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30日，浙江杭州，一名工作人员在工厂车间内进行打磨作业 图/视觉中国
宋玉梅在零部件加工厂做精修工。车间里的工人一排排坐着，打磨声此起彼伏，远处还有车床加工铝制件的嗡嗡声。她跟对面的工友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
除了上厕所和吃饭，她几乎都处在这样的噪声中。她曾打听老员工们的听力如何，却被告知，车间的体检不查听力。
厂里发了耳塞，戴久了，宋玉梅的耳朵会疼，实在难受她便摘掉，“有时候动一下，笑一下，整个耳朵都是疼的。”
噪声无形，经年累月暴露在其中，可能会给劳动者的耳朵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团队曾对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303.45万名噪声作业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听力障碍检出率为26.88%。
近年来，职业性噪声聋——因劳动者在工作时长期接触高强度噪声而引发的渐进性感音神经性听觉损伤，已成为继尘肺病之后我国第二高发职业病病种，机械加工、建筑施工、船舶制造、交通运输等行业是职业性噪声聋的高发领域。
这种伤害从何而来，又为何难以被发现？受到伤害的劳动者能为自己争取到合理、合法的赔偿吗？
“耳朵里住了一只知了”
在厂里工作两个月后，宋玉梅已经觉得，与噪声共处是件难熬的事。她需要趴在一张书桌大小的工作台上，修理机械零件的毛刺，把表面和边角打磨到合格的标准。气动打磨笔带动砂轮高速旋转，碰到金属时就能磨掉一层，同时会发出“嗞——”的尖啸，像放大版的牙科钻头。气枪用来吹走灰屑，一扣扳机，就喷出高速气流。
但走是不会走的，她是80后，看中这家工厂交社保，能双休，下班早——还能接孩子。这里是八小时工作制，每月工资到手近三千。很快，她开始与同事们一样，主动加班，每小时加班费30元，最多一天加四小时，周末也能加班。
山东工人郑子豪做了近20年焊工，耳朵时不时嗡嗡作响，“像是住了一只知了。”他觉得干电焊这行，“听力反正多少都有点事”，周围不少同事也有些耳背。但他没有想过换工作：这行学历门槛低，他如今一个月工作24天，能挣一万元左右，足以确保家庭生活没有压力。
电子加工厂的数控机床操作员杨晓宇不仅有耳鸣，而且已经听不清别人说话了。机床加工的声音像老式火车打喇叭，哪怕在睡梦中，他也会因为持续的耳鸣而惊醒。
出门逛街或是买菜，需要付款的时候，他要问两三遍才能听得见，人家说，“这年轻小伙子耳朵这么背吗？”在公司，有人跟杨晓宇讲话，他怕听不清被笑话，“听见了，我就回答，听不见了，我反正就知道点头。”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劳动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黄德寅解释，职业性噪声聋早期损害通常先出现在高频段，日常语言交流不会受到明显影响，不易被察觉；随着长期暴露，听力损失可能累及语频，交谈才出现障碍。
除了伤害听觉系统，噪声还可能对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造成影响，引起头疼、头晕、记忆力衰退，还会影响人的社交和沟通的情绪。
黄德寅说，接触噪声早期出现听觉适应及听觉疲劳，属于可恢复的暂时性听阈位移。如果继续长期接触强噪声，损伤一旦形成可能就是永久性的。
国家卫健委2022年发布的《全国职业病危害现状统计调查概况》提到，被调查企业的从业人员中，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有870.38万人，其中接触噪声危害劳动者有626.28万人，占71.95%。
在黄德寅看来，近年来职业性噪声聋报告病例的增长，也与职业健康监护覆盖面扩大、劳动者维权意识提升有关。她认为，报告公布的数量尚不能反映全部伤害，听力保护需要更早介入。
▲2019年1月25日，河北石家庄，一名机务师在对飞机进行检查前戴上耳塞 图/视觉中国
证明的难题
在水泥厂工作了20年的罗阳，重新求职时被听力问题挡住。2026年3月，他与一家水泥厂谈妥了工艺工程师岗位的薪资福利，入职体检时却发现双耳高频平均听阈超过80分贝——而正常值在25分贝以下。新公司因担心未来的职业病风险，终止了他的入职。
罗阳此前在重庆一家水泥厂工作了7年半。他需要在生产线现场和办公室两头跑，工艺巡检、处理故障时，要靠近篦冷机风机群、煤磨磨机等设备。作为一线工程师，他需要经常下现场。机房外贴着“噪声有害”“必须戴护耳器”的警示语，他平时戴耳塞，但有时遇上沟通情况、紧急抢修，“安全帽一拿就到现场去了。”
在此后的职业病诊断和鉴定中，丰都县卫健委认为，他的岗位属于管理岗位，未识别有噪声危害，罗阳则认为自己大部分时间在生产现场。卫健委现场调查时，他没能参与全程检测，双方对接噪时间存在争议。他最终得到的诊断和市级鉴定结论均为“无职业性噪声聋”。
听力受损，并不一定符合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条件。按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GBZ 49-2014）的规定，认定此病，要同时满足如下几个条件，缺一不可：
首先，你得在嘈杂的岗位上干够3年，纯音测听为感音神经性聋，并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的听觉损害；
其次，听力损伤要达到一定程度，即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大于等于40分贝，较好耳语频和高频4000Hz听阈加权值至少达到26分贝，才能达到诊断的先决条件；
