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国刚简介

　　禹国刚，男，汉族，194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陕西安康人，深圳证券交易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推动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同步实现“四化”，在深圳股市遭遇成立以来的首次特大股灾期间，以其为代表的管理层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成功救市。禹国刚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发展的历程。2018年12月18日，禹国刚作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者”，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20年10月14日，禹国刚当选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

　　禹国刚是新中国第一代“证券人”，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发展的历程，被誉为中国资本市场“点灯人”。

　　在禹国刚家的客厅墙面，挂着四张精心装裱过的相框。禹国刚给每个相框都精心编排了主题，分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深、沪证交所集中交易肇始日”“中国资本市场的作用”“深交所的‘四个现代化’”。相框内的照片，定格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年轻的中国股市成长的重要瞬间，也诉说着禹国刚探索、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诸多故事。

　　南下深圳拓荒，敲开金融大门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等地设立经济特区，一批批有志青年纷纷南下深圳拓荒。

　　出生在陕西安康的禹国刚，毕业于陕西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禹国刚的一位广东亲戚写信劝他到深圳。当时，禹国刚已过而立之年，但信里一句话打动了他：“你别看现在的深圳很荒凉，但它未来可能是‘中国的旧金山’。”

　　1981年春天，年近不惑的禹国刚变卖了家里一台三洋收音机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带着所得的600多元钱和一家四口，从黄土高坡来到深圳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刚到深圳时，从罗湖火车站到现在的福田中心区，尽是荒地和臭水沟，以及一条连名字都没有的小路。后来这条路经过不断开阔修缮，才成为今天的深南大道。”从那一年开始，禹国刚在深圳迎来了人生中一次次的重要机遇。

　　日语专业出身的他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爱华电子公司担任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业余时间，禹国刚广泛阅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借阅了一本关于金融证券的书，由此打开了金融领域的大门，也为他日后留学日本奠定了基础。

　　1983年，改革开放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深圳出现了全国首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宝安。同年，根据全国青联工作安排，决定选派两名懂日语、通金融的青年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当时，禹国刚被共青团深圳市委推荐前往广州参加选拔考试，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的留学生。

　　那时的禹国刚乃至整个中国，都是金融证券领域的“初学者”。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得知有两名中国留学生来学习金融证券知识时，一见面就抛出尖锐问题：“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派了你们两个来学股票，有用吗？”禹国刚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学习不会白学的。”他非常珍惜学习机会，在日期间积累了大量证券市场知识，这也为他日后参与深交所的筹备建设打下基础。

　　筹建深交所，闯荡资本市场

　　1984年回国后，因《朝日新闻》那篇报道，禹国刚被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张鸿义这两位伯乐相中，正式踏入证券行业。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提出，深圳在资本市场的试验探索中，也应该先行一步。同年11月，深圳市政府成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着手创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禹国刚受命担任领导小组下属的专家小组组长，正式成为深交所拓荒者之一，全程参与深交所的筹建工作。

深交所会员培训班，讲台上为禹国刚

　　成为专家小组组长后，禹国刚带领专家小组翻译了境外公司法、证券法、会计制度、证券交易所章程、股价指数编制方法等200多万字的外文资料。“专家小组仅有八九个人，另外还有四五个研究生”，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禹国刚用时间紧、任务重、环境艰苦来形容。当时，宿舍既是住的地方，也是办公室和饭堂。

　　在借鉴国际证券市场上各项法规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基础上，禹国刚带领专家小组成员起草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程序及清算制度》等文件，共计30多万字。1989年3月至9月，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组织各方专家对上述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10多次论证定稿，最终汇纂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一书，成为筹建深交所的蓝图，因此该书也被喻为新中国第一部打造证券交易所的“蓝皮书”。

　　彼时，社会上对证券交易所仍存在反对声音，但面对股票“黑市交易”等问题，禹国刚认为深交所必须尽早开业。

　　从深交所开业前的三易其名，到第一次穿上“红马甲”模拟操作……历经筹备期间的种种，禹国刚说：“开业钟声一响，那一刻，我红了眼眶。”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先行先试，开始集中交易，勇敢地杀出了一条创建中国资本市场的血路，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中国资本市场迈入快速发展的“春天”。当天上午，开市钟响后的4分钟内，一个委托电话也没有。当时深圳有16个证券部，其中的几个大券商早已密商，故意有单不报，企图让深交所集中交易肇始日出现“零”成交。所幸，禹国刚事前听到了这个风声，作了应对的准备。国投基金部的出市代表温彤筠在9时4分45秒，率先挂出卖盘“深安达”25.73元/股，有色金属证券部的伍德民快步抢盘，成交两笔。接着，相继成交6笔，一共成交8笔。“深安达”股票半日成交8000股，深交所避免了开市首日“零”成交的尴尬。而这次有惊无险的“亮相”，只是深交所筹办过程中千难万险的一个切面。

　　绝密救市主将，深交所“免于夭折”

　　禹国刚除了是深交所的主要筹建者，还有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那就是1991年深圳股市绝密救市的幕后主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股票还属于新生事物，老百姓对其风险认知不足，这使得为数不多的股票被蜂拥而至的投资者哄抬到天价。面值1元的“深发展”股票，其价格在1990年11月底白市涨到每股120元，黑市涨到240元。为了调节股市过热，深圳股票交易印花税问世，同时出台了一系列股市整顿措施。1991年初，深圳股市开始出现明显跌势。

