双腿无法走路的十岁小孩，硬是一路顺着铁路轨道爬了十几公里，爬得膝盖满是鲜血才终于爬回了潮安姑妈的家里……

　　1940年，周恩来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彭士禄，他见到彭士禄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终于找到了你！”自此，一直飘落无根的彭士禄安稳地在延安学习和工作。

　　回忆这段经历，彭士禄曾经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甚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延安圣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习性。总之，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属姓‘百家姓’。”

　　1951年，彭士禄通过考试选拔，凭借优异成绩被选派留学苏联。在苏联，他经历了人生一次重要抉择——改行学习核动力专业。而这次改变，是彭士禄人生中第一次“为国改行”。

　　1956年，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的彭士禄正准备毕业，恰逢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访苏。见到彭士禄后，陈赓问：“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彭士禄坚定地说。其实，彭士禄本在化工机械专业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弃未免可惜。但他深知，新中国成立不久，只有培养了核专业人才，才能建立中国自己的核事业，才能避免在“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中抬不起头。彭士禄不愿意放弃第一次回报国家和人民的机会，欣然答应。

　　就这样，彭士禄又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两年苦读后，1958年，彭士禄终于学成毕业，回到了他深爱的祖国。

　　深潜入海，热忱报国

　　彭士禄没有像他的父亲彭湃一样站在革命的舞台前，而是选择了隐姓埋名在国防的大后方，与国家的核事业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青年时代的彭士禄也许并没有想过自己会与核事业相伴终生，更没有想到他会对这份事业爱得如此深沉。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工作。彭士禄领导的核动力研究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短缺的办公经费，所里新来的大学生没有一个是学核动力的。这个核潜艇怎么干成，更是不知道。彭士禄鼓励大家，困难中往往孕育着机遇，我们一步一步来！当时，先由他和仅有的几个懂一点核动力的人，一边自我学习，一边给大家开课。他还发动大家一起学英语，看英文资料。他对年轻人说：“要脑袋尖、屁股圆，脑袋尖能钻进去，屁股圆能坐得住！”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到核动力研究室，彭士禄敏锐地意识到，核潜艇研制的春天就要来了。

　　1965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彭士禄来到冷僻荒凉的四川大山深处。面对新中国一片空白的核潜艇事业，他带领团队在深山荒林中夜以继日地钻研，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攻坚克难的设计工作。

　　在四川建设陆上模式堆的那段时间里，彭士禄主要负责第一代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设计、试验、建设工作。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表、附件达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总长90余公里，管道总长30余公里。基地没有大型计算机，凭借少量的手摇计算器和普遍使用的计算尺，甚至算盘，团队算出了海量的数据。有不少人劳累过度，使用手摇计算器累得胳膊都红肿了。而一些大型数据的计算，只能连夜去到拥有大型计算机的单位排队挂号计算。

　　在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开发前期，许多人对核动力的了解几乎为零，他们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时常意见不一，甚至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就这样，通过边学习边应用，研究团队逐渐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关系。默默攻关，这些“新人”竟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核动力科研的顶峰。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档功率，可能出现的险情就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拍板”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这一天，实验现场围满了人，负责数据运算的黄士鉴并不知道彭士禄满功率的计划。下午6点多钟，黄士鉴发现，竟然满功率了！他以为自己算错了，继续算第二遍、第三遍，到第三遍，他才确定。当天下午6点30分，指挥长在广播里颤抖着声音宣布，反应堆功率达到了99%。彭士禄终于舒了一口气，为了顺利完成试验，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睡一个好觉了。

　　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成为继“两弹一星”后的又一国之重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那一年，年仅49岁的彭士禄得了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而医生在手术时发现，彭士禄的胃上竟然有一个已经穿孔自愈的疤痕。他说：“我喜欢这个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

　　再度出征，攻克核电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能源紧缺，电力经常“停三开四”。于是，彭士禄又有了新的理想：将核能不仅用于军事，还用于服务社会，实现和平利用核能。

　　1982年，国家决定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在广东建造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项目。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年近花甲，他再一次踏上了共和国核电事业的拓荒之路，第二次为国改行。

