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市宝安区，有一条300多米长的盐田街。

　　每天下午4时前，这是一条人车通行的街道；而在下午4时之后到晚上12时，盐田街两边则有序摆满了约187家小吃摊位、日用品摊位。

　　这儿是深圳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合法夜市街——盐田社区夜市文化街（下称“盐田夜市”）因其拥有五湖四海的美食，以及规范化管理而吸引不少食客。

　　日前，深圳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的消息传出。

　　5月，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今年9月1日起实施，将允许街道办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

　　此前，4月18日，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在关于市第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20232498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下称“答复函”）里提及，目前广州已建成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和临时摆卖点35个。

　　一直以来，有人将流动摊贩称为“走鬼档”。但无法忽视的是，无论对于社会经济、就业，抑或是城市文化和空间而言，流动摊贩的存在都有着不同的意义。

　　然而，对于城市治理而言，流动摊贩等经营场所的精细化、智慧化管理并不容易。如何更好地管理流动摊贩这一话题，在近20年来，包括广州、深圳在内，全国多个城市已进行多次探索和实践。

　　在对流动摊贩规范化治理背后，还涉及城中村与流动摊贩“共生”关系的讨论，以及如何加强引导流动摊贩融入城市生活等问题。

　　流动摊贩的管理，广州、深圳等地探索多年

　　来自安徽的“95后”孙华是在盐田夜市长大的，他自小跟随家人来到深圳生活。小的时候，坐在家里的摊位边，看着家人忙前忙后招呼食客，“现在我长大了，我也开始帮家里的忙。”

　　如今，在烤生蚝摊外忙前忙后的，多了他的身影，“盐田夜市17年老店”的招牌引人注目。

　　尽管是工作日，但食客夜晚寻觅美食的热情依旧不减。

　　盐田夜市在下午4时至晚上12时开放，其他时间则是一条人车通行的道路。在夜市开放的时间里，盐田街前后两段都会摆放障碍栏，并且有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值守，避免车辆进入夜市。

　　细细观察，其实还可以发现，街道两边的百余个摊位都有详实清晰的编号，每家摊位的地面都铺上防尘布——这是为了防止油污弄脏路面，在摊主们收摊时，会自己打扫干净摊位的地面，再把防尘布卷起来收好。

　　一切都井然有序。

　　孙华告诉记者，他们家之前是做路边烧烤的，不过因为夜市要求“无烟”，所以改为用电烤生蚝，不用炭烤。

　　近年来，包括广州、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对于“路边摊”“夜市”等经营场所的解锁也已“跃跃欲试”。

　　4月21日，《广州市促进消费提档升级若干措施》经16届35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提出培育建设羊城夜市先行区，支持夜间延时经营。广州也将支持外摆促销活动。

　　除了人们熟知的盐田夜市外，早在2008年，广州市率先在部分区域实施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试点；2011年，广州市进一步加强了对流动商贩疏导区的管理，先后颁布、实施多个管理办法，要求广州市各区要建立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2020年，广州市城管部门向社会公布全市60个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深化做好流动商贩疏导工作。

　　今年3月，上海开始施行《关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见》，规范市民集市、创意夜市、分时步行街、超出门窗和外墙经营等新型设摊行为。

　　随后，有着“上海最大露天夜市”之称的泗泾夜市在经改造升级后，已于今年3月底重新营业，也引发互联网的关注。

　　4月中旬的一组数据表明，泗泾夜市重开以来，热度不减。4月中旬周末，仅数千平方米的泗泾夜市，有超9万人来打卡，达到限流的峰值，其中除了周边居民，不乏从市区慕名而来的食客，甚至有外地来沪的游客。

　　基层城管、居民与摊贩是一种共生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2020年，在国家鼓励推行“地摊经济”的背景下，“摆地摊”再次成为社会热词。人们也再次发觉，“地摊经济”从未离开过，但如何将这份“烟火气”合理妥帖地持续，再次成了近年来有关部门、学者以及市民关注的议题。

