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年轻人成立了名为“十个勤天”的公司。图为他们穿着自己订制的工装，去政府领取营业执照  图/《种地吧》节目组

　　2023年7月29日，综艺节目《种地吧！少年篇》（以下简称《种地吧》）第一季收官。

　　8个多月前，这档以10个年轻人种地为主要内容的综艺开拍。在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山联村后陡门58号，他们承包了142亩地：其中120余亩种了小麦；一块空地上搭建了羊棚、鸡圈、鸭舍，毗邻的另一块地上建了3个大棚，一个用来种辣椒、樱桃萝卜、雪里青等蔬菜，一个用来种4000盆玫瑰，还有一个则用于水培生菜；隔着一条村道，是一片虾塘和一片鱼塘。另外，他们还把原先的3间平房整修了一番，扩建了院子。

　　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种小麦、养殖、做基建，10个人用半天扛30吨有机肥，又花一天时间把4000盆玫瑰搬进自己搭的大棚……观众被10个年轻人的劳作和热血打动。节目里的种地生活给观众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平行时空：这是个没有淘汰机制、不存在竞争的地方，年轻人们与人为善，不断尝试，互相支持。

　　6月7日，10个年轻人收小麦的那天上午，总导演杨长岭骑着电动车来岗哨接我们，电动车是他在后陡门最方便的交通工具，他骑着它在麦田、农舍、中控室（由几只集装箱搭建而成，在农舍背后，已经生锈）之间到处跑。

　　杨长岭做综艺节目做了二十多年。2000年初，他在当时家喻户晓的综艺节目《欢乐总动员》中做编导入行，之后又做过制片人。

　　从业期间，他亲历了国内综艺发展的几次转型。2010年代初，一系列模式引进节目出现，《达人秀》《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超大成本的新节目拉高了国内综艺节目的制作规模和规格，改变了原有的传统综艺制作理念。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挫伤了整个娱乐行业，疫情之后模式节目更显疲态，带有摸索尝试性质的各种原创类节目进入大众视线。

　　导演组对于《种地吧！少年篇》的最初构想是做一档小体量的节目，用偏纪录片的方式拍摄明星嘉宾在田里种植蔬菜瓜果——也不用每天守在那里，能伴随农作物成长的不同阶段、参与一下劳作即可。随着讨论和策划的不断深入，导演思路逐渐清晰：一定要踏实种地，一定要让少年们体验从播种到收获的完整过程。

　　2022年7月，节目组发出招募通知，要招19-26岁的年轻人（会开农机、放牛羊鸡鸭、播种插秧施肥者可放宽限制），进行6个月不间断的拍摄，做一档“致力于重建少年和土地连接的现代农业劳作纪实互动真人秀”。

　　在几重意义上，《种地吧》是非常新鲜的：节目组选择了农业这一与娱乐行业距离遥远的产业；嘉宾是出道了但不出名的艺人，或者还处在演艺圈边缘的新人，没有通告费；超过200天的拍摄，几乎没有剧本；播放方式包括每周两期、每期90分钟左右的正片，成员自己拍摄的vlog，实时的监工直播，以及每周加更、男生宿舍等小栏目……

　　对于杨长岭个人而言，这也是他清空自己过去的综艺制作经验的经历。我们向做完《种地吧》第一季的杨长岭发问，试图探讨这档节目对于年轻观众的精神治愈作用来自何处，以及，这类节目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国内综艺制作正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

导演杨长岭 图/《种地吧》节目组

【对话杨长岭】

　　素人，纪实，经验清零

　　南方人物周刊：《种地吧》第一季收官，从决定做这档节目，到筹备、拍摄、最后上线，整个过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长岭：孩子们种了两百多天地，我们忙了至少整整一年。很多导演之前也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我们（办公室里）有一个很大的玻璃缸，想看小麦到底长多长时间，在里面覆了一些土，种了180天。我们还有菜地组，一些家常菜都种了。也干养殖，孵了两只鹅，一只叫铁锅一只叫桂花。这样我们才能有底，之后看他们干活可以像个老师傅一样，干提醒的事儿。

　　我们当时最担心的倒不是通沟、排水（在节目中，他们花了很多时间通沟，险些耽误农时），这是物理指标。麦子喜旱，只要一多雨，就容易产生赤霉病，这是我们特别担心的。杭州有梅雨季节，但今年庆幸的是梅雨季我们没有赶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打赌。

　　节目内容我们没有做脚本设计，但其实恰恰是在这种地方，每一个小点我们都了解了，才可能知道未来哪一块会有好看的剧情产生。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过种地是很枯燥、重复的一项劳动，那在节目播出前，怎么来把握正片内容呢？怎么判断观众喜好呢？