最后，工作环境得足够吵，需满足工作场所噪声强度8小时等效声级大于等于85dB(A)的条件。
在对上海航食配送车司机陈志明的诊断中，工作场所噪声检测成为争议的焦点。
陈志明每天在航食公司与机坪之间运输餐食。为保证餐食质量，航食车后车厢的制冷机组超过21摄氏度即需开启，每年基本要从4月开到11月。装车时，驾驶员要反复离开驾驶舱、进入车厢，他觉得制冷机组的噪声尤其大。靠近飞机后，他还要下车核验安全距离、绕车巡检。
高峰时，会有六七辆食品车同时装车。陈志明说：“有时飞机滑行进来的位置距离我们干活的位置只有十几米，大型客机的引擎会发出瞬间很大的噪声。”他认为自己工作强度很大，长期接触来源多样的噪声。据他提供的工作表单记录审批截图，2025年这一年，他累计加班的时长超过上千小时。
2026年3月，陈志明的职业病诊断进入流程后，公司提供了一份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陈志明发现，报告中的个体噪声被测人为司行组机长，他认为其岗位与驾驶员不同，遂提出异议。
此后，浦东新区卫健委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了第二次检测。陈志明的诊断书上写明了5月中旬的报告结论，航机部员工（驾驶员）岗位的40小时个体噪声等效声级介于63.2至76.4 dB(A)，均低于80 dB(A)，不符合《职业卫生名词术语》“噪声作业”的标准。基于这个结果，浦东新区卫健委书面回复陈志明，认为尚无充分证据认定该岗位为噪声作业岗位，认定公司违法的证据不足。
在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鉴定中，听力损伤与职业暴露需要被证明有充分的因果关系。
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铁流长期关注职业病问题。他认为，在个案的争议之外，诊断面临的困境普遍存在。劳动关系、职业暴露史和检测资料的取得，是劳动者在诊断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困难。如果用人单位不配合，或者提交的报告不能反映实际工作状况，争议就可能持续。
管铁流还关注另一类劳动者：已有听力损失，尚未达到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标准，在符合一定条件时，这类情况会被判定为职业禁忌证——也就是身体情况已经不适合再接触噪声，需要调离噪声作业岗位。
这又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处境：这些人的听力损失还够不上职业病的诊断标准，所以拿不到职业病的补偿。而工作单位又可以以这些人听力较弱为由将其调离岗位，他们工作的可能性和相应待遇，都会受到实实在在的影响。
所以管铁流担心，噪音给这类工人带来的健康问题，最后只能由他们自己扛。而且有的单位还可能会钻这个空子，拿“职业禁忌证”当挡箭牌，通过调岗把责任推干净，既不去解决噪音问题，也不给任何补偿。
管铁流还指出，劳动者若寻求工作环境导致听力损失的民事赔偿，还可能面对因果关系和过错的举证困难。
他认为，噪声检测数据是否超标并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如果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行业自律性存疑，检测数据是否准确，取决于用人单位能否提供真实的、与工作实际状况相符的环境。此时，卫健委的职能和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正是因为地方卫健委的履职，杨晓宇的诊断较为顺利。2024年4月，他申请职业性噪声聋诊断，公司最初不愿向医院提交材料。他拨打12345热线，向当地卫健委反映情况。卫健委介入和督促之后，公司提交了检测资料，三个月后，他被确诊为轻度职业性噪声聋，之后完成了工伤认定。
用人单位应如实提供职业史、危害接触史和检测结果等资料，卫生行政部门负有监督、督促和调查责任，这正是《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如果单位不提供检测资料，诊断、鉴定机构仍应结合临床表现、职业史、本人自述和日常监督信息等作出结论。
▲水泥工罗阳的工作环境中有噪音标识 图/受访者提供
诊断争议
对陈志明来说，检测报告上的噪声数据是难以接受的。在浦东新区卫健委主导的第二次检测中，他没有出现在现场。陈志明称，他申请参与检测被卫健委拒绝。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公司称其休病假近4个月，出于安全考虑不宜上岗检测。他坚持认为，检测要前往机坪，还原他此前走出驾驶室的工作场景，才能准确地衡量他经历的噪声。
他曾向负责区级鉴定的杨浦区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提出查阅报告的要求，被告知须经公司同意，也可另行申请信息公开。陈志明后来提交了书面申请，未获回复。
2026年9月3日，《南方人物周刊》致电杨浦区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接线工作人员认为陈志明的发病趋势不太像职业病，但具体情况不便透露。对于鉴定书上接触史表述的变化，她认为前期资料缺失，“确实也不好判断”职业接触情况。
作为一个中立机构，这位工作人员强调，尽管对劳动者抱有同情，但诊断鉴定必须严格参照现行有效标准，需要有足够扎实的证据链作为支撑。职业病诊断涉及双方利益（工伤赔付），无论用人单位是国企、私企还是小型私企，都应尊重其合法权利。如果佐证材料不严谨，另一方就可能提出质疑或反证。
