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式发展是一种以质量提升为核心、注重结构优化与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其本质是通过激活内生动力、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实现发展质量的跃升，而非单纯依赖规模扩张或外部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涵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贯穿于经济、教育、城市、文化等多个领域，系统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为我国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和现代化战略布局提供了根本遵循。“两社三中心”（服务中心、邻里中心、活动中心，提升社气、社品）是内涵式发展理念在广东社区治理中的创新实践。

在当前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社区资源闲置、服务碎片化、居民参与度低、行政依赖强等难题，未能形成长效治理服务发展机制。基于此，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于2024年统筹推动“两社三中心”试点建设，聚焦强化党建引领、突出社区运营、增强社区治理能力、优化社区服务、增进邻里和谐、丰富社区活动、推动社区发展等七项任务，初步探索出一个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社区运营为驱动、社区治理能力为支柱、最终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式发展模式。

（一）党建引领：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核心灵魂”

强化党建引领确保了内涵式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凝聚力。党组织是“主心骨”，负责整合资源、凝聚共识，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如江门新会三兴社区的“党组织—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体系、广州白云黄石街道的街道“大工委”、城中村“大党委”、经济社“大支部”三级机制。各试点普遍通过建立“大党委”和“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等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将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纳入治理网络中，以“需求—资源—服务”三张清单精准对接各方需求，实现整体治理效能的提升。

（二）社区运营：驱动内涵式发展的“价值引擎”

社区运营引入市场化、可持续的理念，旨在让社区具备“自我造血”功能，激发社区内在的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这是内涵式发展最直接的体现。目前各试点因地制宜，纷纷成立社区社会企业，探索出“阵地换服务”、“公益+市场+低偿”、“社区合伙人”等运营模式，通过精准对接需求、盘活各方资源、激发居民参与、收益反哺社区等方式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如湛江百园社区通过社会企业规范管理流动摊贩，设置疏导区并收取管理费用，有效解决“六乱”问题；茂名滨河社区成立服务公司，盘活闲置车位与房产，年增收近10万元反哺无物业小区。

（三）治理能力：构建内涵式发展的“效能支柱”

内涵式发展要求社区有能力应对自身的问题。它强调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参与，通过机制创新（如民主协商、积分激励）将潜在的“内在动力”转化为高效的“治理行动”。如清远翠湖社区创设“榕树下商议”模式，利用自然空间形成议事闭环，有效解决民生难题；深圳光明区通过建立“活力积分”体系激励居民参与社区共建，推动居民从“被服务者”向“建设者”转变。

（四）优化服务：夯实内涵式发展的“人的基础”

“服务优化”着眼于精准回应居民需求，而“邻里和谐”与“社区活动”则侧重于构建情感连接的社区文化。这两者共同作用并提升社区的“社气”和“社品”，也是内涵式发展所依赖的“软实力”。各试点以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针对“一老一小一新”等群体，不断丰富服务供给。如中山市打造的“一老一小一青一新”服务矩阵，通过长者饭堂、暖蜂驿站、零工市场、就业驿站等功能空间，提升对各类人群的吸引力和服务。

（五）社区发展：彰显内涵式发展的“可持续成果”

内涵式发展不仅关注社区资源投入，更注重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其成果体现为社区经济活力的提升、社会资本的持续厚植、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居民矛盾纠纷的显著化解以及人居环境的整体改善。如珠海鹤洲社区凝聚30余家“社区合伙人”，整合盘活闲置资产，产生公益基金约1万元用于社区回馈，形成了资源高效利用与社区发展的良性循环。

广东省在推进“两社三中心”试点建设过程中，通过整合社区资源、优化服务空间，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但也面临一些共性的挑战，如体制机制待健全、资源整合与可持续运营不足、专业人才力量薄弱和服务韧性与精准性有待提升等，还需进一步深化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完善制度保障，激发基层活力

一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优化内涵式发展的生态系统。省委社会工作部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探索制定社区社会企业的认定和管理办法，为社区层面的创新实践提供支撑。同时，明确其法人性质、治理结构和监管规则，消除基层在薪酬激励、资产盘活等方面的顾虑。同时，强化风险防控，细化针对社区书记担任企业法人可能产生的廉政风险，提出具体的监督措施，如透明化财务公示、第三方审计、居民监事会等。

二是建立完善容错激励创新机制。明晰容错情形与判定标准，规范容错流程与结果应用。同时，建立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切实提升社区工作者物质待遇，丰富其精神荣誉，从而将潜在的内生动力转化为现实的治理效能。

（二）创新运营模式，增强“造血”功能

一是建立完善“社区合伙人”的准入与评估机制。明确“社区合伙人”的资质标准、引入流程和动态评估退出机制，加强全流程监管，防止定位偏移、经营异化。同时，要将推进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试点与“两社三中心”建设试点、社区运营试点等工作结合起来，吸引优质主体共同打造可持续的优质公益服务供给模式。

二是盘活闲置资源，重构社区资源的价值转化机制。鼓励社区全面梳理辖内的闲置公共空间、低效利用资产，通过“空间换服务”等模式，引入专业机构运营，将其改造为长者食堂、社区学堂、文创空间等，变“存量”为“流量”。同时，要警惕同质化建设，防止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之风蔓延，切实提升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使用效率。

（三）加强人才建设，提升专业素养

一是开展系统化赋能培训。可依托广东社区学院等开展系统培训，开发社区运营、矛盾调解等专业课程。同时，可采取“请进来+走出去”模式，定期邀请高校学者、实务专家开展社区营造、项目策划、财务管理、数字技术应用等专题培训，并组织赴先进地区实地观摩、跟岗学习，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

二是引入专业力量。积极引入专业社工机构、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力量，为“两社三中心”提供项目督导、评估和专业服务支持，弥补社区自身专业人才的不足。同时，深化与本地高校的协同合作，建立“高校—社区”人才共育机制，引导高校师生团队参与社区实践项目。

（四）聚焦居民需求，推动智慧精准治理

一是构建完善“需求清单”动态管理机制。要将开展群众需求调查分析作为一项基础性、常态化工作来抓，结合“四个万家”活动深入基层，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和社区智慧平台等科技手段，精准收集并分析居民诉求，形成“需求清单”，引入需求分类分级评估机制，并以此为导向精准配置服务资源。

二是深化智慧治理应用场景。积极推动有条件的社区推广新技术应用，优化“公共资源分配”，如社区维修基金使用全程溯源、志愿者服务时长记录不可篡改等。探索AI辅助决策，可通过分析独居老人用水用电异常模式来实现主动关怀、预测社区矛盾高发时段与类型以实现精准干预等。同时，可对文化品牌进行数字化升级，打造社区文化品牌数字传播体系，重点运营社区视频号、公众号两大阵地，强化品牌传播的连续性与居民参与感。

广东省“两社三中心”建设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实践，通过服务中心、邻里中心、活动中心的功能重塑，以及社气、社品的价值重构，为全国社区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实践证明，这一模式有效破解了公共服务“最后一米”难题，激活了居民自治活力，增强了社区文化凝聚力，推动了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形成。未来需进一步深化“两社三中心”的内涵式发展，切实把“三中心”的牌子挂到老百姓的心里去，让社区真正成为居民幸福生活的“心家园”，为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广东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