　　杨长岭：我们之前拍节目，艺人嘉宾给我们一天时间，我们要撑满一期的节目内容，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引导，需要准备脚本。但《种地吧》不能拿原本的经验和路径来做，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我跟导演组说，除了我之外，任何人不许跟他们说话，不回答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摸索去研究。遇到某段特别无聊漫长，我虽然也会焦虑，比如说通沟通了15天，我们都会劝自己不要去干涉，再绷绷劲儿，让少年们自己解决。

　　南方人物周刊：节目选人的标准是什么？

　　杨长岭：面试来了三百多个人，每个人见面都1个小时左右。我们首先会问他们，为什么想来这个节目？有人说，想有一个地方能够放空自己，或者让自己沉淀下来、梳理一下心情。第二我会问，觉得《种地吧》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有人说，让我们艺人来干这样的事，观众是没见过的，或者以为要做个年轻人的《向往的生活》，兄弟几个凑在一起喝茶聊天，旁边种点果树。

　　我当时就想，他如果在节目中去做迎合观众的事情，会让这个节目变味儿，另外我们也不想让参加者觉得我们是年轻版的《向往的生活》，20岁的年轻人，不是来享受田园生活的。面见了很多人后，能够打动导演组的恰恰是那些质朴实在的回答，比如最近没什么事做。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选地花了最长时间，是怎么来选的呢？

　　杨长岭：我们找场地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比见人时间还长。我们想找一个房子在农田中间的地方，把他们的生活跟工作放在一起。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决定是对的。在我们的想象中，少年们一推门就是自己的地，扛着铁锨，走，起来干活；从地里出来就回家吃饭，这样更容易拉近少年和土地的关系。

　　开拍之后，预料内外

　　南方人物周刊：开拍之后，有哪些节点是你之前预料中的，哪些不是？

　　杨长岭：和我们预料的一模一样的是收水稻，我们预计11月25日收完，就真的25日收完。种小麦是完全不一样的。原计划小麦12月5号左右就种完了，下雨下雪通沟太久了，12月18号才种完。

　　南方人物周刊：那段时间会很焦虑吗？

　　杨长岭：会，大雨压过来，我们也愁他们也愁。但我们也不安慰他们，这样我觉得更真实，干嘛安慰他们？

　　南方人物周刊：当时想过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杨长岭：最坏的结果就是年后改种春小麦。春小麦再赶不上，那就3月份把水稻种上，这样夏天也能收，只是他们的负债会更多。

　　南方人物周刊：说到负债，在节目中他们买种子、买生产工具、日常开销都需要自负盈亏，没钱了找你们借，节目进行到尾声，欠债约50万元。负债这一点是你们策划时就想到的吗？

　　杨长岭：这个是的。他们种下麦子，要卖掉，就有收入。既然收钱，他们是不是应该像农民一样，负担自己的成本？

　　最开始我们并没有特意做一个经营类节目——这类节目有完整的核算体系，二三十年前欧美的经营类真人秀就这样。国内也有偏经营向的节目，比如几个明星一起开店铺，今天赚多少钱，明天赚多少钱。观众有时候不太在乎他们那个钱。

　　《种地吧》这个节目观众挺在意他们经营的，这个钱的确是他们欠的，我账本上满满当当都是他们的手印。慢慢发现原来他们已经欠很多债了，观众会替他们着急。

　　南方人物周刊：观众可能还会特别在意，他们是像传统农民卖农产品赚钱还债，还是做文创、接商务，可能有人存有比较心，觉得种半年的地，到头来不如接商务赚钱。

　　杨长岭：他们像新农人一样，要有正常的农业经营，也要有创新思维，现在很多年轻人离开城市走入乡村，开设观光农业、科技农业，制作周边产品，做得都很好，对于这些，10个少年也在一步一步学。比如他们之前一直想经营农家乐，但是真正干了一次之后发现根本不适合。

　　南方人物周刊：他们现在债务还清了吗？

　　杨长岭：还不知道，还在核算。他们的小麦都在磨嘛，磨完面粉装袋，再销售出去，那个时候才能知道一个大体的盈亏。卖面粉这件事，我觉得还挺有意义，毕竟他们200天的劳作，整个《种地吧》节目的浓缩其实就是这一袋面粉。少年们打趣说，这个面粉里有他们的心血，有他们的青春记忆，还有田地的味道。

