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简介

　　袁庚，原名欧阳汝山，男，汉族，1917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宝安人。少年时期，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历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三野二纵队四师参谋处副处长、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胡志明情报和炮兵顾问、香港招商局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等职。2016年1月31日，袁庚在深圳蛇口逝世。2018年12月18日，袁庚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涌现了大量的风云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岗位挥斥方遒、大放异彩，为改革开放抢时间、争效率，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奇迹。袁庚，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前半生的袁庚是一名高级情报员，在东江纵队创造过如谍战小说般精彩的传奇故事；后半生，他在花甲之年出任香港招商局集团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主政蛇口开放经济，大举改革，在一片荒芜中蹚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他探索开创了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打造蛇口工业区，喊出了那激励无数人的十二字金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从1978年到1992年主政蛇口的14年间，他将一个家底只有1个亿的香港招商局壮大到身家200亿元。“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等头衔和荣誉，记录了他在蛇口推进改革开放的光辉岁月。他的那句“大不了回秦城监狱去”，体现了他作为共产党员敢作为、敢担当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他勇做改革开放探路人的英雄气概。

　　花甲之年，受命创业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一年，已经61岁的袁庚突然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香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任招商局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这一人事变动，把袁庚推向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袁庚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象，仿佛是为革命而生。他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联络处主任，第四野战军炮兵团团长，曾参加黄潭战斗、南麻临朐战役、昌潍战役、济南战役。1950年，成为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情报和炮兵顾问。1952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领事。后来被陷害入狱长达五年之久，经周恩来总理多次过问才得以释放。1975年10月，袁庚恢复工作，调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1978年，调任招商局集团。

　　戎马半生的袁庚，年近花甲才接触经济工作。1975年袁庚陪丹麦B&W公司总裁参观上海造船厂，了解到丹麦宝隆洋行1700人每年可以造12条万吨级船，而上海造船厂12000多人每年只能造2条。在这次参观中他开始醒悟，中国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企业变成政府部门附属物的弊端，这为他日后另辟蹊径经营蛇口埋下了种子。

　　1978年10月9日，在香港招商局就任的袁庚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报告，上报国务院。报告里阐述了许多改革经济方面的具体事宜，力图将招商局打造为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综合性大企业，提出“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字里行间都表达着袁庚对改革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心情。三天后，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复袁庚的请示文件。

　　事实上，当时的蛇口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原住民不过3000人上下，老街稀稀落落，周围几个村也少有青壮年。贫穷和饥荒引发了逃港潮，许多内地人从广东沿海通过泅渡、坐船等方式逃往香港。

　　然而，袁庚面对的困难并不只有这些。当时建工业区既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也没有财政拨款，袁庚手头只有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和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两个权力。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渔村，他如何施展拳脚？

　　大刀阔斧，改革创新

　　1979年7月2日，在袁庚的指挥下，推土机进场。7月8日，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在蛇口工业区微波山边炸响。自此，在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袁庚的带领下，蛇口接连创造多项全国第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探索提供了诸多宝贵经验。

　　在建设初期，蛇口工业区启动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建设600米的顺岸码头。当时“吃大锅饭”的思想在大家骨子里根深蒂固，工人们没有干劲儿，工作效率极低，每人每天8小时仅运泥二三十车，工程进度缓慢。为调动工人积极性，袁庚挣脱“吃大锅饭”的思想禁锢，在码头工程中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规定每人每天定额运泥40车，完成定额者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则每车奖励4分钱。一时间，工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夜以继日，天黑了也不愿意下班，工地车水马龙，一改往日死气沉沉的气氛，每天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原计划于1980年3月底完成的工程，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完工。然而，这一立竿见影的激励举措被视为滥发奖金，遭到勒令停止，甚至有人说这是“奖金挂帅”，是一种“倒退”。这就是著名的“4分钱风波”。

　　蛇口这块大工地再次回到散漫的状态，甚至出现未能如期完工的情况。无奈之际，1980年5月7日，袁庚向交通部、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呈递《关于蛇口工业区特区基本建设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定额付酬办法的请示报告》，并附上通过新华社做的相关调查报告。8月1日，蛇口工业区获准恢复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蛇口工业区重现大货车繁忙穿梭、工人加班加点的景象。

