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6日，北京，老人在公园的公共健身器材上锻炼 图/视觉中国

　　你是否也会因为第一根白发、牙龈退缩或一次忘事而陷入“衰老焦虑”？当社交媒体上充斥着“逆龄”的糖霜或对衰老的恐惧时，60岁的英国老年病学家露西·波洛克提出了不一样的视角：衰老不是要拼命对抗的敌人，有机会变老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学会与变老相处是一种能力，我们需要在变老之前就做好准备。

　　在急症病房里，无创通气装置突然发出猛烈的嘶嘶声，监护仪不断报警，血氧读数一路下降，家属惊慌失措，相拥痛哭，病人紧紧攥住床栏，拼命吸气……露西·波洛克医生知道，问题出在呼吸机上，恐慌正在让病人的呼吸更加急促。她让护士去取小剂量吗啡，并通知技术人员来处理故障；自己则握住病人的手，捋平老人额上被汗水浸湿后卷曲的头发，温和而坚定地说，虽然这种感觉很可怕，但正常的死亡不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在得到老人的许可后，她开始描述一个更和缓的过程——

　　走到生命尽头，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睡眠越来越多，身体也渐渐放松，甚至懒得清喉咙。呼吸会越来越轻浅，有时只呼气，迟迟没有吸气。这样的停顿可能持续很久，久到让人几乎以为呼吸已经停止。可突然间，又会深吸几口气，然后重新回到缓慢而浅弱，随后再次停止。这样的循环可能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直到某一刻，一口气轻轻呼出，不再吸气。

　　露西·波洛克是英国老年医学专家。过去30年，她常常如此向老人描述死亡。比起死亡，人们同样害怕走向死亡的过程。衰老的过程是具象化的。美国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以人体最坚硬的部位牙齿为例，还原了衰老的骨牌效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逐渐磨损，牙髓及牙床的供血减少，唾液分泌下降，牙龈退缩，牙根暴露；与此同时，下颌肌肉萎缩，下颌骨质流失，咀嚼能力减弱，开始偏好富含碳水化合物的柔软食物，而关节炎、手部颤抖等身体变化，会让使用牙线及刷牙的动作变得困难，进一步增加龋齿的风险。

▲英国老年病学家露西·波洛克 图/John Baxter

　　衰老的过程像是一点点掏空储蓄，这不意味着人们只能被动承受。正如减少不必要的药物、通过锻炼改善平衡感、增强肌肉力量都能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理解身体正在发生的变化、学会与老去相处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人可能在没有伴侣、子女或稳定家庭支持的情况下老去。这些问题，不应等到最后时刻才仓促面对。可鼓励人们正视衰老绝非易事。社交媒体热衷于谈论如何冻龄、逆龄，试图为衰老裹上一层糖霜；或任由抗衰的商业叙事放大对衰老的偏见和恐惧，让人们沉迷于五花八门的补剂和疗程，实则为应对衰老增添负荷。

　　这种失焦让真实的衰老变得难以言说，遮蔽了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为老去做好身心准备；积极延缓衰老与优雅接受脆弱的平衡点在哪里；如何面对至亲在衰老和失智中的变化，为什么“在爱一个人的同时又希望他死掉算了”的想法很常见；怎样面对延长生命还是减少痛苦的取舍；如何谈论临终和告别；以及更进一步，一个社会和医疗体系应作何改变，才能让老年人被倾听、尊重，并拥有自主选择生活和照护方式的权利……

　　这些正是露西·波洛克在《变老之前要知道》中试图回答的问题。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与波洛克进行了一次对话，对话从我们各自的衰老体验说起。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变老

　　南方人物周刊：我今年35岁。这两年，我开始出现轻微的牙龈退缩。这是我第一次感知到衰老。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这就是衰老的感觉”？

　　波洛克：是我发现自己长出了第一根白发。我把它拔了出来。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因为你会忍不住一直拔下去。其实，长出第一根白发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时刻，是人生走到这个阶段再自然不过的事。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老年病专家，你对衰老的觉察会更敏锐么？

　　波洛克：长期与八九十岁的患者相处的一个额外好处是，我总会觉得自己还年轻，尽管我已经60岁了。人到了一定年纪，都会注意到身体出现的一些变化，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因于衰老。

　　比如，刚上楼就忘了自己是来做什么的，可能第一反应是，“难道是我老了，要得痴呆了？”其实，这可能只是因为最近太忙了，脑子里装了太多事。又比如运动时觉得身体僵硬、肌肉酸痛，可能只是因为没有热身，或者有一段时间没做力量训练了。

　　南方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事，是你作为医生早就了解、但直到自己经历才真正体会的？

