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芸，儿童绘本作家，代表作《苏丹的犀角》获第七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首奖、法国第35届金刚奖（Le prix des Incorruptibles）中年级组（8-9岁）第一名。2024年出版《彩云来到无色谷》《妈妈是个海仙子》。
我是妈妈，也是自己
长住新加坡的绘本作家戴芸见识过海的壮阔，但直到被好友罗晓春“洗礼”，她才“看”到了另一个奇幻、幽深、难以言表的水下世界。
2018年，罗晓春向戴芸描述起她去东南亚潜水和水下摄影的种种见闻：
海底珊瑚礁是拍摄水下光影的绝佳场所，能见到万花筒一般的瑰丽色彩。雀尾螳螂虾，海洋中著名的拳击杀手；体态微小的海马豆丁和漂亮的后颌鱼，都是自然界中的好爸爸。还有身躯庞大的鲸鲨，身上的规则白斑如星空般灿烂；一大片鱼群聚集形成的球状漩涡叫“杰克鱼球”，它们那样做并非有趣，而是为了集体抵御猎食者……
“当她在海底的时候，像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星球。太神奇了。”作为妈妈的罗晓春，在日常生活的另一个平行空间，那样的飒爽、冷静而充满勇气，这给戴芸极大的震撼。只是心里总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每次出远门时，晓春的孩子会难过、焦虑吗？妈妈又是什么心态？
这么想是因为戴芸有同样的境遇：儿时学过好几年中国书画。30年后，她被北京的一个书画班种草，渴望重拾旧日爱好。可即便两个孩子都到了初中和小学的年纪，即便只是离家两个星期，她也挣扎了许久，“这样可以吗？是不是太过于宠溺自己？”
不只是她，很多妈妈都在母职里感受到自己和外界施加的负罪感。但当戴芸跟晓春的女儿聊天时，发现小姑娘画了个潜水机器人“小蓝”，懂得很多关于海洋的知识，身上也有股自信勇敢的飒爽。“妈妈去追求喜欢的东西，能给孩子独特的眼界和养分，这很酷。”
她想，总要有些书来讲述一种“有时分离，但从未缺席”的为人母的方式。于是，在她笔下，小女孩波波从最开始对潜水妈妈的不舍，到相信妈妈是个“海仙子”，渐渐渡过了分离焦虑。但这并非靠幻想支撑的转变：妈妈告诉女儿，豆丁海马只有指甲盖儿那么大，需要善于发现的眼睛，才能看到她。波波想到，班上新转来的湾湾就像豆丁海马，“大家好像都看不到她，要不我把小鱼饼干带给她吧？”
在妈妈和女儿充满慧心的对话里，深海里的见闻与陆地上女儿的现实生活实现了自然的呼应。故事的最后，女儿没想好要不要也做一个海仙子，“也许，还是做个画仙子更有意思！”
《妈妈是个海仙子》内页
这本《妈妈是个海仙子》的绘画作者李星明与戴芸有过两度合作。他很喜欢戴芸的性格：“她不会一定要你做什么。而是很接纳你的特性，让你自由发挥。既有距离感，又有一种很舒服的亲密。和她做朋友很棒。”
《溜达鸡》
戴芸第一部“打开局面”的作品《溜达鸡》，也来自她对孩子的观察和松弛的家庭氛围。
好些年前，戴芸家的东北阿姨做了一道菜，“南方叫散养土鸡，她说我们东北管这叫溜达鸡。我想，民间怎么能有这么生动的语言？我要给它写一个故事。”
念头就此储存在她脑海的某个角落。几年后一个春天的早晨，飘着蒙蒙细雨，大儿子Max对戴芸说他要出去转一转。“回来之后我问他，你干嘛去了？他说我就在秋千上荡了荡。我突然觉得这小孩就是一‘溜达鸡’啊！实际上你是要写孩子，思路就打开了。”
她勾勒的农场里，有一刻不停歇的跑跑鸡、上蹿下跳的跳跳鸡、叫个不停的叽叽鸡，而那个不争不抢、闲庭信步的溜达鸡才看到了五颜六色的天空，享受到真正的愉悦。
Max就是这样的性子。念高中时，有天他清晨五六点出去看日出。“他说生活太无聊了，得偶尔做一点莫名其妙的事儿。多有趣。其实我们的孩子如果散养的话，本质上都是溜达鸡，只是这个东西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