　　市场回调，由于当时股民的专业知识不够，加上“深交所要停业关闭整顿”“即将发新股”等谣言的出现，股市急速下跌。1991年4月22日，深交所当日全天成交量为零，只有卖盘没有买盘，股民对市场没有了信心。

　　“这时的深交所，犹如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1990年12月到1991年9月初，股市下跌了9个月，就像9个月大的婴儿拉了9个月的肚子，你要是说按自然的生长抵抗力，如果脱水就死掉了。”禹国刚形容那时的场景说道。

　　为了挽救深交所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深圳市政府接二连三召开了五次救市会议，仍无机构愿意出资救市。紧急时刻，禹国刚拉上时任深交所监事长的董国良，连夜直奔李灏书记家，李灏拍板让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各拿出1亿元，统一由“深圳股市调节基金”指挥买进“深发展”托市，开展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第一次政府救市工作。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稳住了龙头股“深发展”，带动大市向上，恢复了股民的信心，使深交所免于“夭折”。由于救市操作是绝密的，所以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救市资金是哪里来的，以及是谁在主持救市工作。

　　深圳股市绝密救市是深交所建立初期的众多事件中的一例。中国股市本着“试得好就上，试不好就停”的理念建立，当时最大的利空通常是“中国股市试点要停”“股市要关门”这类消息。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其中关于股市的论述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对证券市场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2年10月25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中国股市建立了统一规范的监管体系。

　　跨越式实现“四化”，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1992年至1993年间，禹国刚担任深交所法定代表人。

　　1993年6月，在第二届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代表大会上，禹国刚为深交所制定了一个当期的发展目标，即要把深交所建设成为现代化程度较高、覆盖面较广、能够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亚太地区一流的证券交易所。

　　面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新趋势，禹国刚等人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深交所实现了“四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使得纸质股票为电子信息记录所取代，不仅降低了发行成本和交易成本，还解决了存在许久的黑市买卖问题；通信卫星化，首创证券卫星通信系统，解决了股市行情远距离通信问题，延展了深交所的辐射范围；运作无大堂化，解决了效率低下、人为操纵等问题。

　　早在1988年筹备深交所期间，禹国刚翻译海外证券市场英文资料时就了解到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发明了无纸化的现代交收模式。

　　1991年11月，禹国刚主持召开了由深交所、各券商、登记公司、电脑开发公司等单位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电脑联网事宜。他认为，一方面，电子记账的方式可以降低发行成本和交易成本，还可以解决黑市买卖的问题；另一方面，深交所刚成立不久，不存在大量实物股票流通在外的历史问题，应该采用交收无纸化这一先进的模式。

　　1992年2月，深交所成功推出了第二代电脑撮合系统，实现了无纸化的交易清算方式。后来，电话自动委托系统、触摸屏系统等相继推出，中国股市从此告别了股民排长龙买股票的时代。

　　电脑联网成功后，深交所在交易电脑化上继续作出新尝试。1993年2月，在禹国刚主持的深交所电脑升级会议上，决定用天腾（TANDEM）大型电脑不停顿容错系统作为深交所新撮合系统的环境。同年7月，深交所自主研发了在TANDEM主机上运行的大型交易系统，与卫星通信系统构成大机网络撮合自动交易系统。

　　“四化”使深交所一跃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知名的证券交易所，不仅为深交所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还为中国资本市场探索出了一条规范、安全、高效、低成本的发展道路。直至今天，深交所的技术仍处于全球同行领先地位。

　　2019年11月26日，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在全球供应商提供的电脑自动撮合交易和市场监管软件拍卖竞价交易中，选择了深交所，双方签署了交易与监察系统升级项目协议。这是深交所技术系统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和全球顶尖系统供应商激烈角逐并取得胜利，开中国证券技术系统走出国门的先河。

　　“证券很大，我们很小。”如今，在谈及筹建深交所并推进“四化”时，禹国刚总结称，“这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只不过是作为当时的当事人，在改革开放这个大潮中，在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做了我们应做的事，尽了我们该尽的力。”

　　书写传奇人生，见证资本市场发展

　　2021年11月28日，《改革先锋禹国刚——中国资本市场开路人》新书首发式于深圳举行。新书记录了禹国刚本人极具传奇色彩的跌宕人生，以及他个人背后铺展开的一段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波澜岁月。可以说，这不仅是一本人物传记，更是一段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

　　如今深圳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中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深圳的这一巨变，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史的见证。新中国资本市场30多年来，利用证券筹措资本，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已成为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一部分。

　　从上交所“老八股”和深交所“老五股”起步，新中国资本市场最初仅有13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不足100亿元；到2021年底，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增长至4682家，总市值96.53万亿元，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其中深交所上市公司数量为2569家。

　　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在30多年间既实现了量的增长，更取得了质的飞跃。从最初国企“一枝独秀”，逐步转向国企、民企、外企“百花齐放”；从局限于少数传统行业，到逐步涵盖国民经济90个行业大类……这些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资本市场的成长蜕变。禹国刚作为开市即上场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一直见证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

　　禹国刚家的客厅墙上，除了四个相框，还有一幅书法引人注目：“中国股市尽管还不够完善，但是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充满着机会和希望的、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市场。”这是他亲笔写的。

　　2021年12月5日，深交所举行深港通开通仪式，深港两地证券市场成功实现联通。“深港通”是深化深港两地资本市场合作、融合的重大创新，释放了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对外开放的重要信号。这是新时代中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