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瑞东花园社区在广州市黄埔区南部建成。作为广州市大型的保障性住房小区，瑞东花园共有13栋楼，涵盖安置房、经适房、公租房及人才公寓。3592户，在0.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构建起一个多元混居的微型社会。

　　深圳最大的保障房小区龙海家园更早落地。2014年12月底交付使用的24栋楼里，住着1.2万余户、约2.6万人，全部为公租房住户，占据了所在桂湾社区四分之三的人口。

　　近十年过去，当保障性住房实现“安居”，走向“优居”，在超大型城市里重构家园，成了新的命题。202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结合，除安置房外的住宅用地及其建筑规模原则上应按一定比例建设保障性住房。

　　位于广州和深圳的这两个大型社区，复杂如中国社会本身的人群构成，在高速流动的城市化进程中，邻里关系如何建构？社区认同如何延续？这是两座一线城市对同一道超级难题的不同回应。

　　混居之始：能不能建一堵墙？

　　走进广州瑞东花园小区，你很难感知到它的特殊之处。它看起来和任何一个2010年后建成的商品房小区没什么两样：淡黄色的楼体，整齐的绿化，孩子在篮球场嬉闹，老人在亭廊下聊天，偶有流浪猫出没，警觉地盯着不远处被主人牵着的小狗。

瑞东花园小区一角

　　但瑞东花园社区书记梁燕桃给到了一组数据，3592户居民，被四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划分：两栋公租房，住着全市各区困难家庭；四栋经适房，住户是多年前以“几千块一平”买下产权的幸运者；两栋人才公寓，住的是附近医院、企业的员工；还有五栋安置回迁房，住的是临近村落的回迁村民和部分租客。

　　广州是全国住房保障工作起步较早、进程较快的城市之一，从1986年就开始推进住房保障工作。202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结合，除安置房外的住宅用地及其建筑规模原则上应按一定比例建设保障性住房。

　　“十四五”期间，广州保障性租赁住房筹建数量位居一线城市第一，建设总量约占全省建设总量近一半。同时广州也在积极探索“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等多层次、多样化、多元化住房供给体系。

　　瑞东花园的“混居”，是广州近二十年城市发展的缩影，是政策、拆迁、安置层层叠加后的产物。而融合的起点，往往是隔阂。

　　“最早有回迁村民提议，能不能在中间砌一道墙？他们想把回迁房区域和其他楼栋隔开。”梁燕桃回忆道。墙虽未砌起，但人与人之间的防备清晰可见。

　　生活习惯的冲突随之浮现。养宠物的居民对狗便处理得不在意，让小区一度“到处都是，一片一片，很夸张”。人群的复杂性与高流动性，让良性沟通变得困难。

　　与此同时，一百多公里外的深圳龙海家园，面对的则是另一种量级的“混合”。24栋超高层建筑像一道巨型屏风，延绵1.8公里，里面装着1.2万户、近3万人。它的“混合”在规划图纸上就已注定，它是全国首个建在地铁车辆段之上的保障房小区，也就是所谓的TOD模式（地铁上盖），位于广东自贸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内，是产城融合的典范。

深圳龙海家园密集的楼房。

　　在高房价的超级都市，如何为新市民和普通家庭，提供一个不仅“住得下”，更要“住得好”的选项，深圳创新提出保障房的“四跟”——跟着产业园区走、跟着大型机构走、跟着轨道交通走、跟着盘活资源走。后来更是将“十四五”期间的保障房建设目标，从54万套（间）大幅调升至74万套（间）。新增的20万套，几乎全是保障性租赁住房。

　　龙海家园正是深圳的代表作品，也是某种缩影。未来将有数百万像当年首批入住者一样的普通人，涌入一个个“龙海家园”。这场城市化进程里，深圳正从追求住有所居的物理覆盖，转向探索居有所属的社会融合。

　　如今的前海片区，楼宇栉比，配套齐全，但在2015年，这里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配套，几乎是空白。“什么也没有”，是当时来到这里的几位龙海家园居民的第一感受。居民吴光伟提到，当时很多人因为位置偏僻，不愿意选这里，“最初地铁只开了鲤鱼门站A口，路面不畅，雨天积水严重，我们都说要乘船出行，龙海家园也被叫作龙宫。”

　　吴光伟是一位单亲妈妈，2015年夏天，她带着孩子搬来龙海家园。正好是暑假，小区里什么商业都没有。她白天上班，有天跑客户没能及时回家，因为没有餐厅没有外卖，孩子自己在家煮泡面，结果不小心把开水烫在了肚皮上，当时皮都烫掉了一块。小孩冷静地先用了冰敷，又用凉水冲了很久，处理得很及时，然后再给吴光伟打电话，“妈妈，我烫到了。”

　　吴光伟再说起这件事时，声音微微颤抖。“这件事之后，邻居们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孩子中午常常一个人在家。我们那一层有位邻居，是位老人家，她就主动说，别让孩子自己做饭了，以后中午我给他端一碗饭过来。”

