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岭南的冬日依然暖如春日。傍晚时分，在广州瑞东花园，老人们在庭院里闲话家常，放学后的孩子们占领了乒乓球台；而在100多公里外的深圳龙海家园，社区小菜园中，志愿者正俯身为一垄垄菜苗浇水。

　　这样的日常场景，发生在中国两个超大城市的典型保障性住房社区里。它们都诞生于过去10年保障房建设的高潮期——2017年建成的瑞东花园，在0.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通过13栋楼、4种住房类型，容纳了3592户居民，构建出一个多元混居的微型社会；深圳龙海家园，在2014年12月底交付使用的24栋楼里住着1.2万户、近3万人，全部为公租房住户，占据所在桂湾社区四分之三的人口。

　　近10年过去，当保障性住房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进，尤其是与城中村改造深度结合后，一个新的命题日益凸显：在实现物理空间的“安居”之后，如何在超大型城市里重构有温度、有认同感的“家园”？

　　混居之始：能不能建一堵墙？

　　广州瑞东花园小区看起来和任何一个2010年后建成的商品房小区没差别：淡黄色的楼体，整齐的绿化，孩子在篮球场嬉闹，老人在亭廊下聊天。

瑞东花园小区一角

　　但瑞东花园社区书记梁燕桃提到了一组数据，3592户居民，被4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划分：两栋公租房，住着全市各区困难家庭；4栋经适房，住户是多年前以“几千块一平米”买下产权的幸运者；两栋人才公寓，住的是附近医院、企业的员工；还有5栋安置回迁房，住的是临近村落的回迁村民和部分租客。

　　广州是全国住房保障工作起步较早、进程较快的城市，从1986年就开始推进住房保障工作。202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结合。同时，广州也在积极探索“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等多层次、多样化、多元化住房供给体系。

　　瑞东花园的“混居”，是广州近20年城市发展的缩影，是政策、拆迁、安置交融的产物。而融合的起点，往往是隔阂。

　　“最早有回迁村民提议，能不能在中间砌一道墙？他们想把回迁房区域和其他楼栋隔开。”梁燕桃回忆道。墙虽未砌起，但人与人之间的防备清晰可见。人群的复杂性与高流动性，让良性沟通变得困难。

　　而100多公里外的深圳龙海家园，面对的则是另一种量级的“混合”。24栋超高层建筑像一道巨型屏风，延绵1.8公里。它的“混合”在规划图纸上就已注定，它是全国首个建在地铁车辆段之上的保障房小区，也就是所谓的TOD模式（地铁上盖），位于广东自贸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内，是产城融合的典范。

深圳龙海家园密集的楼房。

　　在高房价的超级都市，如何为新市民和普通家庭提供一个不仅“住得下”，更要“住得好”的选项，深圳创新提出保障房的“四跟”——跟着产业园区走、跟着大型机构走、跟着轨道交通走、跟着盘活资源走。后来更是将“十四五”期间的保障房建设目标，从54万套（间）大幅调升至74万套（间）。新增的20万套，几乎全是保障性租赁住房。

　　龙海家园正是深圳的代表作，也是某种缩影。在城市化进程里，深圳正从追求“住有所居”的物理覆盖，转向探索“居有所属”的社会融合。

　　如今的前海片区，楼宇栉比，配套齐全，但在2015年，这里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配套，几乎空白。“什么也没有”，是当时来到这里的几位龙海家园居民的第一感受。

　　吴光伟是一位单亲妈妈。2015年暑假，她带孩子搬来龙海家园。白天她上班，孩子自己煮泡面时不小心把开水倒在了肚皮上。小孩冷静地先冰敷，又用凉水冲了很久，处理得很及时，然后再给吴光伟打电话，“妈妈，我烫到了。”“这件事后，隔壁的老人家主动说，别让孩子自己做饭了，以后中午我给他端一碗饭过来。”

　　正如瑞东花园最初提议的“墙”终未砌起，龙海家园从“什么也没有”到人情渐浓，混居本身即是融合的开端。当不同背景的人们不得不共享一片屋檐，隔阂与冲突反而催生了对话与理解。

　　从老城区住户和城中村租客，到社区共建者

　　2016年春天，郭佩仪拿到了瑞东花园经适房的钥匙。她在广州长寿路长大。那是广州的老城区，有着深厚的老广街坊互助传统。所以，当“狗屎遍布”的问题出现后，热心的郭佩仪牵头组建宠美家园服务队，核心工作是每周三上午放置、更换“狗狗便箱”里的报纸，为遛狗居民提供方便。

　　“我喜欢做志愿者，因为我觉得很开心，有责任感。”郭佩仪说。她自然而然地，将老城区“邻里守望”的习惯带到了新社区。

　　如果说郭佩仪是本地居民融入新社区的代表，伍唐的故事则是一个外来者如何共建家园的缩影。

　　伍唐是广州某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湖南人，她来到广州工作后的居住史，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住房阶梯”。最早，她住在黄埔区的城中村，每个月房租800元，很少见到阳光。后来，她搬到附近普通商品小区。2022年通过人才住房申请，租下瑞东花园一套92平方米的四房公寓。客厅宽敞明亮，社区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她和家人都很喜欢这里。

