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陈某浩等人走私、运输毒品、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检察机关办理毒品案件的各个环节，要始终坚持全面系统审查，注重透过毒品犯罪发现派生犯罪线索，深挖扩线全力查处，及时追诉漏罪漏犯。发现关联案件已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及时推动错案纠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发现多项犯罪线索的，依法移送相关职能机关处置，确保全面打击，不漏不凑。对于共同犯罪中罪责最大、罪行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要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提出适用死刑建议。对于办案发现的问题，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依法开展全方位、全领域、深层次监督，全面提升办案质效。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强化毒品案件法律监督 依法从严惩治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2：赖某贩卖毒品案

近年来，毒品犯罪呈现出从传统毒品到新型毒品的转变、从线下交易向“网络+寄递”衍生等新态势，并逐步渗透到医疗行业。检察机关办理套购、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案件，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审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重点结合行为人的专业背景、从业经历，交易方式、交易过程、交易频率及数量等因素综合认定毒品犯罪主观明知。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行刑衔接，精准挖掘涉毒犯罪线索。同时，要增强社会治理合力，构建从“单一监督”到“系统治理”的法律监督格局，推动解决易发性监管漏洞，确保毒品犯罪的惩治效果。该案入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加强禁毒综合治理”典型案例。

案例3：李某锋运输毒品案

检察机关办理“零口供”毒品犯罪案件，以证据不足决定不批准逮捕后，应当强化侦查引导和全程跟踪监督，防止“不捕了之、一放了之”。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上下一体化的履职优势，强化对共同犯罪关联案件审查，发现毒品犯罪漏犯线索，及时启动追诉程序。针对毒品犯罪高度隐蔽，时间跨度久，取证难度大等特点，应引导公安机关全面开展证据核查和补证工作，重点收集、固定与毒品犯罪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监控视频等客观证据，依法精准追捕追诉漏犯。对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根据犯意提起、组织策划、实行行为、作用大小以及主观恶性等，厘清各共犯罪责层级，依法分别适用刑罚，有效实现罚当其罪，促使拒不认罪的被告人认罪服判，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该案入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加强禁毒综合治理”典型案例。

案例4：苏某洲贩卖毒品案

检察机关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发挥客观性证据优势，聚焦毒资流向、通讯通联记录等关键环节，积极引导侦查取证，依法充分行使自行补充侦查权，依托技术赋能，破解毒品犯罪认定难题；同时，应当充分考量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精准界分“居间介绍”与“共同贩卖”，对于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主从犯地位、导致量刑明显不当的案件，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优势，依法抗诉纠正错误判决，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该案入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加强禁毒综合治理”典型案例。

案例5：李某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检察机关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应当积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深入对毒品犯罪进行调查取证，在查清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厘清毒品犯罪行为的具体种类，依法准确适用选择性罪名，全面、精准惩治毒品犯罪。同时，加强毒品犯罪案件审判监督，切实对判决、裁定进行实质性审查，不仅要重视审查证据采纳、事实认定、量刑情节、罪名适用是否有误，还要重视审查附加刑适用是否正确、涉案财产处置是否妥当。针对未成年人涉毒、毒品犯罪多发场所，通过强化宣传、制发检察建议等加强区域治理、综合治理，实现治罪与治理有机融合。 该案入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加强禁毒综合治理”典型案例。

案例6：卓某坤等人贩卖毒品案

检察机关办理系列毒品犯罪案件时，要积极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完善与侦查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发现毒品犯罪嫌疑人应到案未到案的，要切实强化法律监督，及时追捕漏罪漏犯，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行为，确保惩治毒品犯罪效果。对被告人拒不认罪的毒品犯罪案件，要坚持系统观念，注重关联案件证据体系化审查，尤其重视对电子数据的运用，要通过“关联证据审查+电子数据突破+言词证据印证”的组合拳，抽丝剥茧，用细节证据全面厘清毒品交易规律，破解“零口供”犯罪证明难题。同时，检察机关要积极参与毒品犯罪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针对新型毒品向青少年蔓延以及罪错未成年人保护等社会治理难题，通过专题报告、联动帮教、普法教育等方式，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格局，筑牢青少年防毒拒毒的坚固防线，实现犯罪预防与教育挽救的有机统一。 该案入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加强禁毒综合治理”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