　　自此，袁庚主政下的蛇口在短短数年间，又开启了一系列的改革：打破“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岗位职务工资+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率先在劳动用工上推行劳动合同制，成为中国用工制度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迈出了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的第一步；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受聘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

　　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让蛇口创造了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分配体制改革、住房商品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24项全国第一”，蛇口因此被称为我国经济特区的“试管”。

　　解放思想，创新理念

　　4分钱的超产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修建道路时，当地有官员留下200米路面不铺设沥青，索要好处；通信问题得不到解决，还不同意进口设备……蛇口工业区建设进度不断被各类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拖累。最着急的是袁庚，工业区建设主要靠香港的银行贷款，他不能不考虑金钱、时间和效率。1981年，中央财政吃紧，国家开始“调整经济”。蛇口工业区当年的招商引资数为零，好不容易平整的土地又荒废了，袁庚急得吃不下饭。

　　1981年3月下旬，袁庚正坐船从香港赶往蛇口，看着海面的波浪，突然有了思路，赶紧摸出一张白纸，趴在舷窗边写下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和唐代诗人王贞白的“一寸光阴一寸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袁庚刚提出来的时候却引来不小的非议。口号提出来后不久，被相继贴在指挥部房前、巨型广告牌上，也出现在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口号迅速传开后，负面声音也接踵而至。

　　1982年，东南沿海出现了走私活动，一些人上纲上线，把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有人说，有偿提供土地给外商使用，蛇口变成旧中国的租界；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还有人说，“袁庚既要钱又要命，比资本家还狠”。

　　面对重重压力，袁庚思索再三，还是让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悄悄撤了，但心底还是认为这个标语是进步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劲往一处使，是为了改革开放抢时间、争效率。袁庚认为：“工业区要搞一点精神上的东西，不能老在沙滩上搞建设。没有精神上的东西是不行的。”

　　直到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到蛇口考察，袁庚在汇报的最后，忐忑地轻声问道：“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道这提法对不对？”全场100多人突然寂静无声，大家都屏住呼吸，毕竟这句口号在当时太敏感。邓小平的小女儿邓蓉提示说：“哦，我们在进来的路上看到了，是一块标语牌上写的。”“对！”邓小平简短有力地给出肯定。袁庚终于舒了一口气。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活动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的蛇口工业区彩车，亮相天安门广场。

　　这句口号一时传遍天下，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坐标，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影响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大批下海创业者都受到这句口号的鼓舞。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曾表示，1983年他南下深圳之初“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听到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之后，有了创业的激情。

　　后来袁庚对这句话作出了解释：“我们提出这个口号，酒是旧的，但瓶是新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争分夺秒创造效益。我曾问过香港的朋友，他们说，这句话是香港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算什么口号，没想到这个口号在内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国企改革，敢为人先

　　1982年1月11日，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四人联名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建设赤湾港的报告》。报告提出由招商局负责筹组一个企业，在赤湾一带建设南海石油后勤基地，很快获得批准。

　　当时，蛇口工业区建设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遇到的困难更大，尤其是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太多，令企业苦不堪言。也正因如此，到底要组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让人犯难。

　　袁庚的高级智囊梁宪建议新企业采用股份制，因为“外头经营管理得好的企业便是股份制企业”。大家都知道股份制好，问题是跟谁搞股份制呢？当时，中国银行、华润公司、海洋石油总公司和深圳市等都有兴趣参股这家企业，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并不难，但国家还没有明确主张国营企业跟国营企业搞股份制。1982年，国企改革只是在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或对部分工厂企业实行利润包干的“经济责任制”。

　　袁庚坚持先行先试的态度：“在我们蛇口，有国有独资的，有以国有股东为主股份化的，也有集体所有制的，孰优孰劣，都来试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小，搞成功了让经济学家总结去，搞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1982年6月14日，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负责全权开发、经营赤湾港。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家由国有企业控股、境内外多种成分企业参与的股份制企业。1982年11月初，赤湾港第一个万吨级泊位开锤打桩。1983年6月14日，赤湾举行开港典礼。在鞭炮和汽笛声中，万吨巨轮装载着50个国产的集装箱，运往美国。