　　波洛克：有一种黑色幽默的说法：人到六十多岁，就像步入了“狙击手巷（Sniper Alley）”（注：原指波黑战争期间萨拉热窝一段因频繁遭到狙击而被称为“狙击手之巷”的街道，后常被用来隐喻进入重大疾病和死亡风险明显上升的人生阶段）。突然间，身边的一些朋友开始患上致命疾病。过去一年里，我就有两位朋友去世了。你会猛然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变老，能够老去本身是一种幸运。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份特权，就会提醒自己，不要辜负这段人生。

　　南方人物周刊：我的一个体会是，随着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中年”似乎也在不断延长。身体的衰老是渐进的，人的自我认知却未必如此。“步入老年”往往是在受到某次特定的冲击后突然完成的一次身份转变。

　　波洛克：是的。老年人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还年轻，比如我会听他们说，“我觉得自己还是21岁。”他们很清楚自己身体的局限，这么说只是在表达，“别因为我的年龄，就忘了我还是原来那个人。我依然会喜悦，也有恐惧和担忧，依然会欣赏美，就跟年轻时一样。”我们谈论老龄化社会时，容易不自觉地把老年人看成与我们不同的群体。其实他们就是“长大”后的我们，只是比我们多走了一段人生，多了一些经历。

　　如果一个一直很活跃的人，因为一次事故或一场疾病，突然发现自己再也做不了过去能做的事，难免会感到沮丧，也会害怕未来。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承认这种恐惧，同时把风险放在具体情境中去看。比如，经历过一次小中风后，他们会担心下一次中风更严重，甚至留下残疾。实际上，大多数人不会再次中风。

　　南方人物周刊：确实，能否自理决定了生活质量，人人都会紧张。

　　波洛克：是的。人们追求的从来不是单纯的活得久，而是尽可能把疾病、失能和依赖他人的时间压缩到生命的最后一小段。骨折会愈合，淤青会消退，我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帮助老年人重建对自己身体的信心。

　　事实上，无论到了什么年龄，人都依然可以变得更强壮。八九十岁也一样可以通过一些简单而重要的练习，增加肌肉力量、改善平衡。比如，练习从椅子上站起来，或者拿一个罐头或牛奶瓶做力量训练。

　　除了钱和肌肉，我们还应为晚年存什么？

　　南方人物周刊：开始运动永远不算晚。这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或许是种宽慰。现在流行一种说法，“为老年囤肌肉”。根据骨骼肌量在三四十岁达到峰值、此后逐渐下降的说法，一些专家建议人们从二三十岁开始力量训练。这样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焦虑：仿佛错过了最佳阶段，就已经输在了衰老的起跑线上；又或者让“抗衰”变成一场无法停止的自我管理，工作已经筋疲力尽，还要高强度运动、严控饮食，甚至因此透支健康。我们应该如何与衰老建立一种更健康的关系？

　　波洛克：这一点很重要。在世界范围内，缺乏运动的人越来越多。部分原因是工作负担太重，也因为那些便利的小发明一点点减少了日常活动的机会。我们需要警惕这种趋势，但没必要过度焦虑，更不要沉迷于各种营养补剂，也不必把运动强度推到极限。那只会增加压力，而压力本身也会加速衰老。更重要的是，这可能让我们失去享受当下的能力。人是活在当下，不是活在未来。

　　我特别想对年轻人说：如果你足够幸运，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好好照顾它，别把它弄得更糟。做好一些基本的事情就够了：戒烟，少喝酒，健康饮食，多吃水果蔬菜，保持运动，但没必要逼自己去做那些特别痛苦、无聊的运动。也别忘了与人建立联系，朋友不需要多，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三十多岁时有“囤”什么吗？

　　波洛克：我三十多岁时实在太忙了，工作、家庭……各种事情。五十多岁时，我开始养成一些每日习惯。比如每天早上刷牙，电动牙刷每侧30秒，一共两分钟——前一分钟，我会做20个深蹲；后一分钟是闭眼单脚站立。刚开始我闭上眼睛会不停地晃，现在基本都能稳稳站住。我的平衡能力确实变好了。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增加跑步和力量训练，制定规律的训练计划。结果是，我现在的肌肉力量比三十多岁时还强，这让我特别开心。

▲2026年5月27日，在上海一家养老院，老人体验康复设备 图/新华社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看到一部纪录片。留学归来的女儿发现，母亲这些年几乎将积蓄尽数投入各种金融产品，还不断借贷，已经背负了数百万元债务。直到重新走进母亲的生活，她才慢慢理解，这些看似荒唐的行为背后，除了轻度认知障碍对判断力的影响，也有丧偶后的孤独、女儿离家后的失落，以及面对衰老和独处的不安。