　　因为“什么也没有”，龙海家园邻里间的互助，就这样埋下了一颗颗种子，让之后的人情味慢慢浓起来。

　　正如瑞东花园最初的“墙”终未砌起，龙海家园从“什么也没有”到人情渐浓，混居本身即是融合的开端。当不同背景的人们不得不共享一片屋檐，隔阂与冲突反而催生了对话与理解。

　　从老城区住户和城中村租客，到社区共建者

　　2016年春天，郭佩仪拿到了瑞东花园经适房的钥匙。推开新家门时，整个楼层静得能听见回声，她是这层唯一的住户。窗外工地轰鸣，楼下连个小卖部都没有。那种感觉，她后来形容为“彷徨”。

　　她在广州长寿路长大，那是广州的老城区，有着深厚的老广街坊互助传统。所以当“狗屎遍布”的问题出现后，看着社区书记组织党员志愿者每天拿着工具去捡，一个个劝导，热心的郭佩仪加入了进来，她不养狗，但不希望自己的小区被狗屎淹没，便牵头组建宠美家园服务队，核心工作是每周三上午放置、更换“狗狗便箱”里的报纸，为遛狗居民提供方便，并口头劝导，“我们就说给他听，最起码你就拿张纸，把那个狗屎捡好”。

　　几年下来，每个星期三，郭佩仪和志愿者们从未间断。变化在悄然发生，养狗的居民开始主动带纸、清理粪便，碰到郭佩仪时还会笑着打声招呼，草地重新变得干净。

　　“我喜欢做志愿者，因为我觉得很开心，好像有一个责任感。”郭佩仪用夹杂着粤语的普通话说。她自然而然地，将老城区“邻里守望”的习惯带到了新社区。

　　如果说郭佩仪是本地居民融入新社区的代表，伍唐的故事则是一个外来者如何一步步共建家园的缩影。

　　伍唐是广州某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她是湖南人，来到广州工作后的居住史，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住房阶梯”，最早，她住在黄埔区的城中村，每个月房租800元，鲜少见到阳光，后来，她搬到附近普通商品小区，2022年通过人才住房申请，租下瑞东花园一套92平方米的四房公寓。客厅宽敞明亮，社区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她和家人都很喜欢这里。

　　一次义诊中，她为一位居民测出180/110mmHg的高血压，结合其糖尿病史和头晕症状，当即转介医院。“后来这位阿叔住院五天，血压控制平稳后才出院。”伍唐说，“我们的工作很高压，但通过做志愿活动帮助别人，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

　　伍唐很喜欢瑞东花园，对于小区的许多探索和反馈也来自她的母亲。和小区里许多年轻双职工夫妻一样，父母从老家过来帮忙照看孩子。伍唐的妈妈来了后，就总和她说，瑞东花园的夕阳活动室、青少年活动中心和长者饭堂都做得很好，“夕阳红活动站还贴心地设计了护栏，适老设施的细节非常用心。我爸妈也很喜欢这里，想要一直续租下去。”

瑞东花园的夕阳活动室的一个下午。

　　从“城中村租客”到“保障房主人”再到“社区共建者”的跃迁，是新一代城市移民安居故事的缩影。保障性住房吸引和留住“人才”，而人才对社区的反哺，往往能产生远超物质补贴的社会效益。

　　在超级城市的小区里，拥有一个菜园

　　龙海家园同样在探索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机制。面对1.2万户、近3万居民的治理挑战，这里建立了一套清晰的“输入-输出”系统：线上通过“民意速办”平台、微信群矩阵实现全天候反馈，线下则依托“书记下午茶”、网格走访等触点收集诉求。所有渠道最终汇聚到小区党支部，它们如同社区的“中央处理器”，负责将海量意见分类、转译并推动解决。

　　曾被电动车塞满的架空层，如今摆上了长椅与绿植，墙上还挂着居民自己创作的书画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面长长的“深港融合”彩绘墙，“为了避免电动车乱停，我们在尺寸上也做了落地的调整，这样彩绘完成后，人们会自然地不将电动车停放在墙前，而是主动地将彩绘展示出来。”

　　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菜园的共建。

　　菜园的起源可追溯到2020年，物业与居民协商后，决定将这片闲置角落改造为种植区。最初的设想是亲子科普，但孩子们开学后维护中断，遂改为志愿者认养制。

　　很难相信在深圳前海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一个小区能拥有一个小菜园。龙海家园的小菜园，每个种植箱培养着不同种类的蔬果，它们整齐排列在小区一角。这里是社区志愿者用服务积分兑换来的“责任田”，半年一轮换。

　　12月的一个下午，天气晴好，吴光伟正在菜园里忙碌。番茄、萝卜、生菜、黄瓜……小菜园不大，但蔬果的长势喜人。“种什么自己决定，收成也归自己。”吴光伟说。她正忙着搭建角落里两垄公共菜地，想着未来收成用于慰问社区里的独居老人。

龙海家园的小菜园，志愿者正在打理蔬果。

　　种植经验在邻里间缓慢传递。第一年，蜗牛吃光了大部分菜苗，居民们打着手电夜间抓虫。如今，他们在种植箱放上带刺的木棍，防止流浪小猫偷吃。这个空间逐渐承载起复合功能。工作日的上午，多是退休居民在照料菜地，周末则成为亲子自然教育的场所。吴光伟提到，曾有位长期独居的阿姨，一开始有点抑郁情绪，后来每天来菜地，慢慢走了出来。

