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为什么会在浙江绍兴诞生？绝非偶然，有它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文化底蕴深厚，民风秉性淳朴，红色基因传承，还有物质基础支撑，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和习近平同志两代党的领导人的引领推动。枫桥经验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初创阶段（1963年）。“枫桥经验”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提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工作原则，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适应社会转型需求，从单纯化解矛盾转向综合治理，形成了“四前工作法”，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第三阶段是新时代发展时期。2003年11月，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在绍兴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最大限度发挥“枫桥经验”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召开前作出重要指示，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的指示批示精神指引下，“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发展内涵外延，融入了法治化、数字化手段，形成“党建引领、群众主体、预防为主、多元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模式，成为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理论的视角看“枫桥经验”，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深化认识。

一是唯物史观人民群众主体性的集中体现。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更是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主体，既是问题的制造者，也是问题的解决者，这叫解铃仍须系铃人。

二是质量互变规律的集中体现。“枫桥经验”的形成非一蹴而就，经历过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枫桥经验”坚持了60多年，是坚持的结果。

三是走群众路线走出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枫桥经验”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型经验。

四是“枫桥经验”顺应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始终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实事求是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五是“枫桥经验”作为生产关系范畴的社会治理方略，始终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根据时代变迁及时进行调适。

六是“枫桥经验”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科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让二者深度融合、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使社会成为科技成长的肥沃土壤，让科技向上向善，造福社会、美好生活。

“枫桥经验”自诞生起，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群众需求的变化，得到了不断的创新发展，由“一镇之计”上升到“一国之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在党的领导下，走好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五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方向、整合资源，注重搞好服务、解决问题；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注重发挥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把治理对象变成治理力量；坚持多元共治、多方协同，注重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动力；坚持遵循社会治理规律，注重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协同发力；坚持守正创新，根据时代需要和群众诉求，注重社会治理方法和手段的适应性；坚持科技赋能社会治理，让科技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

  一是学懂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动群众参与治理，避免政府“大包大揽”。从防小人、管坏人向解放人、成就人转变。牢固树立“服务”就是最好的治理的理念，寓治理于服务之中，打造服务型政府，擦亮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把治理、发展和服务有机统一起来，避免就治理讲治理，就发展讲发展，就服务讲服务。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强化源头治理，注重预防和前端化解，防止被动应付矛盾。学习“枫桥经验”，要因地制宜创新，结合本地实际，灵活运用“枫桥经验”，不能机械照搬。

二是学会路径。第一，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头雁”作用，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激活党员细胞，关键是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用发挥出来。第二，服务为本。这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也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方法，这是由我们党的宗旨意识决定的。我们要把服务人民群众的意识做实、能力做强。人民群众是江山，就要服务好成就江山的人。服务好人民群众，还要量力而行地供给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产品。第三，文化铸魂。文化治理是内治，是治本的，解决心病的。要自觉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去，特别是把家庭、家教、家风融入到社会治理中去，这是中国式治理的独特优势。第四，科技赋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建立沟通交流渠道、便民服务功能平台和风险预警系统等，实现“一网统办”和“一网统管”，如浙江绍兴的“浙里兴村治社”平台发挥了很好作用。第五，法治保障。完善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解纷机制，确保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第六，用好社会第三只手。除了发挥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作用之外，还要高度重视并发挥社会的力量，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志愿者队伍、专业调解机构等，形成强大的社会治理合力。

三是学鉴做法。仔细梳理，有十一类典型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1. 矛盾纠纷化解一站式，实行三级统、一码管、综合评的工作方式。

2. 做好老人爱心食堂，解决“谁来建”“谁来运营”“谁来吃”的问题，关爱好老人这个群体。

3. 用好“安心码”，依靠科技手段筑牢安全防火墙，防止群众上当受骗。

4. 建好用好驻村指导员队伍。高精度、有针对性地选派驻村指导员，政法干部驻乱村、经济干部驻穷村、党建干部驻弱村，要求驻村干部每年走遍村内常住户，对村干部、党员和困难户要找得到门、叫得上名，做到“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要求驻村指导员，写好民情日记，访民舍、记民情、想民心、议民事、解民难、帮民富。推行“五个一工作机制”：一室（驻村居办公室）、一簿（每周必记民情日记）、一会（每周一次民情分析会）、一考（履职情况与岗位目标兼顾）、一评（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民主评议）。

5. 共建“契约化”社区，推行“二三四五”工作法。“二”是在职党员两地报到、双岗服务；“三”是资源、服务、项目三张清单；“四”是组织运行、沟通协调、监督评价、激励保障四项机制；“五”是谈约、签约、亮约、履约、评约五步标准。紧盯社区急难愁盼问题，公开推行共建项目，形成“邻里守望、邻里和睦、邻里互助”的邻舍共治模式。

6. 建好用好“和事佬”队伍。构建全民参与和专业力量助力的调解工作体系，组织发动社会组织，构建强大的调解体系，用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在调解上下功夫，在不伤和气的前提下，息诉罢访，不结梁子，不留后患。加大对社会调解员的培养。

7. 建设“红色业委会”。发挥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三驾马车”作用，民情民意三方联访、民生实事三方联办、矛盾问题三方联调、重大事项三方联议。

8. 建好用好“共富工坊”。在党建引领下，整合市场资源和政策资源，支持帮助低收入人群致富。

9. 建好用好“共享法庭”。把调解指导、纠纷化解、网上立案、线上诉讼、普法宣传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0. 建好用好家门口的纪委监委。建立村居监察工作联络站和监察员队伍，实行自下而上监督、全方位监督，制作村居干部“勤廉指数”，做实基层监督。

11. 建好用好“浙里兴村治社”平台。实行党建统领、上下贯通、条块一体、整体智治，实现“民呼我为”闭环管理。

四是学会坚持。坚持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智慧，也是社会治理的方法论。“枫桥经验”是坚持出来的，要学习浙江绍兴干部群众6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认准对的事情，不管风吹浪打，也不管发生什么变换，都始终如一，把社会治理坚持进行到底。

（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自治为基：通过村规民约、民主协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法治为纲：以法律规范行为边界，先立后破，用法治促进创新，用创新完善法治，从而保障治理公平性和平衡性。德治为魂：弘扬传统文化和道德约束，把家庭家教家风融入到基层治理中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基层治理。

（二）新时代矛盾化解逻辑已经发生转变。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防”，从“刚性管控”转向“柔性疏导”，从“单兵作战”转向“协同共治”。

（三）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必然趋势。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要形成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双向奔赴”，如浙江绍兴通过“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实现治理精细化。

（四）把握全球治理赤字的变化，打造“中国之治”的经验样板，向世界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枫桥经验”久经风雪寒霜，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就是立足本地，扎根基层、扎根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具有社会治理的规律性特点。“枫桥经验”的治理之道适用中国，也适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