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广东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围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广东如何巩固优势、补足短板，持续增强对企业投资兴业的吸引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黄卫挺认为，近年来，围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广东已搭建起一套完整框架。面对新兴产业发展、AI赋能政务服务等新命题，广东应从“立柱架梁”迈入“精细施工”，使企业通过更具体的“行动方案”获得可感可知可及的切实利益。
广东营商环境三大优势难替代
南方日报：在营商环境方面，广东形成了哪些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黄卫挺：广东营商环境的最大特点是总体“水位”高且稳定，经过数十年探索沉淀，成为支撑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条件。具体来说，有三个核心支撑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改革开放排头兵特有的商业文化。广东营商环境的内涵是强调契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注重规则的普遍适用，拥有成熟的亲商、重商、安商社会氛围，尽可能给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确定性和最底层的安全感。
二是产业厚度所蕴含的效率优势。广东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和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够为彼此的需求提供高速甚至是即时的在地响应。在珠三角，一款新产品从设计图纸到样机下线可能仅需一两天，因为在周边就能基本找齐所有零部件和配套工艺。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毗邻港澳是广东独有的区位优势，在深入推进三地设施“硬联通”和规则“软联通”的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正在加速形成，广东“准国际市场”的特征愈加明显。
南方日报：对企业而言，影响其经营决策的关键因素正在发生哪些变化？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卫挺：未来，营商环境将不再是简单比哪里的地价更低，而是比哪里的政策环境更稳定、产业生态更完备、法治更健全。
这些诉求与广东营商环境中的硬核优势高度一致。但也要看到，当前，广东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不同类型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诉求呈现出明显的分层与分化。
对于以纺织服装、家具建材、食品加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来说，他们更关注房租、劳动力、水电气等要素成本。这些刚性成本之下，现金流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而对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来说，降成本不是核心诉求，形成支持和激发创新创业的强大支撑体系才是核心问题。
总体看，企业家希望获得“去人格化”和“无事不扰”的营商环境，他们不怕市场竞争，也不怕政府监管，然而，政策规则超出预期的变化、承诺落地变现困难等，将被他们视为“风险折价”。促进企业稳定经营，形成“长期主义”，尊重企业家，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和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是重要前提。
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政务服务
南方日报：为各类新产业、新业态保驾护航，怎么做到“管得好”又“放得活”？
黄卫挺：“管得好”指在确保秩序底线的同时，注重发展的质量、效率与活力；“放得活”是一以贯之的政策要点，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创造力，为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具体到支撑以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广东应打好一套“组合拳”：
夯实“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尤其是AI产业，对算力成本和高质量训练数据高度敏感。应加快构建全省一体化的算力调度网络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大幅降低中小企业的创新门槛。
开放场景和加大“首试首用”工作力度。要把智慧城市、公共交通、政务服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应用场景作为公共资源有序开放，让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迭代升级，把“给资金”变成“给机会”。
构建“耐心资本+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新兴产业研发周期长、风险高，要引导天使投资、创投基金投早投小，在法治层面明确“尽职免责”的容错边界，让科研人员和管理者敢于触碰“无人区”，解除创新的后顾之忧。
南方日报：广东如何用好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
黄卫挺：随着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匹配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AI赋能政务服务的确压缩了行政审批的物理耗时，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少填一张表、少跑一个窗口、少盖一个章，也都是肉眼可见的获得感，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确定性红利。
但从本质看，当前AI技术的应用仍以效率替代为主，即替代人工窗口、替代纸质流转、替代重复性劳动；而效率提升并不等同于制度优化，要避免陷入时髦技术带来的幻觉。
作为全国经济最活跃、经营主体最多的省份之一，广东可进一步用好AI技术，打造一套与未来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甚至具有前瞻引领性的综合政务服务体系。
首先，要从以部门为中心的事项供给转向以企业为中心的场景供给，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往往是跨部门的复杂场景，广东可利用AI强大的算力和连接能力，打破部门壁垒，让政府围绕企业的需求重组业务流程。同时，须保留“拒绝算法”的权利，给不会用、用不起的小微企业提供可替代方案。
其次，把关键性原则和机制转化为可计算、可追溯、可问责的代码规则。比如，在招投标、政府采购、财政补贴发放等领域，利用算法确保“机会公平”；在涉企检查中，利用信用算法精准画像，真正实现“无事不扰、有事必究”。
眼下，广东一些地区探索“增值式”政务服务，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政务服务的体验温度显著提升。通过进一步用好人工智能等技术，广东可推动营商环境从“好办快办”升级到“确定性最强、成本最低、预期最稳”。
细化“实践指南”使企业得实惠
南方日报：围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您如何评价广东现阶段的工作？
黄卫挺：广东近年来持续深化改革，通过发布一系列行动方案，为各类经营主体厚植发展沃土，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进程加速。
市场化方面，广东打出的组合拳，本质上不只是给企业减负，而是顺应发展趋势，给创新创业搭建一套更为便捷、更高效率的“即插即用”公共接口，把过去要企业自己扛着的土地谈判成本、融资配对成本、合规探索成本、数据获取成本、物流协调成本，逐步转化为标准化的公共支持。这不是替企业做选择，而是把企业决策的公共支持做到位，其受益面不是某个企业，而是普遍性、行业性的。
法治化方面，广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正从“立柱架梁”迈入“精细施工”的关键期。从底层逻辑看，法治化营商环境不仅仅是政府用法律去管好企业，还要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让企业在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谋发展。
国际化方面，广东高质量发展需要外资的持续流入和扎根发展，也需要集聚全球优质创新资源。最为重要的是创造并持续释放发展机遇，用好广东大科学装置集群优势，主动链接全球创新资源。
还要构建具有国际吸引力的人才环境，除了个人所得税优惠等经济激励之外，便捷的跨境金融和日常支付、通达全球的交通运输能力、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家门口的子女国际化教育等入境后的综合保障和服务水平至关重要。
南方日报：下一步，广东应如何把握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节点，进一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
黄卫挺：市场化方面，下一步的关键是抓好落实，让政策从文件转变为可感可及的实惠。
以数据要素为例，广东在全国率先启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可把工作重心从编制政策文件转向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指南”，统一授权申请、合规评估与定价结算流程。同时正式明确，只要依规履行脱敏、审核等程序即视为尽职免责，消除基层怕担责的顾虑，把高价值数据供给纳入部门考核。
法治化方面，广东应在明确激励型立法的理念下，优先围绕新兴领域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法治保障。对于新赛道新领域来说，立法的前置任务应是清障和赋能，要定位为“促进法”而非“管控法”。既要通过立法破解空域使用、数据流通、伦理审查等制约发展的堵点，也要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试错”留出足够的法律空间。
可重点研究数据、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的立法可行性和立法重点，主动用好地方立法权限，以良法护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为全国层面的立法积累经验。
国际化方面，广东应从招商引资时代的政策优惠全面转向以制度型开放为主要任务的规则型环境建设，用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将外资从“过客”变成“扎根者”。
具体而言，一要打通要素跨境流动的堵点，持续提升数据、资金、人才等跨境流动的便利性。二要破除外资享受国民待遇的隐性障碍，全面排查政府项目、国企采购评审标准中的隐形壁垒。三要完善外资退出与救济机制，既要让外资确信不仅进得来、赚得到，也要充分尊重企业的商业决策，明确外资并购、股权转让、清算汇出的标准化路径，为企业提供清晰和稳定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