　　除了菜园，龙海家园还有一座小花园。

　　去年八月，一次社区“书记下午茶”上，一位小朋友轻声说：“我们小区能不能有一座花园？”当天，这句话就被党支部书记带到了社区党委的会议桌上。

　　需求很快被认真对待。党委组织起3个党支部、6个居民小组全面排摸，发现这个住着四千多名青少儿的小区，确实需要一座能陪伴成长、启迪探索的科普花园。党建联席机制发挥作用，一家爱心企业认捐45万元，北京大学的专业团队被请来设计，127种植物被精心挑选，每一株都附上知识卡片。

　　花园最终定名“奇迹花园”。“书记下午茶”搬进了这里，亲子活动、长者互助、植树实践陆续开展。它不再只是一片绿地，而成为社区对话、教育与情感联结的鲜活载体。

　　一座小小的花园就此诞生，面积不大，但穿越其中，就好像进到了一个迷你植物园中。在这片万人小区，奇迹花园的出现，让社区变得温柔起来。

龙海家园里的奇迹花园，是居民们日常休憩聊天的好去处。

　　从菜园到花园，它们共同证明，当居民从“被服务者”转变为“共建者”，当党建从“引领者”深化为“赋能者”，钢筋混凝土的楼宇便能真正成为人们心中的“家园”。

　　“我们都是新客家人”

　　从共绘深港彩绘墙，到共享菜园，再到共建“奇迹花园”，龙海家园像是在系统性地孵化“创造项目”，将企业资源、居民技能和公共需求精准对接，让居民系统性地产生参与感、成就感和归属感。而在瑞东花园，这表现为人情网络中不断涌现的关键人物，去推动一次次义诊、活动和小区改造，让认同感在每一次具体的善意交换中积累、沉淀。

　　常毅是龙海家园最早一批住户，也是深圳最早一批建设者。近十年过去，他愈发喜爱这个社区。“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租客，我们就是主人。”他将自己形容为“新客家人”，这个称呼巧妙地将岭南传统的客家移民文化，嫁接到当代深圳建设者身上。它似乎意味着，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像历史上的客家人一样迁徙奋斗，我们在这里“客居”而成“家”。

　　当然，龙海家园也有局限，居住面积多为30至55平方米，对不少家庭而言显得局促。但常毅看到了另一面，随着周边配套与公共区域的完善，以及社区文化的形成，有限的居住空间反而促使更多居民走出家门。

　　“50平方米关不住人，必须下楼。”他说。狭小的私人空间，将居民“推”向公共空间，为互动创造了物理上的必然性。“有点像过去的大院文化。”

　　桂湾社区党委书记赵刚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即便是在超大型城市中高流动性的保障性社区里，依然能够培育出宛如熟人社会般的紧密邻里关系。”空间局促，但情谊流动。

　　在瑞东花园，同样生长出了令人向往的邻里关系。伍医生与同楼层的两户邻居家庭结构相近、孩子年龄相仿，他们常一起过节，周末结伴露营，“双十一”拼单购物。“我平时几乎不锁门，”伍医生说，“大家彼此照应，有事随时都能互相帮忙。”

　　梁嘉辉是瑞东花园附近的文冲村居民，因文冲村拆迁，暂时租住在瑞东花园回迁房，等待原址回迁。他们曾将小孩托管给同小区的邻居，对方也托管过孩子过来。这种“互助托管”的信任，是社区融合的隐喻。“对方不是村民，也不是广东人，更神奇的是，两小孩还是不同学校的，但就喜欢在一起玩。”

　　梁嘉辉经常带孩子参加社区组织的露天电影放映，“有点像过去在村里看电影，但其实我在文冲村的时候反倒没看过。而且这里反倒比村里更安静，住起来更舒服。”瑞东花园的社区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甚至超越了原村落的传统公共生活。

　　时间来到2025年年底，广深两地的社区，都不约而同地触碰到同一个深层命题，如何让这份融合可持续建设下去？

　　许多问题依然有待解决：有限的车位、激增的电动车；白天的社区属于老人和孩子，晚归的上班族如何融入？对于港澳居民，“湾区融合”如何从墙面标语走进厨房和议事厅？如何更好地满足适老化改造？如何及时发现独居老人的抑郁倾向、高压青年的心理危机？

　　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们都在忙碌。梁燕桃一有空就在瑞东花园里溜达，和居民聊家常，收集最原生态的意见；赵刚则在居民议事会上听取建议，走访企业，推进资源整合。有没有可能通过夜校盘活青年参与共建的积极性？是否可以通过更多文艺活动，吸引港澳居民、外籍人士参与？这是他最近在思考的问题。

　　广深两地的探索还在进行，没有标准答案，但两座城市为全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保障房建设，标定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探索维度：制度的效率与人文的温度。

　　在这两个社区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原子化时代，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并且身体力行地证明：小区，可以成为家园；邻居，可以成为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