　　一次义诊中，她为一位居民测出180/110mmHg的高血压，结合其糖尿病史和头晕症状，当即转介医院。“后来这位阿叔住院5天，血压控制平稳后才出院。”伍唐说，“我们的工作很高压，但通过做志愿活动帮助别人，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

瑞东花园的夕阳活动室的一个下午。

　　从“城中村租客”到“保障房主人”再到“社区共建者”的跃迁，是新一代城市移民安居故事的缩影。保障性住房吸引和留住“人才”，而人才对社区的反哺，往往能产生远超物质补贴的社会效益。

　　在超级城市的小区里，拥有一个菜园

　　龙海家园同样在探索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机制。面对1.2万户、近3万居民的治理挑战，这里建立了一套清晰的“输入—输出”系统：线上通过“民意速办”平台、微信群矩阵实现全天候反馈，线下则依托“书记下午茶”、网格走访等触点收集诉求。所有渠道最终汇聚到小区党支部，小区党支部就像社区的“中央处理器”，负责将海量意见分类并推动解决。

　　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菜园的共建。

　　菜园的起源可追溯到2020年。物业与居民协商后，决定将这片闲置角落改造为种植区。很难相信在深圳前海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一个小区能拥有一个小菜园。龙海家园的小菜园，每个种植箱培养着不同种类的蔬果。这是社区志愿者用服务积分兑换来的“责任田”，半年一轮换。

　　12月的一个下午，天气晴好，吴光伟正在菜园里忙碌。小菜园不大，但蔬果的长势喜人。“种什么自己决定，收成也归自己。”吴光伟说。她正忙着搭建角落里两垄公共菜地，想着未来收成用于慰问社区里的独居老人。

龙海家园的小菜园，志愿者正在打理蔬果。

　　除了菜园，龙海家园还有一座小花园。

　　去年8月，一次社区“书记下午茶”活动上，一位小朋友轻声说：“我们小区能不能有一座花园？”当天，这句话就被党支部书记带到了社区党委的会议桌上。

　　需求很快被认真对待。党建联席机制发挥作用，一家爱心企业认捐45万元，北京大学的专业团队被请来设计，127种植物被精心挑选，每一株都附上知识卡片。

　　花园最终定名“奇迹花园”。“书记下午茶”搬进了这里，亲子活动、长者互助、植树实践陆续开展。它不再只是一片绿地，而成为社区对话、教育与情感联结的鲜活载体。在这片万人小区，“奇迹花园”的出现，让社区变得温暖起来。

龙海家园里的奇迹花园，是居民们日常休憩聊天的好去处。

　　从菜园到花园，当居民从“被服务者”转变为“共建者”，当党建从“引领者”深化为“赋能者”，钢筋混凝土的楼宇便能真正成为人们心中的“家园”。

　　“我们都是新客家人”

　　从共绘深港彩绘墙，到共享菜园，再到共建“奇迹花园”，龙海家园像是在系统性地孵化“创造项目”，将企业资源、居民技能和公共需求精准对接，让居民产生参与感、成就感和归属感。而在瑞东花园，这表现为人情网络中不断涌现的关键人物，推动一次次义诊、活动和小区改造，让认同感在具体的善意交换中积累、沉淀。

　　常毅是龙海家园最早一批住户，也是深圳较早一批建设者。近10年过去，他愈发喜爱这个社区。“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租客，我们就是主人。”他将自己形容为“新客家人”。

　　当然，龙海家园也有局限，居住面积多为30至55平方米，对不少家庭而言显得局促。随着周边配套与公共区域的完善，以及社区文化的形成，有限的居住空间反而促使更多居民走出家门，为互动创造物理上的必然性。“有点像过去的大院文化。”常毅说。

　　桂湾社区党委书记赵刚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即便是在超大型城市中高流动性的保障性社区里，依然能够培育出宛如熟人社会般的紧密邻里关系。”空间局促，但情谊流动。

　　在瑞东花园，同样“生长”出令人向往的邻里关系。伍医生与同楼层的两户邻居家庭结构相近、孩子年龄相仿，他们常一起过节，周末结伴露营，“我平时几乎不锁门，”伍医生说，“有事随时都能互相帮忙”。他们还会将小孩托管给同小区的邻居。这种“互助托管”的信任，是社区融合的隐喻。瑞东花园露天电影放映等社区活动，某种程度上替代甚至超越了原村落的传统公共生活。“有点像过去在村里看电影，这里反倒比村里更安静，住起来更舒服。”住户梁嘉辉说。

　　2025年年底，这两个社区触碰到同一个深层命题，如何让这份融合可持续下去？许多问题依然有待解决：有限的车位、激增的电动车；晚归的上班族如何融入社区？对于港澳居民，“湾区融合”如何从墙面标语走进日常生活？如何更好地满足适老化改造？如何及时发现居民的心理危机？

　　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们都在忙碌。梁燕桃一有空就在瑞东花园里溜达，和居民聊家常，收集最原生态的意见；赵刚则在居民议事会上听取建议，走访企业，推进资源整合。

　　探索还在进行，但广深两座城市为全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保障房建设，标定至关重要的探索维度：制度的效率与人文的温度。

　　在这个原子化时代，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并且身体力行地证明：小区，可以成为家园；邻居，可以成为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