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金林。南方日报记者 董天健 摄

　　他口出诤言却不刺耳，直面问题却又措辞温和；他沉着冷静，用专业知识谨慎解读未知病毒，安抚人心；他渴望用专业学者的力量，推动科学决策，维护人民利益。

　　他就是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主任委员、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侯金林。国字脸、戴着半框眼镜，温文尔雅的他曾是“抗非”英雄，抗击“非典”荣立军队一等功。这一次疫情中，他再次出发荆州，在抗疫一线奔走出力。

　　“非典”记忆

　　侯金林走路很稳。

　　2月10日20时，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距离广东首批支援荆州医疗队出发仅剩一小时，侯金林才从43号门走入T2航站楼，碰上了南方医科大学校领导。

　　对方说：“老侯，你怎么来了？”

　　“在前方，有事情等我去！”来不及寒暄几句，他就不疾不徐地踏上了征程。

　　侯金林是国际著名传染病专家，每当有重大传染病发生，稳重的他总是选择走在前面。他说这是责任与担当。

　　“非典”那年，侯金林刚过不惑之年，正是医生的黄金年龄。他冲得猛，当广州地区病人开始增多后，就主动请缨要求把所有“非典”病人集中收治在感染内科，并担任医院“非典”防治小组的领导成员。

　　从此，他就生活在防护衣和多层口罩的严密防护之下。

　　妻子温淑娟回忆，有一次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侯金林与同事穿着3层防护衣，戴着一次性口罩和16层加厚口罩，抢救了一整夜。回家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窗户，开窗透气。女儿不理解，笑称父亲太紧张，但其实是太需要新鲜空气了。

　　侯金林是科主任，他既为危重病人的病情着急，又要防止医护人员被感染。他知道病毒不寻常，即使做好防护，也有可能中招。所以，他带头强迫自己多吃饭，“不能让一个医护人员倒下”。

　　温淑娟说，那段时间老侯每天的晚餐吃得很足，还把她第二天的午餐都吃了。“吃多一点，体能和免疫力就强一点，被感染的危险就少一点。”他开玩笑地说。

　　为了保护家属，他要求所有医护人员自行与家人保持距离。每天晚上回家，侯金林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1.78米的个子，身子躺不直，只能在沙发上窝着睡。有次吃晚饭，女儿和妻子围在桌边，边吃边看电视，他却端着饭碗，蹲在一边吃。

　　那一刻，温淑娟无语凝噎。

　　“你说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谈及“非典”，侯金林笑着说，印象更深的是，到北京、长春会诊重症病人，以及呼吁广东医院捐献血浆，供北方的重症病人使用。

　　防治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侯金林奔走在一线，他更沉稳了。

　　大多数时候，他与南方医院党委书记朱宏等人，在指挥部商讨专家方案，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

　　2月12日，在南方医院整建制挺进洪湖的第二天后，他走访了市内六家医院，调研重症病人治疗状况，提供专家建议与方案。

　　只用了一个上午，他和感染内科副主任孙剑就拿出方案：评估轻重，辨别阴阳，分类管理，科学救治。

　　他提出了分区管理方法，红区主要收治为危重型、重症患者；橙色区域主要收治普通型患者，是重症危重症的预警区；黄区主要收治轻型和普通型，由第四人民医院、人民医院老院区和开发区医院承担，蓝区收治疑似病人；绿区收治出院患者康复区。

　　3天后，侯金林冒着风雪前往武汉，将这些意见带给了武汉汉口地区医院及火神山医院的同行。

　　新冠肺炎病毒狡猾，由轻转重可能就在瞬间发生。为了更好地识别危重指标，侯金林联手汉口医院，开展回顾性研究，指出年龄和C反应蛋白（CRP）及其它因素是预测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这一研究成果将更好帮助临床医生辨别确诊和疑似病人的病情，提前介入采取干预措施，最终减少疾病进展和降低死亡率。

　　核酸检测“假阴性”难题待解。出发前，侯金林带上科研小分队及8000多份抗体试剂盒，在汉口和洪湖为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触者进行抗体检测，提高了筛查速度与效率。

　　“他是个实干者，会想尽办法去解决问题。”朱宏评价。

　　在商讨病人抢救方案时，省二医重症医学科主任邢锐建议少用激素，这与侯金林想法不谋而合。他倡导临床医生如果要使用激素时，时间要短、剂量要合适，严格掌握适应症，绝不能滥用。

　　“我不需要平衡专家意见，只需要考虑病人与当地实际情况。”在与洪湖市领导开会时，侯金林抛出这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

　　当看到侯金林出现在眼前时，洪湖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曾庆朗有些意外，“我在北京听过您讲课！”

　　那时，曾庆朗的内心在想，“我们终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靠山了！”

　　责任担当

　　2月2日，侯金林身穿正装，出现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办第八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他对媒体说，“新冠肺炎是呼吸道疾病，接触传播、粪口传播不是主要传播途径，解读要非常谨慎。”

　　侯金林知道，传染病易引发恐慌。因此，疫情来临时，他多次接受媒体采访，解读疫情发展趋势、治疗方法、防控思路。

　　他对疫情防控向来持有乐观的态度。当气溶胶传播进入大众视野时，他说，南方医院病人在二楼，医生在七楼，但没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不必担忧。“复阳”话题刷屏后，他说，“既然确诊时有假阴性，怎能保证出院时不是假阴性？”“核酸检测是定性，多少剂量无法明确”。

　　这些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甚至是恐慌的话题，在侯金林看来，几乎都没超过传染病专业范畴。他沉着冷静，渴望传播科学声音，稳定民心。

　　疫情之初，短暂引起波澜的声音最终还是消失了。就连侯金林也不知道12月武汉发生了什么，“即使它是个谣言，也会引起警惕”。

　　“非典”之后建立的疫情早期预警机制在关键时候失灵了。“疾控部门的地位需提升。”侯金林呼吁，改变疫情申报机制，让疾控部门直接拍板，公布疫情，减少中间的流程与调节。“机制好了，就能让机制承担责任，让每个人在方框里做事情，形成高效运转的机器。”

　　侯金林谈论问题直接，但措辞平和，用一种接近探讨的语气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渴望用专业力量，推动科学决策，解决现实难题。

　　今年，侯金林已经58岁了，这两年，他的心思都放在“小贝壳”项目上，这是一个阻断乙肝母婴零传播的工程，他倾注心血，只为实现一个没有乙肝的未来。

　　“你如何评价自己？”记者问。

　　侯金林顿了会，说，生活上像“猴子”带给人间快乐，工作上做“棋子”满足社会需求。这是他微信朋友圈的个性签名。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黄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