两个孩子长大后对戴芸的绘本创作兴趣并不大，但戴芸慢慢发现，总有些东西留在他们身上，比如某些人生态度。而创作这件事也会让她自己不断地跳脱。“遇到一些状况，我会想，如果你不是妈妈，如果这不是你儿子，你会怎么看这件事？它让我从日常的焦虑中间断然抽身——然后你就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孩子。”
儿童对悲伤的适应力
学英语和商科出身的戴芸，曾从事市场营销和电视新闻工作。十几年前接触儿童绘本后，她开始投身图画书的翻译、评论和创作。对公共议题和事件的关注，为了创作抽丝剥茧调查研究的执念，让她颇有记者的底色。
2016年，戴芸在肯尼亚奥尔佩杰塔自然保护区，和苏丹在一起（受访者提供）
2014年，她在新闻里看到了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白犀苏丹的故事。“最后一头”这几个字深深抓住了戴芸。而苏丹一生的故事远比这个标签纷繁复杂：
1970年代一次迁移非洲濒危动物的行动中，3岁的苏丹在苏丹民主共和国境内被捕获，送往捷克的德武尔-克拉洛韦动物园，在那里度过了三十多年。2009年北白犀在野外绝种。2010年，为了提高北白犀自然繁衍的机会，人们把已经38岁的苏丹和另外三只北白犀一起送回了非洲，居住在肯尼亚的奥尔佩杰塔（Ol Pejeta）自然保护区，苏丹得以在暮年回归故乡。
戴芸还想了解更多、更细，于是通过领英与捷克动物园负责国际交流的工作人员斯泰斯卡尔联系。对方很久都没有回信，她以为没戏了。后来终于联系上，斯泰斯卡尔给了她大量苏丹以前的黑白照片。戴芸还联系上了奥尔佩杰塔自然保护区。
《苏丹的犀角》中关于苏丹在捷克动物园撞断犀角的内页
因为斯泰斯卡尔的讲述，戴芸才得知，苏丹在捷克动物园生活时不小心在木栅栏上撞断犀角。尽管后来犀角重新长出来，但因为长年不需要挖草根、与其他动物战斗，它的犀角“异化”成了一个圈。而到了奥尔佩杰塔，保护区为防止苏丹被盗猎者伤害，又锯掉了它的犀角。
犀角成为戴芸创作这个故事的题眼。“苏丹的人生起伏，一切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都在角上，它凝聚了所有东西。”
2016年，她和李星明在内罗毕会合，一起前往保护区。非洲的草原不像李星明想象的色彩斑斓，反而被大片的灰绿主宰。去看苏丹的那天早晨，这个体形庞大、令他们魂萦梦绕的动物缓步出场，两人心头一颤。“太阳照到对面的山丘，金光反射到苏丹身上，那一刻它有些像神灵。我心里想，这么漂亮的生命，真的地球上就再也没有了吗？”李星明回忆，他当时忍不住热泪盈眶。“偷偷看了下身边的戴芸姐，她也在哭。”
彼时，戴芸的视线聚焦于场地上的两样东西，久久凝神。
先是一片灰绿中躺着的橘红色胡萝卜。犀牛本食草，然而苏丹在捷克生活时，长年被喂养胡萝卜，这成为人类世界留给它的一个鲜明印记。
另一样，是穿过苏丹耳朵的那道晨光：“它耳朵上的洞是一个圆满的圆形，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人工的形状。”
那个耳洞同样来自捷克动物园，是为了给动物们挂名字标识牌。“在自然环境当中，苏丹是不需要名字的，耳洞是人为了辨识它的身份印记。当回到非洲，它不需要名牌了，因为只剩它一个（雄性北白犀）了。”
《苏丹的犀角》内页
再也不会被认错的苏丹，晚年有人持枪贴身照护。就在戴芸和李星明创作绘本《苏丹的犀角》的过程中，苏丹因健康状况恶化于2018年被实施安乐死。
尽管苏丹和母亲的一生颠沛流离，却也拥有过族群和人类的爱护。送苏丹去捷克之前扫射的麻醉枪和回到非洲的断角，貌似“伤害”，也是保护之举。而怎样做才是对动物最好的，这是留给每个读者的开放性问题。
2024年6月，《苏丹的犀角》获得了法国绘本“金刚奖”中年级组第一名。戴芸和李星明特别珍视这个奖，因为这是几十万法国小朋友一张张票投出来的。有人曾问戴芸，为何要写这么悲伤的故事？但戴芸跟孩子们交流后发现，儿童对悲伤的理解和消化其实与成人不同，“他们的适应能力更强。”童书研究者、推广人阿甲评论，“当生命的困顿痛楚成为过去，长久留在我们心里并给我们往前走的力量的，是所有曾经经受的美好与祝福。这是小朋友给我们大人最珍贵的礼物。”
