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运赛场，比拼的不止是体育水平，更是国力！”这几天，一些别国奥运选手的故事击中了国人的泪点，让众多观众在社交平台发出这样的感慨。
7月31日，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举重项目赛后，举重运动员西奥多罗斯·亚科维迪斯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的悲惨遭遇，不禁流下了心酸的泪水。他表示，由于经济困难，他不得不停止举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亚科维迪斯来自希腊，曾代表希腊参加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又陆续参加了2016、2018、2019、2021年欧锦赛等大型国际赛事。这是他第二次踏入奥运会的赛场，并在男子96公斤级比赛中取得第11名。
他在采访中提到，“我的运动生涯，除了每月从希腊体育联合会领取200欧元（约合1533元人民币）为参赛做准备，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物理治疗师知道亚科维迪斯生活拮据，因此免费为他治疗，但他无法接受白做理疗的事实，只能放弃这项治疗。有时，因为不能支付汽车燃油的费用，他常常只能靠步行出行。说到动情处，亚科维迪斯掩面痛哭，令人心酸。
亚科维迪斯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经济困难的举重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乌干达举重运动员朱利叶斯·塞奇托莱科趁着夜色从日本的宿舍失踪，他只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乌干达生活困苦，想留在日本打工”。4天后，日本警方找到了塞奇托莱科，但他一再向日本警方提出申请合法难民身份的请求。
因家中生活拮据，塞奇托莱科在出国前就已经拖欠了4个月的房租。得知塞奇托莱科在日本失踪的消息后，房东将塞奇托莱科怀孕5个月的妻子赶了出门。在备赛期间，为了达到举重运动员应有的体型，塞奇托莱科不得不向人借钱购买蛋白粉。与乌干达大使馆交流后，塞奇托莱科于7月21日回国，但回国后立刻被乌干达警方拘留。
有人因贫困而退出奥运会，也有人因贫困而高龄参加运动会。
7月25日，东京奥运女子体操资格赛，当大屏幕上打出14.166分的成绩后，46岁的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排名十一名，无缘跳马决赛。这意味着，丘索维金娜正式结束了她的体操生涯。东京奥运会，是丘索维金娜参加的第八届奥运会。当她完成最后一跳，东京有明体操馆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场裁判、运动员纷纷起立向这位46岁老将致敬。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因伤病原因，丘索维金娜提前退役。2002年，丘索维金娜的儿子患上白血病。一枚世锦赛的金牌就意味着3000欧元的奖金，为了筹钱为孩子治病，丘索维金娜不得不变卖家产、重拾旧业，赚取比赛奖金供儿子治病。
为了更好的训练条件和孩子的医疗条件，2006年，丘索维金娜加入德国国籍，代表德国体操队参加了2008年与2012年奥运会。在北京奥运会上，33岁的丘索维金娜帮助德国队取得了62年来的首枚体操银牌。但也因此，丘索维金娜背负了“卖国贼”的骂名。
在儿子病愈后，2013年，丘索维金娜申请恢复乌兹别克斯坦国籍，这一次，她为自己而战，为祖国而战。2016年，41岁的丘索维金娜站上了里约奥运会的赛场，而通常竞技的选手才与她的儿子年龄相仿。最终，丘索维金娜在跳马项目中获得第五名。一代传奇落幕了，但是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却长存后辈心中。
7月31日，东京奥运田径男子800米预赛，詹姆斯·尼昂·奇恩杰克与其他选手发生碰撞，摔倒在地。他迅速爬起身，竭尽全力跑完了全程，冲过终点线后趴在地上掩面痛哭。
29岁的奇恩杰克来自南苏丹，是难民代表团的一员。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讲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却有着同样的奥运梦想和奥运精神，代表着身后的千万名难民。
2016年里约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第一次组建难民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共计29名运动员参加12个项目的比赛。在他们中，有在逃难途中船只故障，在生死关头边游泳边推着小船前行的游泳运动员尤丝拉·马尔迪尼；有背井离乡4年，只能在难民营里落脚训练，无法回国见去世母亲最后一面的跆拳道运动员阿卜杜拉·赛迪奇……
身处战乱中，也许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也许为了挚爱的奥运梦想，也许为了证明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他们登上奥运赛场，让人感慨不已。
没有人比我们对这些选手的遭遇更能共情了：1932年，我国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孤身一人漂泊20多天，远赴万里参加洛杉矶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结束后，刘长春因路费不够，而无法回国，后来是在当地华侨的捐助下，才回到了祖国。当时《大公报》写道：“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我们做到了！89年后，2021年东京奥运会，有十几个国家参赛人员只有数人，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和运动员人数一起增长的，还有我国的经济水平和国家实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如网友们所说的，“富起来真好，强起来真的有用”，奥运会是运动员实力的比拼，更是国家实力的比拼。
【记者】项仙君 实习生 魏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