　　开南山开发公司的先河后，袁庚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思想更加解放，也更加敢于创新，随后又接连创立了两家股份制企业——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

　　1986年之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大一统”的金融体制，银行业由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一统天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袁庚认为我国迫切需要引入竞争机制，推动金融改革，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特点相符的金融体系。面对重重的改革阻力，袁庚破天荒地提出在体制外成立一家商业银行的办法，推动金融改革。袁庚说：“招行不能办成招商局自己的银行，而要办成为社会服务的银行。”

　　1986年，蛇口工业区正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成立招商银行的申请报告，并在三个月后获批。1987年4月8日，招商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企业法人持股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蛇口成立。而在招商银行之后，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和福建兴业银行也相继进入筹备阶段，中国银行业第一轮对内改革开放正式启动。

　　后来，袁庚又提出设立保险公司的必要性，他认为设立保险公司一来可以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二来可以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1987年12月6日，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关于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请示报告》。1988年5月27日，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在蛇口开业。

　　从南山开发公司到招商银行，再到中国平安，袁庚一系列“第一家”的创举让人们意识到，原来资本并不是洪水猛兽，不是妖魔鬼怪，引入资本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时，股份制企业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

　　2022年，福布斯2022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中，中国平安和招商银行分别位列第17名和第24名。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原总经理梁宪认为，包括中国平安和招商银行在内的“蛇口籍”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一开始就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

　　招商引资，欣欣向荣

　　袁庚主政蛇口，改革和开放同步推进。袁庚此前在国外工作过，这也为他招徕外资打下了基础。蛇口工业区还没有完全建设好的时候，袁庚便大胆地向国外客商介绍，蛇口工业区就是“东方的夏威夷”。为了吸引外资，袁庚和他的部下一方面通过大量的宣传、解释，消除外商顾虑，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如按经济规律办事、力求避免行政干预、降低税率、与国家所得税的差额部分由招商局承担等等。

　　事实证明，袁庚所言非虚。蛇口工业区凭借政策支持和环境硬件吸引到不少外资，成为外商公认的深圳特区投资环境最好的片区之一。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社长井植熏盛赞蛇口是“理想的地方”。香港远东集团仅用一周便决定在蛇口投资设厂。

　　当然，蛇口也不是来者不拒。蛇口工业区创建初期，决策层就提出了“三个为主”和“五不引进”的方针，即“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以及“来料加工不引进，补偿贸易不引进，有污染而又无法解决污染问题的工业不引进，设备陈旧落后的工业不引进，产品外销占用我国出口配额的项目不引进”。

　　袁庚曾当过国际海事组织中国代表团团长，对世界航运的发展情况比较了解，对国内落后的集装箱业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袁庚想到了当初陪丹麦B&W公司总裁参观上海造船厂时的深刻感触，热切期望蛇口能与丹麦人合作。

　　在他的推动下，1980年1月14日，招商局与丹麦宝隆洋行正式签署协议，合资设立“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即“中集集团”），合资公司注册资本300万美元，设计年生产能力5000个标准集装箱。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是北欧国家第一个投资中国内地的项目，也是当时丹麦企业在中国境内最大的一桩投资，备受国内外关注。丹麦女王甚至为此在1981年4月的一次酒会上专门和袁庚进行了一次会晤。中集集团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堪称具有开创意义的范本。

　　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在袁庚等人的运作下，蛇口成了投资热土，大量外资涌入。自1979年7月至1984年，蛇口就先后引进外资、港资20多亿元，兴办合资或独资工商企业达90多家。

　　当年的蛇口，为能引进“金凤凰”，推土机伴随着开山炮响，平地筑巢，打造工业区；如今的蛇口，早已不见旧时工业区的影子，其所在的深圳南山区，聚集了众多大型的科技企业。

　　1998年，袁庚在回顾蛇口改革20年的一次演讲中说，爱迪生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世界很快因此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了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未来的希望仍在延续，春天的故事有人续写。“蛇口模式”所孕育出的改革开放奇迹，让深圳从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如今，它正承载着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朝着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阔步前进。

　　时间和效率，仍是这座城市前进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