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拍珠江。(视觉中国/图)
“珠水烟波接海长,春潮微带落霞光。”
明末清初之际,“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如此勾勒珠江的壮阔与灵动。
广州南沙,是珠江出海的重要门户,向南,越过伶仃洋,便是世界。这条航道跨越千年,曾驶出满载瓷器与丝绸的帆船,又带回名贵香料和珠宝。
如今,它送出的是新能源车、芯片与家电,带回车厘子、粮食和原油。
在南沙,TCL空调广州智能制造基地是一座AI原生工厂,平均7秒下线一台空调。空调下线后,半小时便能抵达港口,随后被装入集装箱,搭货轮远行。两个多月后,就能抵达万里之外的南美。
从商品贸易到产业协作,中国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纽带日益坚固。
作为这一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APEC)有21个成员经济体,聚集了全球人口的40%、贸易总量的50%、GDP的60%。
1991年11月,中国加入APEC,此后两次担任东道主,举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026年11月,APEC再次进入“中国时间”。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
当下的深圳,白天走在街道上举目望去,彩旗摇曳,花团锦簇,夜晚站在莲花山顶俯瞰城区,灯光跳跃,流光溢彩,市民们感叹深圳的“全妆”时刻。
两三天里,墨西哥、加拿大、巴布亚新几内亚、越南、秘鲁、智利、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多国领导人跨越山海,齐聚在这座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
在新闻中心,有五千余名记者,AI翻译耳机、大疆的手持影像设备、做咖啡的机器人都在忙碌工作,腾讯的AI助手实时更新会议速记,还能粗剪视频。
同为东道主,2001年在上海的国际新闻中心,配备的是带电话的办公桌,拨长途的电话卡,还有150台能免费上网的电脑,以及公共电话、传真机和照片冲印区。
2014年的北京,新闻中心覆盖了1000个无线路由器,免费Wi-Fi自动登录,还有540个网络接口。那时的“黑科技”是微信公众号的掌上新闻中心,能刷动态、看日程、订服务,两千多位记者关注了它。
新闻中心的变迁,就像一条时光隧道,不变的是紧张的“新闻大战”、免费的咖啡和无处不在的志愿者。
一轮轮报道也呈现出中国与APEC关系的不同阶段。
“回望35年,中国与APEC呈现出一条从融入接轨、主动参与,到提供亚太区域合作公共产品的渐进上升弧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文玲说。她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1
融入
“中国参加APEC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外交部原部长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如此描述。
在陈文玲看来,中国加入APEC时,核心诉求是融入亚太产业链,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学习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的经验。
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12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齐聚于此,举行APEC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APEC的成立。
APEC官网写道,其首要目标是支持亚太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繁荣。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APEC的参与方被称作“成员经济体”,而非“成员国”。
APEC成立两年后,中国正式加入。
“亚太经济合作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想象的。”《外交十记》写道,中国市场广阔,和亚太地区有广泛联系,经济在强劲增长,“APEC各成员都认识到,必须邀请中国参加”。
“正在同中国商谈复交的印尼,是APEC成员,首先向我们通报。”钱其琛回忆,“随后,将担任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1991年)东道主的韩国,开始派人与中国进行私下磋商。”
经过六轮谈判,历时九个多月,终于成功。
此后,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智利、秘鲁、俄罗斯、越南加入,APEC成员经济体固定为21个。
APEC成立的最初几年,只是每年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1993年7月,美国作为APEC主席,提出在第5届部长级会议之后,召开一次首脑会议。
据新华社报道,由于没有得到全体成员的赞同,这次首脑会议被定名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年11月,APEC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由此延续下来,每年举行一次,并成为APEC最重要的运行机制。此外,每年还有部长级会议、高官会等。

王嵎生是资深外交官,上世纪90年代担任APEC中国高官。他在《亲历APEC与时代的变迁》一书中写道,“领导人的服装也是非正式的,就像休闲度假一样,没有人穿西装打领带,任君所好,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出席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就穿着牛仔裤”。
他回忆,1994年,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量体送衣”,为每位领导人送上一件Batik(巴迪克,一种蜡染印花衬衣),花色各异,领导人全部穿上,顿时给人一种“大家庭的和谐与兴旺气氛”。
轻松的会议氛围中,APEC从务虚走向务实。
199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印尼茂物举行,发表《茂物宣言》,确立了茂物目标:实现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与投资,要求发达成员于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于2020年前实现这一目标。
王嵎生在书中透露,在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上,各成员经济体曾产生较大分歧,最终保留了两个时间节点。
在他看来,“宣言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或者说是各经济体不同经济利益的某种汇合”,在差异中,找到共识。
2
桥梁
加入APEC十年后,2001年10月,中国首次担任东道主,在上海举办了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五十天后,中国加入WTO。
进入21世纪,世界的目光投向快速发展的中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31.5%,新批外商投资项目增长32%,合同投资额增长51%。
许多外资企业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葛兰素史克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跨国药企。
“中国市场在开放,庞大的医疗健康需求,吸引着全球创新药进来。”葛兰素史克副总裁、中国企业传播与政府事务负责人赵伦回忆。
她说,当时跨国药企既希望让创新药尽快进入中国,也想让普通患者负担得起。药企期待中国能加快药品审批流程,扩大医保目录的覆盖范围。

