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这一重要论断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从战略定位、政治逻辑、价值归宿三个维度，明确了新时代党的社会工作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社会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和谋划，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推动社会工作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社会工作指明方向、提供遵循。深刻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必然要求。
从根本属性看，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社会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各项举措最终的落脚点都指向人心向背这一最大的政治。它与可以用产出衡量的经济工作不同，也不同于一时一事的行政事务，其成效直接体现为群众对党的信任与认同。既然社会工作关系人心向背、关乎执政根基，就天然不是某个部门的专属业务，而是全党必须共同答好的政治考卷，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做好社会工作是全党共同责任。”
从工作对象看，社会工作覆盖全体社会成员、贯穿全部社会领域，其服务对象既有困难群众、老年人、未成年人，也有新就业群体、行业协会商会从业者等群体；所处理的问题既有一家一户的急难愁盼，也有行业治理、社区治理等公共议题。社会问题成因往往相互交织：一个家庭陷入困境，可能同时牵涉就业、医疗、教育、住房数项政策；一起劳资纠纷，需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市场监管、司法等多方协同。任何单一部门都缺少完整的信息、资源和权限，治理任务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责任主体的广泛性。
从治理格局看，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事业，客观上需要一个总揽全局的力量把各方面统合起来。我国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志愿服务组织、企事业单位等都是治理的参与者。主体越是多元，越需要避免各自为战、资源分散，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更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破解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难题。这就使党的社会工作兼具政治属性、组织属性与治理属性，成为党整合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再组织化的载体。
从形势变化看，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突破了原有分工边界，责任落实必须相应扩展。伴随新兴领域蓬勃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这些新兴领域既不完全在传统行业主管部门的管辖之内，也不完全落在城乡社区的属地管理之中，单靠原有的条块分工难以实现有效覆盖。谁主管谁负责、谁联系谁负责，治理对象的变化客观上把责任推及到能够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地区、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
伴随单位制消解、人口流动加剧和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楼宇、园区、商圈、网络空间等新型社会场域大量涌现，原有治理架构难以完全覆盖。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8400万人，灵活就业人员超过2亿人。社会工作作为党组织社会、联系群众、塑造秩序的制度安排，处在化解这一难题的关键位置。
首先，社会工作以“政治在场”把党的组织力量嵌入新型社会领域。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的递进过程：一是组织在场，通过区域、行业、平台、楼宇商圈党建把分散流动的成员纳入党的组织网络，实现有形覆盖；二是功能在场，通过服务群众、协调关系、回应诉求实现有效覆盖，防止组织设置“空壳化”；三是治理在场，运用方向引领、统筹协调、制度规制，为社会参与提供稳定的方向与边界。其最终指向，是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其次，社会工作以“国家在场”把服务保障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西方主流社会工作理论长期存在“国家缺席”倾向、习惯以“弱国家、强社会”为预设不同，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则始终由国家力量驱动。从传统中国以荒政、常平仓为代表的“教养合一”逻辑，到革命年代党把解决群众生活困难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再到新时代的“服务型治理”，国家始终是应对社会风险、确立公共权威的主导力量。国家通过社会工作把服务与保障送达千家万户，同时赢得人民的政治认同，这正是长治久安最深厚的根基。
最后，社会工作以“社会整合”破解治理资源与力量的碎片化难题。一是结构整合，连接多元治理主体、打通资源壁垒，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困境；二是利益整合，依托信访工作、人民建议征集、协商议事、算法规则恳谈等渠道，把个体化、情绪化的诉求纳入公共议程；三是关系整合，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从单位共同体向流动共同体的转型中重建党群、社群、行业间的信任联结，使管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
概言之，社会工作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再组织化”的重要机制。现代化是一个不断“组织化—解组织化—再组织化”的过程。党的社会工作所形成的政党与社会关系，不是“控制—服从”，也非“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而是在政治引领下不断调整组织边界、重构社会联结的动态关系：一方面以组织嵌入、制度规范和资源统筹提供秩序框架，另一方面以群众参与、社会协同激活社会自身的行动能力，从而打造一个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可持续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必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社会工作之所以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根本在于它是民生保障体系中最贴近群众日常生活的环节，是把宏观制度关怀转化为微观生活改善的关键通道。
在价值立场上，社会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生活品质。社会工作的最终落点是人的具体生活，路径是从“管理生活”转向“服务生活、共建生活”：服务生活聚焦急难愁盼，围绕困难群体帮扶、养老托幼、健康照护等事项精准配置资源；共建生活畅通社区协商议事、志愿服务、人民建议征集等渠道，使群众从公共服务的受益者转变为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发展成果只有落实为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真正有了依托。
在治理功能上，社会工作坚持源头治理，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解在萌芽状态。社会和谐稳定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能够被及时发现、有效回应、就地解决。党领导下的社会工作具有三方面优势：一是源头预防，注重对潜在风险和困难群体的早期识别与干预；二是系统介入，运用“人在情境中”的专业方法，从个人、家庭、社区、社会多层面统筹施策；三是柔性化解，秉持尊重、接纳、平等的专业伦理，以调解、协商、赋权等非强制方式促成和解。
在实现方式上，社会工作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厚植社会善意。随着群众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加之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变化，服务精准化、精细化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依托“五社联动”，把经过精准评估的公益资源投向最需要的地方；通过志愿服务的专业化改造，克服供给中的随意化倾向；通过统筹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志愿者、党务工作者“四支队伍”，扩大服务供给。
在伦理根基上，承接“家国一体”传统，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展开服务。与西方社会工作从个体出发的逻辑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工作承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文化传统：一方面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养老、托幼、救助等制度安排输送到千家万户；另一方面作为需求反馈的“最先一公里”，把家庭的困难与期待转化为政策完善的依据。以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以人民安康支撑国家长治久安，彰显社会工作“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的深层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