过得有劲
在图书编辑海海看来，戴芸对社会议题的关切，固然令她在一众绘本作者中独树一帜，“但更重要的还是她内心的温度和情感，对‘真’的追求。”
戴芸从小在南京长大。儿时每到夏天，路两旁的梧桐树“遮天蔽日”，“只要不是瓢泼大雨，出门都不用打伞。”秋冬天，早上去学校第一件事不是读书，是到操场上去扫落叶。
2011年，因为地铁三号线施工，南京市移栽了上世纪中期在主城区栽种的多棵梧桐树。市民们自发在梧桐树干上系了绿丝带，表达护树意愿。南京市修改方案，从“移栽”到“少砍”，最终决定“不砍”。戴芸由此创作了绘本《梧桐》。“如果我们的孩子都有勇气做（绿丝带）这样的事情，社会会变得更好的。”
也是在那两年，她看了纪录片《中国梵高》，知道了在深圳大芬村里，有一位叫赵小勇的画匠在临摹了30载梵高后，亲自去往阿姆斯特丹参观，后来转型原创。
在艺术馆里，赵小勇看着临摹了几万遍的梵高原作，泪流满面。他以为自己越来越接近大师，结果发现，梵高的画在美术馆受人膜拜，自己的画摆在咫尺之外的纪念品店，被老板高价销售。
“这人活得太有劲了。”戴芸心头一热，先去深圳看了赵小勇的工作室，跟他妻子吃了顿饭；接着去到宁波看他新的工作室。但她很长时间没有写这个故事。“我很感动，但没有想清楚感动的点在哪、要跟读者说什么。”
她原本疑虑，经过纪录片拍摄、媒体报道和多年在名画复制行业的浸染，赵小勇是不是已经“很商业气”。聊过后，她仍然感受到了他的淳朴和不可多得的执着。“梵高用一种极致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生命的绚烂，赵小勇的身上也有一种很极致的东西。最后他寻求蜕变，开始原创。我们当然知道他不是梵高，也可以争论他作品的艺术价值，但在（绘本里）他儿子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心里住着梵高的爸爸。不管你做多么普通的事情，你这辈子过得都不会那么无聊，都会过得比较有劲。”
粉紫色结尾
给孩子写的绘本，是不是都要有一个光明积极的结尾？
戴芸想了想，“当然不一定，但我个人更倾向于积极的结尾或者是有光亮的开放式结局。我们也会跟孩子们讲，北白犀如今只剩两头（雌的）了，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犀牛。”
新冠疫情期间，她和画家李卓颖用两天时间创作了溜达鸡的番外篇《这个春节不溜达》，这是她唯一一本没有正式发行的绘本，意外地获得了百万阅读量。
她在文本里只提了一句跑跑鸡生病住院了，没想到故事发布后，好多小朋友问，“跑跑鸡后来好了吗？”有幼儿园做了一个活动，问孩子们，“假如你现在不能溜达，等你能出门的时候，想去哪溜达？”有小朋友说，我想带着跳跳鸡到海南的沙滩上去玩儿。“6岁了，他会不知道跳跳鸡是不存在的吗？但是他选择相信，这很动人。”戴芸觉得孩子是最好的读者，“他们比你自己更相信你的作品。”
《北极熊搬家》内页
但她的作品里有个例外。
2019年2月，看到新闻报道大批北极熊闯入俄罗斯西北部新地岛的居民区，当地被迫进入紧急状态，戴芸觉得这事很有点黑色幽默。“人类向来把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去俯视其他生物。但滑稽的是，北极熊现在跑到你家门口，谁怕谁呢？当人和北极熊之间的距离被抽离，当武器从力量对比的天平上消失，我们其实可能并没有什么资格去‘同情’。”
她构思了一个北极熊搬家的故事：因为生存条件日益恶劣，北极熊妈妈、爸爸带着孩子从晦暗的小镇开始了迢迢迁徙之路。他们在人类的垃圾堆里吃到“好吃的”，考虑过吃喝不愁、但小北极熊觉得“地方太小，跑不开”的动物园，还“考察”过远古的冰河世纪、万里高空的月球……