上海外滩。(视觉中国/图)
在上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是“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依惯例,与会领导人将穿着体现东道主民族特色的服装。中国的选择是——“新唐装”。
“这是一套兼具中国传统特征与西方现代造型的衣服。”外交部官网介绍,它从四十多个方案中脱颖而出,融入中西合璧、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智慧与思考。
这一时期,全球经济放缓,“9·11”事件打击了国际投资信心,反全球化思潮随之抬头。
《再造黄金三十年——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的中国主张与广东贡献》一书总结,这一时期,APEC各成员的发展阶段差异性凸显。
发达成员掌握了核心技术、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权,诉求是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与自由;发展中成员则对过快、过深的自由化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与社会风险存在顾虑。
中国兼具“世界工厂”的产业基础与超大市场优势,但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与发达经济体仍有较大差距,这种“双重属性”使中国能够理解并弥合各方分歧,成为沟通桥梁。
当年会议的重要成果是《上海共识》。其中写道,有必要对“茂物目标”进行更新和拓展,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与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调发展,尽可能地造福本地区的所有经济体。
《上海共识》提出,力争在未来5年内将APEC地区的贸易交易费用降低5%。
中国主动落实,承诺得以践行。
财政部数据显示,2001—2005年,中国关税总水平从15.3%降至9.9%。2004年,中国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制,企业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由审批制转向备案登记制。
3
协调
每年春秋两季,成群的大雁都会飞抵北京雁栖湖,在此停留栖息。雁栖湖,因而得名。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中国领导人曾形容,APEC的21个成员,就好比21只大雁。
2014年,雁栖湖畔,中国作为东道主,再度承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会议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重点议题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

北京雁栖湖。(视觉中国/图)
这时,亚太已成为最具增长活力的经济板块。全球前20大经济体中,APEC占9席。
然而庞大的经济体量背后,区域经济合作仍存在碎片化风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有堵点。
阮河芳是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VASS)亚太研究院首席研究员,VASS是越南最高级别的国家级智库。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APEC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差异。同样的数字贸易、数据或绿色转型标准,对各经济体可能产生不同的转型成本。
“各方在跨境数据、电子商务、技术标准、环境和新兴产业等方面的监管规定存在差异。如果这些差异日益扩大,可能演变为新的贸易壁垒。”阮河芳说。
减少贸易壁垒、推动规则协调,是APEC努力的方向。
在2014年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强调,APEC应该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打破种种桎梏,迎来亚太地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新一轮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中国为与会领导人及其配偶准备了多种款式和颜色的“新中装”,采用宋锦面料,融入了众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北京服装学院原院长刘元风,负责服装设计和制作。他曾公开介绍,在纹样上,海水江崖传统纹样的创新设计,传达了21个成员经济体山水相依、守望相助的美好寓意。

早在2006年,APEC就将亚太自贸区(FTAAP)确立为一项长期愿景。2014年,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全面、系统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
过去,21个成员经济体之间,签署了不少双边或多边区域贸易协定,但协定的规则各不相同,企业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经营,往往需要应对多套规则。
在阮河芳看来,迈向FTAAP的进程不仅是降低关税的问题,更是一个缩小制度、标准和发展能力差距的过程。
TCL实业全球供应链中心副总经理刘伟武说,许多经济体的产品标准和认证要求不尽相同,企业往往需要重复认证。通关规则也存在差异,给研发和供应链团队带来不小压力。
他表示,企业希望APEC等多边合作机制,能够让各经济体之间的规则更加开放、透明、可预期,协调产品标准,推动认证结果互认,简化通关手续。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要协调规则,还要平衡不同经济体的利益诉求。
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主席王瑞杰,曾任新加坡副总理、财政部长、教育部长,多次参加APEC会议。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但这也会给部分经济体带来冲击。“比如,消费者可以买到更便宜、质量更好的商品,但对受到冲击的行业和企业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这也是贸易保护主义容易出现的原因。”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关键是让各经济体相信,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过程。”王瑞杰说。
4
共建
“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
唐代诗人张登写道,即便小雪时节,南方的树木依旧苍翠,木槿花开得正好。
2026年11月的深圳,也是花团锦簇。在香蜜湖路与红荔西路交会处,名为《共荣生境》的绿雕作品宛如一个漂浮的绿洲,不同生物,共荣共生。其间,竖立的21根立柱,象征着21个成员携手并进。
又临小雪节气,在深圳,中国将第三次举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亚太共同体概念,不能停留在纸面上,不能局限于愿景中。我们希望能在深圳找到答案,凝聚共识,明确优先的领域,拿出可行举措。
翁诗杰曾任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现为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APEC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自愿原则”,没有强迫性,也没有约束性,这也无形中让成员经济体形成了“和稀泥”的心态。
他说,“今年中方主动提出,要在峰会上复盘梳理前期议案,2040年愿景不是说过就算了,必须要盘点已完成事项与有待推进的工作,我非常认可”。

此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主场馆:深圳国际交流中心。(视觉中国/图)
APEC主场之利,让广东站在了聚光灯下。
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周路明,曾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市科协主席。他说,“在中国的产业版图里,粤港澳大湾区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高科技制造嵌入国际供应链的程度也是最高的”。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5月,广东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9%,占广东进出口的65%。深圳成为中国内地首个外贸进出口超5万亿元的城市。
周路明总结,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主要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需求驱动的创新模式、来自国际供应链的学习渠道。
在这里,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满足于出口产品,还将产线和供应链建在海外。
刘伟武说,越南缺少精密固件等配套资源,近几年TCL组织部分国内供应链企业一同出海,一些企业在当地做了“厂中厂”,另一些在周边配套建厂。
也有企业从创立之初,便瞄准全球市场。深圳比瓦特公司创始人欧阳鹏程常年驻外工作,亲历了欧洲能源危机。2022年,他辞职创业,专注钠离子技术和储能解决方案。
欧阳鹏程说,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他们创立时就看准了海外市场。但中小企业很难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建立技术壁垒,与海外客户联合创新成为更现实的生存路径。
如今,成千上万家大湾区企业正以不同方式融入亚太经济。35年,国际风云变幻,而APEC“开放、创新、合作”的追求始终未变。
正如王昌龄诗云:“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