　　家庭的陪伴和社会的支持对老年人至关重要。但从另一个角度，即便享有这些，在衰老的过程中也总有一些事情，比如变化、失去、寻找价值和意义，需要自己去面对。这是否意味着，在人生更早的阶段，我们需要锻炼的不仅是体魄？

　　波洛克：这是个好问题。如今在英国，老年人与年轻人间越来越缺少自然相遇和交流的机会。这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社区和建筑的设计、公共交通的不便，以及对社区俱乐部和公共空间投入的减少。那些曾经让不同年龄的人建立联系的场所正在消失。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设一个促进人与人连接的社会。

　　从个人角度来看，随着心理学的发展，我们对行为背后的原因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姑妈原本是一个脾气急躁、性格尖刻、很难感到快乐的人，她的人生也经历过一些困难。但在六十多岁时，她开始主动改变自己。她告诉我，她会重新审视自己性格和行为中的“线头”，厘清哪些来自家庭和成长经历，哪些是后来形成的。她一点点辨认这些“线头”，决定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可以放下。慢慢地，她变得更乐观、开放，对世界充满好奇，也不再习惯性地评判别人，她变得更好相处，结交了一些原本不可能拥有的朋友。

　　我们需要更多地谈论死亡

　　南方人物周刊：一些长期面对疾病和死亡的医生，在为自己做重大医疗决策时，反而没那么执着于“不惜一切代价延长生命”。

　　波洛克：在过去100年里，人类的预期寿命大幅提高。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活得更久并不一定意味着活得更好。长寿本身也可能伴随着代价。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生命的长度，还有生命的质量。

　　很多现在五六十岁的人，看到父母八九十岁后的生活状态，会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如果有一天，我身体极度虚弱，或患有痴呆，高度依赖他人，我是否希望接受那些主要为了延长生命而进行的治疗？如果在生命末期因肺炎等疾病住院，我是否宁愿平静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这也引出了关于治疗选择的讨论：哪些治疗值得接受，哪些治疗能够真正改善生活，以及我们希望通过治疗实现什么目标。在英美等国家，这样的讨论已经开始。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普遍，类似的讨论也会出现在更多国家。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49岁时首次制定了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如果未来无法再与家人和朋友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也没有恢复的可能，希望不要接受那些只是为了延长生命而进行的治疗。你在书中提到，预立计划并保持更新，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不让家人在关键时刻被迫作出艰难的决定。

　　波洛克：是的。你知道吗？早在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就指出，在其成员国中，20%左右的医疗卫生支出没有或几乎没有带来更好的健康结果，有时甚至可能造成伤害。我们现在认为，这一比例可能已经接近40%。

　　身为医生，我们常常看到，在生命末期，很多治疗不仅徒劳，还会给患者带来额外的痛苦和负担。很多医疗行为只是按照既定流程进行，因为“我们一直这么做”，很少有人真正停下来问一问患者，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该做什么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

　　前几天，我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去看望了一位可怜的独居老人。肿瘤不断侵蚀着他的头骨，甚至在上面掏出了一个洞。医生判断已经没有进一步的治疗能够帮助他，他大概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可在医院里，他每天仍要测四次血压、扎四次手指测血糖，尽管他并没有糖尿病，类固醇也早已停用。他还在接受抗凝治疗，以降低突发血栓栓塞的风险。严重的栓塞可能在短时间内危及生命。他像走流程一样接受这一项项干预，承受着癌症一点点侵蚀着头骨的过程。甚至，医护人员连他的名字都叫错了。

　　做这些事的人并不残忍，但他们无意中让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承受不必要的痛苦。这让我难过又愤怒，我知道，这绝不只是一个患者的问题。

　　▲2023年1月3日，在北京一家医院的急诊科，一名戴着口罩的妇女在走廊上照顾她年迈的亲戚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状况？

　　波洛克：医生应该尝试理解患者的希望和恐惧，更加诚实、谦逊、现实地看待医学的能力边界。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即使一个人的生命所剩不多，我们仍然有很多办法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只是这些办法未必是一片药、一针注射，也可能是换一种更好的照护方式。

　　比如这位老人，让我们用正确的名字称呼他，用他朋友称呼他的方式。他是个农民，喜欢户外，我们或许可以不时为他打开病房的窗户，让他透透气。我们当地盛产苹果酒，他也会想来上一小杯。

　　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原则：先弄清什么对患者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再决定什么值得做。无论患者是希望为了活下去尝试一切可能，还是拒绝一种自己不愿意过的生活，都应该得到尊重。尤其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每一个行动都应该经过思考，有明确的目的。

　　我们也需要更多地谈论死亡。所有老年人都有权接受治疗，包括在有需要、有成功机会的情况下勇敢地延长生命。但按照既定规程进行的治疗，并不总是患者真正想要的。除非提前思考一些关键问题，说出自己的心愿，否则一旦病重，思维会很快模糊，无法自主表达，就只能被动接受。