最终，他们发现了一个与故土极为接近的地方：画面上的那片土地，活跃着的是一群群的企鹅。“看似一个完美的地方，符合全家的要求，于是他们又带着所有行李出发了。”
对戴芸来说，这是一个相对绝望的故事，也是一个实验性的作品。但绘本结尾跨页的粉紫色似乎又蕴含着希望。有孩子问她，“北极熊最后会去哪里？它们能过上好生活吗？”戴芸会跟孩子们讨论：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让它们回到真正回得去的地方。“所以最后那‘一公里’对童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把童书带到孩子面前的家长、老师，对一本书能抵达孩子心灵的哪一个层面非常关键，想让孩子更爱读书，就需要让更多成年人了解和懂得童书。”
彩云的自由与秩序
像《这个春节不溜达》那样的强时事创作，戴芸说以后会力图减少。对《苏丹的犀角》这样市场和口碑双赢的作品，她也非常清醒。“它有比较容易获得大众喜爱的元素”，但她首先考虑的是故事性和艺术性。
《你看见喜鹊了吗》
就像她的新作《彩云来到无色谷》：一些颜色因为地震从山洞出来了，发现了没有颜色的山谷，山谷邀请颜色，颜色在犹豫之后也热情地投入了新世界。乍一看，似乎就是教孩子识别色彩与情绪，但细读其中彩色云朵的对话，有更丰富的意味：
“我们从来就是飘来飘去的啊。”
“是啊，还是这样自由！”
“要是变成了‘东西’，会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呢？”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在戴芸的意识中，每个人天生都带着各自的性格、脾气、爱好，他们起初如在深深的山洞里一样无序，却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一旦进入社会，会面临各种规则要求。“我要把自己放到这个世界里去，怎么放呢？怎么让这个世界有我的颜色，还要去适应世界？”戴芸的这个故事打动了画风一向深沉的波兰画家伊娃娜·奇米勒斯卡。伊娃娜觉得万物之间的美来自平衡，这也是戴芸想传达的：自由与稳定的平衡，是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课题。
这样深刻的主题，不一定每个大小读者都能体会。戴芸觉得没有关系，作者只负责把自己的表达放在（甚至藏在）作品里。好比《北极熊搬家》里，俄罗斯画家伊戈尔·奥列伊尼科夫把熊设计成最初如原始人的状态，在迁徙中逐渐变得越来越文明，最后穿上了人类的衣服。戴芸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二度创作。“故事最后，熊妈妈抱着一个前头没出现的小baby上路，这也是画家的彩蛋：新生命的未来会在哪里？”
刚开始写绘本故事时，一位前辈告诫戴芸，如果喜欢写作，就不要做绘本，因为“做绿叶很难被人记住”。但戴芸被绘本如纸上电影一般的讲述方式深深吸引，也享受与画家们“你给我一点，我再给你一点”的碰撞。
有意思的是，绘本读者知识储备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感受的不同。比如在北极熊的故事里，读者了解的地理科学知识越多，会越强烈地感受到反讽和黑色幽默；反之则难以感受到，“但更小的孩子能够更强烈地共情。”
戴芸感慨，经常有人问，什么样的书才是孩子喜欢的？但很少有人问，什么样的书大人会喜欢？“因为世人默认大人是有各种各样的。虽然孩子作为一个读者群有其共性和独特性，但其中的个体差异非常大。所以一本儿童绘本只要能对某些孩子产生影响就可以了。每个作者只要把自己喜欢做的、能做的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这个市场就好了，整个行业就会更明亮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