　　长期关注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中山大学教授黄耿志指出，流动摊贩的存在有多方面的意义。

　　他告诉记者，在经济层面，流动摊贩因其售卖较为便利、廉价的商品，有助于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在社会层面，流动摊贩的存在为城市提供了低门槛的就业机会，解决了一部分难以在正规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群体的就业问题。

　　“对于城市空间而言，流动摊贩营造了都市生活的烟火气，提供了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增加了城市的温度和多样性。”黄耿志认为，流动摊贩不应被视为落后、过时的经济活动，如果加以规范、策划和打造，也可以成为城市消费空间的亮点。

　　在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姚华松长期的田野观察中，他发现，一些流动摊贩或许一开始，会选择去自己熟悉的生活、工作圈之外的地方做流动摊贩，但后面，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他们的心理认同阴影会逐渐消退。

　　姚华松告诉记者，他在十多年前就注意到一些年轻的女性在下班后，会拎着装满饰品的大袋子上公交车，然后到人流量大的黄石路、三元里大道等地方摆摊，“她们不在乎‘面子’，不觉得‘丢人’，除了工作收入外，还有摆摊所得的一份收入。”

不少流动摊贩是外来流动人口，每一个流动摊位背后，是一个个家庭。杨琼 摄

　　“靠自己的劳动致富，这是岭南文化务实特质的体现。”姚华松也指出，基层城管、居民与摊贩是一种共生关系，在局部范围可以形成和谐共赢的关系。

　　然而，囿于城市整体的管理政策与治理目标，这种基层城管、居民与摊贩间形成的和谐共赢的关系，需要城市管理者倾注更多的管理智慧去实现。

　　前述答复函还总结了广州流动商贩的现状：广州外来人口众多，商业氛围浓厚，流动商贩乱摆卖点多、线长、面广，流动性大，机动性强，是市民投诉最集中的问题。

　　不仅仅是广州，全国多地对于流动摊贩的管理也强调“精细化”。

　　姚华松认为，精细化管理，总体上应坚持多方共存与共赢、因时与因地制宜两大基本原则。“部门管理高效、市民生产与生活便利、不影响正规行业从业人员经营状况、摊贩正常获利之间四方之间达至总体平衡。”

　　黄耿志进一步指出，目前许多城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方式主要是设点经营，划定一定的空间给流动摊贩定点定时经营，但管理的确还可以再精细化。

　　“在政策制定上，有关部门应根据地方发展特点和需求，对流动摊贩经济的经营范围、经营设备、产品安全、卫生标准、摊位租金等作出合理规定。”黄耿志表示，更具体一点，可对流动摊贩进行分类管理，比如划分食品类和非食品类摊贩，还可以划分为固定式和流动式摊贩。

　　“管理的执行是一个难题，需要投入较多的管理力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比如在成熟的商业区，引入市场化的管理方式，交予第三方进行管理；对于在其他地方，可以纳入街道或社区管理体系。”黄耿志说。

在下午4时到晚上12时，盐田夜市“开张”。杨琼 摄

　　流动摊贩走出城中村

　　晚上11时30分左右，盐田夜市有摊主开始整理收拾自己的摊位，准备结束一天的劳碌。也仍有小吃摊位上仍坐着不少食客，摊主忙前忙后炒菜备餐，继续迎接晚上12时收摊前的最后一波客流。

　　在这摆摊18年，孙华和家人也一直租住在夜市边的城中村里，“也是为了方便出摊，我们出摊要推着这些推车、食材和桌椅，住太远不方便。”韦林夫妇亦是如此，他说，夜市这附近城中村的房租也并不便宜。

　　记者了解到，为方便出摊和生活，在盐田夜市摆摊的摊主们大多租住在夜市附近的城中村中。

　　紧挨着盐田夜市所在的盐田街两边的，便是城中村上三村、下三村。每天下午接近4时，便可以看到部分摊主从城中村的巷子里走出，双手推着堆满食材、锅碗的推车来到盐田街，准备铺上防尘布，开始当天的摆摊。