彭士禄（右二）与科研人员讨论工作

　　年近花甲的彭士禄带领参与过核潜艇工程的10名技术骨干来到广东，在不到15平方米的蛇口招商局房间里废寝忘食地工作。彭士禄的侄女彭伊娜回忆一次看望伯父的场景：“我见他把图纸铺在地上钻研，问他这样是做什么。他回答：‘我在算进度和算钱。’我笑他怎么还算起钱来了。结果他说：‘我提早一天完成广东核电站，就能给国家省100万美元的利息，国家的钱怎么能不算呢。’”

　　当时，有大量工作急须推进：尽快引进国外大型核电站技术选型，完成建设核电站统筹计划进度表，与香港中电合营投资方谈判，与德、法等国供货商商谈，在广东省内深圳、惠州等地进行选址考察，到北京向国务院及相关部门汇报……中国商用核电站的诞生与起步就是这样千头万绪，一步一点都马虎不得。面对同事对其身体的担忧、让其多注意休息的关切之语，彭士禄则爽朗一笑道：“这辛苦算什么？如果核电站早日建成，那就太值了！”

　　靠着团队强大的协作能力与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决策，最终彭士禄带领团队高效率地完成了选址、招标、技术谈判等核电站筹建前期的烦琐工作，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的快速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彭士禄被调离广东，担任核电秦山二期联营公司董事长，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工作。他充分运用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过程中积攒起来的经验，计算出60万千瓦核电站的主要参数和技术、经济数据，并编制出了“一级进度表”，征服了不少国外专家。

　　秦山二期核电站第一任总经理于洪福回忆，彭士禄在秦山二期任董事长期间有三大贡献：一是选点，确定了在杨柳山建设秦山二期；二是提出了股份制，建立董事会制度；三是进行了初步设计，亲自计算核电站主参数，为秦山二期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彭士禄还将敢“拍板”的精神带到了核电建设中。秦山二期核电站建设时期，彭士禄决定将“招投标制”引入工程建设。彼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的头脑都还被计划经济的思想束缚着，争论很激烈。最后还是彭士禄“拍板”，坚持招投标制，大胆迈出了第一步。最后秦山二期的设备订货、设计工程全部实行了招投标制。历史证明，工程招投标是一种必然趋势，彭士禄走在了前面。

　　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彭士禄像牛一样，从引进并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不断拓荒。他先后组织引进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指挥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成功使我国实现了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知恩图报，淡泊名利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彭士禄这个名字，和他从事的工作一样，一度都是国家的最高机密。直到几十年后，隐姓埋名30年的彭士禄，才作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走进人们的视野。

　　“我的生命是革命同志和老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彭士禄耕耘一生，只为报恩，他从未忘记亲如家人的潮汕人民。即使彭士禄已经成为顶尖专家，他仍时刻不忘那些养育过、帮助过他的人们，除了给祖母周凤、姑妈潘舜贞、岳父岳母寄钱，他还尽其所能回报在艰苦岁月中伸出援手的父老乡亲。“我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价才保护下来的呀！我对他们永远感到内疚，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待我的恩情。”

　　彭士禄曾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荣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等奖项。

　　女儿彭洁说：“2017年，我告诉他，他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项‘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时，他的反应很平淡，很快决定将100万港元的奖金全部捐献出去，奖励在核动力领域作出重要创新成就的年轻人。”

　　“爷爷奶奶为了革命事业，为了让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父亲为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才华。因此，面对荣誉，他格外淡泊。他常说，工作的事情要格外认真，而其他的事情越糊涂越好。”女儿彭洁这样表达父亲彭士禄的淡泊名利和他对如何传承爷爷彭湃革命精神的理解。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彭士禄向家人交代自己的后事：不做临终抢救，后事简办，将他和夫人的骨灰一并撒入大海。

　　2021年3月30日，一个晴朗的艳阳天，伴随着《英雄核潜艇》的歌声，彭士禄和他爱人的骨灰被撒入渤海湾。生前，彭士禄与“核”共舞；身后，彭士禄与他热爱的核潜艇在海中相伴。

　　彭士禄，在祖国贫弱的年代，创造出了保家卫国的国防利器；在祖国腾飞的年代，为国家开创了高效清洁能源核电事业，为祖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他是祖国功勋，他是时代楷模。他用最美的青春，用无声的力量，演绎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晚年的彭士禄说，他有三个心愿：

　　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

　　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

　　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

　　这盛世，如他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