　　南方人物周刊：在理想的情况下，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就像立遗嘱，应当成为每个人都提前思考的一项人生安排。

　　波洛克：是的。你觉得，在中国，人们准备好谈论这些问题了吗？

　　南方人物周刊：有些家庭或许已经准备好了，但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可能还缺乏这样的意识，也未必知道该如何展开这样的对话。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本能地抗拒，觉得谈论这些是在预设一个不好的结果；年轻一代也会担心，主动提出会让老人觉得自己已被视作家庭的负累。此外，当人们对疾病、治疗以及生命末期的选择缺乏足够了解时，也很难预判什么才是对的，大概率会拖到不得不面对的那一刻，再依赖医生的判断。

　　波洛克：是的。医生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但医学往往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很多时候需要在不同的选择间权衡。当两个选择都合理时，患者本人的性格、价值观和意愿就非常重要。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社会照护体系之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让老年人觉得自己成了他人的负担，自己是不被需要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意义，恰恰是让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和照护方式拥有更多掌控。

　　南方人物周刊：当一位生病的老人对你说，“我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或者“我只是家人的负担”，你会怎么回应？

　　波洛克：我有时候会开个小玩笑，“你至少给了我一份工作啊！”我也会告诉他，即使身体很脆弱，你依然可以给予别人一些东西，打个招呼、问问家人的近况，或者对他们正在做的事保持兴趣，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医疗资源可能有限，关怀和善意没有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举过一个例子：一位七十多岁的女性，每天需要分五个时段服用12种药物，由此可能产生至少16种有害的药物相互作用。你会花很多时间帮助患者重新调整用药方案。这个例子很直观地说明了老年医学的价值。放眼全球，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老年医学也长期人才短缺。为什么一个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日益重要的专业，始终难以获得足够的重视和投入？

　　波洛克：首先是年龄歧视。此外，人们还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老年医学就是想方设法让人活得更久。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钱。医疗卫生体系往往意识不到，老年医学其实有助于降低医疗成本。

　　过去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经过二三十年的研究，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和临床试验，现在有充分证据表明，以“老年综合评估”为代表的老年医学照护模式，不仅能改善老年人的医疗结局，帮助他们维持独立生活，也能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资源使用。遗憾的是，即便如此，老年医学在医疗卫生体系中仍没有得到与其他医学专业同等的重视。

　　南方人物周刊：你会有无力感吗？

　　波洛克：这份工作会有很多令人沮丧的时刻，我常常会哭，有时是因为悲伤，更多时候，是面对医疗体系的无奈——改变观念、争取资金、说服人们改变做事的方式，以及眼睁睁地看着一些缺乏思考的照护发生。但它也给了我很多欢笑和真正的成就感。就工作本身而言，我很少感到无能为力。我的很多患者都身处非常艰难的境地，而我的工作，就是努力让这种艰难稍微减轻一点。

　　比如一位患者的妻子正赶来医院，但我知道，她可能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这时候，我会握着他的手，对他说：“别害怕，你做得很好，真的很好。”你知道吗？其实，光是这样，就能给一个人莫大的安慰。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小事是我们能做的。

▲日本电影《废用身》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2026年，日本上映了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原著作者是一名为老年患者提供上门医疗服务的医生。作者将高龄化社会中的部分现实问题推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极端情境。电影中有一句台词：“照护能力本身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如果不能被合理使用，整个照护体系就会崩溃。”虽然各国的医疗和医保体制不同，但这背后的逻辑值得讨论：资源有限，就必然要有所取舍，而取舍意味着价值判断。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这个本就承压的体系会不会越来越倾向于用效率、成本，甚至疾病预后，来衡量一个人“值得”获得多少照护？

　　波洛克：这背后有三个问题。首先关于“资源”，我们浪费了很多资源。如果我们希望医疗体系拥有更多可用的资源，一个办法就是先停止那些没有价值的干预，并且诚实地承认这一点。其次，是我们如何理解“价值”。 即使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关怀却没有上限。共情确实会消耗自己，你可能会感到精疲力竭，甚至有一天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共情的能力了。但对另一个人的关怀和善意并不要求你承受另一个人的痛苦，你可以不断地给予。

　　最后，关于“值不值得”。正如前面探讨过的，我们面对的很多情况其实不是“这个患者值不值得接受治疗？”而是“这项治疗本身值不值得做？”现在确实有一些非常富有的人，会花费巨额金钱接受各种治疗，但这些治疗未必能给他们的生活质量带来多大的改善。真正能产生更大影响的，反而是医疗技术、方式、文化中一些微小而简单的改变。当这些改变内化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