她强调，检测机构具有相应资质，结论不能随意推翻；鉴定还需综合听力曲线、现场情况和各方证据，由多名专家讨论，“我们是按技术指标评价的，不是说有专家想为难劳动者，没有这个必要。”
工作人员提到了患者配合检查的问题。此前，陈志明曾以出结论的时限已到、要求书面正式通知却未获通知为由，未配合上海市肺科医院要求的临床检查。
2026年9月，上海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在用人单位现场听取了陈志明的陈述和申辩，调查后作出的市级结论仍为“无职业性噪声聋”。鉴定书引用了5月的监督检测结果。
长期从事职业病防治的医学博士朱志良指出，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剂量”的累加，职业暴露剂量不仅看单次音量，也看暴露的总时长和频率，还受噪声的频谱特征等特性影响。
从他的经验来看，检测报告要做到具有代表性，需要考虑到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距离噪声设备的距离，还有停留时间等因素。调查小组对接触史的判断要尽可能做到全面，不能仅靠委托发函了解情况，也不能单纯依靠一两次噪声检测报告来判定，而应深入作业现场进行全面调查，掌握实际暴露情况。
诊断鉴定还需结合听力曲线等临床检查，排除耳毒性药物或毒物等其他可能原因；同工种的发病情况，也可能成为综合判断时的参考。
对于种种诊断争议，朱志良建议学习中国台湾等地，建立起职业病诊断案例库。“为什么能诊断上职业病，又或是为何诊断不上，会有更清晰的参考，”他说。同时，还可以学习德国的经验，建立各工作场所的噪声强度监测数据库，便于职业病诊断机构参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给陈志明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尚无充分证据认定该岗位属于噪声作业岗位 图/受访者提供
护听器佩戴的合格率太低
朱志良认为，在劳动者走到职业病诊断这一步之前，监管部门应该尽可能做到更早识别到风险。目前有的质量控制中心常拿企业一年甚至更久以前的检测报告去现场复核，但生产线、设备和管理方式可能已经变化。他建议，第三方机构将采样计划报给监管部门，由监管部门随机现场抽查。
“日常监管能够保障工厂经济的发展，”朱志良说，“在我国目前这个阶段，可以说没有职业卫生监督，就没有工人的职业健康。”
由于噪声所致的职业健康损害是不可逆的，尚无有效治愈方法，预防就显得格外关键。
黄德寅主持起草的《噪声职业病危害风险管理指南》于2017年3月1日实施，其中对暴露评估、工程控制、护听器选择与使用、职业健康监护等作出了管理指导。
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噪声的工程措施，是职业性噪声危害防治中最根本而有效的方式。黄德寅介绍，企业可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工艺，对高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吸声、消声和减振等措施。
但不同技术都有适用边界，例如隔声设施可能影响部分大型设备散热；工艺要求和经济投入也会影响实施。实际上，根据黄德寅的观察，工程降噪的实施难度较大。她回忆去过的一个工厂现场，这家企业处理的是高炉等环节中脱硝工艺产生的含氨副产物，现场粉尘飞扬、噪声很大。这种粗糙的加工流程，“如果非得要求用很精密的仪器去生产，那是不现实的。”
此外，工程降噪的举措还需考虑经济可行性的问题，如果投入过大又难以得到收益，也很难行得通。
工程控制不足时，指南还提出，通过减少劳动者的噪声暴露时间、改变操作方式等进行组织管理，并提供安静的休息区，让劳动者定期远离噪声。
另一个关键预防措施，是劳动者个人的防护。
护听器的佩戴，是保护听力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是否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不仅在于企业有没有发放护听器，还在于劳动者有没有正确佩戴。
宋玉梅和郑子豪都提到，耳塞戴久了引起疼痛或发胀，会影响佩戴，这正是黄德寅所担忧的。就她目前掌握的数据，有超过一半的劳动者没有正确佩戴护听器，未获得有效防护，“佩戴的合格率太低。”
护听器的选择和使用，同样需要管理。对于暴露在等效声级85 dB(A)及以上环境的劳动者，指南提出，应提供三种以上的护听器，包括不同类型、型号的耳塞或耳罩。企业除了培训佩戴方法，也应建立发放记录，跟踪使用情况、收集反馈；劳动者的作业环境或健康状况改变后，还需重新选择护听器。
在黄德寅看来，护听器的声衰减值符合要求，并不代表实际的佩戴效果。护听器的使用需要配合职业健康监护才能判断是否有效，跟踪听力测试可以在早期发现损害，这也是二级预防的重点。
“如果确认10分贝的高频标准听阈偏移属实，说明听力保护没做好，需要去排查原因，避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黄德寅说，“从国际和国内的经验来看，噪声聋是可以预防的疾病。”
唯一完成职业性噪声聋诊断与工伤认定的杨晓宇曾感慨道，“很多人都羡慕我能认定工伤，但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只想让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
（除黄德寅、管铁流、朱志良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