　　到了每天晚上11时多，摊主们又推着推车陆续走进巷子里，直到背影消失在城中村的拐角。

盐田夜市路口有清晰的摆摊时段规定。杨琼 摄

　　实际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仅仅是盐田夜市，像广州番禺的贝岗村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等摆摊点基本是紧挨着，甚至是“镶嵌”于城市的城中村。

　　城中村和城市流动摊贩之间，似乎形成一种“共存”关系。

　　黄耿志指出，城中村不仅为许多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住房和低门槛的就业机会，城中村也是流动摊贩经济集聚的地方。

　　“所谓共存，应该有共生的涵义。”姚华松认为，这意味着城中村是一定可以“供养”或“哺育”流动摊贩，具体如何“供养”，多大程度在“供养”，则主要取决于城中村的功能属性。

　　在姚华松看来，对城中村的管理，更倾向于对“村”的管理，这也给流动摊贩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便利。“这个意义上，城中村扮演着流动摊贩的‘母体’，前者为后者提供一种空间庇护机制。城市多样化与多元化的特征，决定了城市需要城中村、城市需要流动摊贩。”他说。

　　而在城市发展和城市更新中，对部分城中村改造的推进，“无疑也会直接导致住在这里的摊贩失去经营空间。”黄耿志说。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流动摊贩摊点都集聚于城中村附近。

　　在广州天河体育西商圈和越秀东山口等地，每当热闹的夜晚到来，不时能看见部分街道有临时摊贩摆摊，售卖烤淀粉肠、鲜花束等，获得年轻人的喜爱。

　　但在城市中心地带设立固定、规范的流动摊贩摊点，无疑面临着租金昂贵等问题。其实，近年来，盐田夜市的租金也在上涨，“10年前是500元一个月租金，后来是1000元，现在是1500元一个月。”多名摊主表示。

　　而在黄耿志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在市场化逻辑下，广州部分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的摊位租金与准入费用不断提高，增加了其经营的成本与风险。

　　“许多经营能力差、经济实力弱的摊贩难以适应商业化的疏导区经营模式而被排挤出去。如果要维持疏导区的公共政策性质，有关部门仍然需要发挥协调的角色，调节疏导区的租金，增加多种类型的摊位供给，保障弱势摊贩群体和就业困难群体能够获得经营机会。”黄耿志说。

有的城中村和流动摊贩形成一种“共生”关系。杨琼 摄

　　记者手记：

　　流动摊贩：流动的生活，留下来的愿景

　　相关研究数据表明，如今，我国的摊贩数量已超过3500万。而城市的流动摊贩，不少为外来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包括广州、深圳在内的多个城市，展现出广东作为经济强省的强大吸引力，这也考验着城市的包容性。

　　部分流动摊贩不仅作为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存在纳入讨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的身份还是“流动人口”。社会、职业的多重身份叠加在这一群体之上时，人们便不再将其作为单一的“流动摊贩”角色进行讨论。

　　在盐田夜市，有一家南昌拌粉，摊主是位老大爷，其女儿在深圳工作了7年。他自己干脆也搬了过来，把江西的特色南昌拌粉带了过来，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

　　小吃摊位背后，或许还是一个个离开家乡、前往他乡打拼的家庭。像韦林夫妇，他们从广西老家来到深圳，一开始是在工厂打工，而后在亲戚的介绍下来盐田夜市摆摊，一晚上卖数百个煎饺。而他们的孩子则仍在老家读书。

　　毋庸置疑，讨论如何加强引导流动摊贩的引导和管理时，也需要思考如何促进其社会融入。这需要城市管理者、市民、摊贩各方的相互理解与支持。

　　南方日报记者 杨琼

　　统筹：徐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