　　南方人物周刊：节目里放出来几次他们卖农产品，都不太赚钱。最后他们大头的收入会不会还是来自外务活动？

　　杨长岭：也不会了，这些农产品没有亏，把它们卖了后整个保本还是没问题，还能有盈余。之后大棚会回收，卖菜、卖花也赚了一些钱，面粉卖完之后，还可以领取政府的农业补贴。（卖文创）我们还没测算好，他们有一次T恤卖得还挺好。那个当然会算给他们收益，但我觉得不应该拿那个文创的钱去抵扣他们之前为了农业经营欠的债。抵扣农业欠款还是要靠农业本身的盈利。

一个深夜，十个年轻人搬了30吨有机化肥 图/《种地吧》节目组

　　得失与转变

　　南方人物周刊：关于播放方式，为什么既有正片，又有直播和成员vlog？正片和直播之间有时差，正片中的故事发展看直播的观众会提早知道。

　　杨长岭：我们就是一个陪伴的节目，跟着观众一起成长，无非两条线，一个是现实中的直播线，或通过vlog，和他们一起走完一个真实的秋冬春夏；还有一个是视角更全面的节目成片线，这样而已。

　　虽然这样做会损失很多的悬念，但后来我们想，没关系直接放吧，索性就敞开自己，正片放正片的，直播弄直播的，也不会说要藏着什么秘密，甚至 “麦田相约”音乐会我们还直播了全程。其实这样做本来违背节目制作习惯，因为直播全程之后，当正片播到这一期会损失热度。但我们想音乐会是观众都想看到的一个场景，也是少年们工作半年的一个总结，是大家共同期待的一个“大日子”。经过考虑之后，我们宁可损失正片播出热度也要把这场演唱会同步直播。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到这是一档陪伴的节目，为什么打“陪伴”这个点呢？

　　杨长岭：陪伴其实不是我们打的，还有人说我们是治愈类的，但其实治愈也不是我们想做的，我们自己看着还挺热血的。这些都是附加的，我们的初衷就是做一个纪实节目，讲述成长的故事。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回看，有哪些得失呢？

　　杨长岭：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是调动了10个年轻人的主动性。我们筹备的时候就想怎么能够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创造力。后来发现他们很多事都是自己安排的，我们没做任何干涉。未来无论做第二季还是后续节目，我们都会把这点保持下去。

　　另外，第一次做这样的节目，导演组很多事预判不到。3月份他们想种果树，可是当时面临的麻烦是，6月份我们要把土地归还给村子，种果树的话看不到结果，所以就没干。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不应该去追求那个结果，过程更重要。

　　成长的故事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过最开始想做的是年轻人成长的故事，所以选人时会选一些对生活有迷茫的人。成长故事是你偏好的故事类型吗？

　　杨长岭：因为这给我触动很深，不光是他们的成长，我们导演组也通过这个节目对自己在做的事改变了认知。

　　在节目里，他们只要不干违法乱纪的事，可以干错事，我们还鼓励他们试错。他们现在平均年龄在23岁左右，有一些奇思妙想，干一些信马由缰天马行空的事，我反而觉得是好事，因为他们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修正和纠正自己，对吧？

　　昨天我们不是杀青宴嘛，大家就上前发言说自己的感受。我当时说的是，《种地吧》这个节目对我们导演组来说，能够让我们认清楚，导演还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一个职业。

　　南方人物周刊：这个感受你在以前的综艺从业经验里面没有吗？

　　杨长岭：之前别的节目也会说寓教于乐啊，传递正能量，但是说白了通过游戏、唱歌、舞蹈，能传递的东西还是比较浅的。真的。因为我们做的不是纪录片，不是影视剧，不是新闻，但是我在《种地吧》中得到了正能量。我能看到10个少年在勇敢地生活着，克服周遭的困难，面对压力没有放弃，即便失败也能以正向的心态面对。过程中还有自我修正和纠错。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综艺转型期了吗？

　　杨长岭：我隐隐约约觉得是。（新冠）疫情之后，大家都处在一个变和转的过程。

　　素人节目其实二十多年前就有人在摸索了，怎么能够把素人和真人秀结合起来，之前有一些游戏竞技类的。但现在大家熟悉的那些真人秀，没有一档节目只用素人。

　　我们让这10个人自己展示给观众，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点。我身边从业的朋友，很多平台方、制作单位，也在向这个方向做转型，用素人和比较新鲜的题材去打动别人，而不是依靠豪华的大舞台和超级大明星。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在选人时会考虑他们身上的标签或者代表性吗？比如刚迈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工作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看到的迷茫的人。

　　杨长岭：没有，这没想，因为我觉得如果按照标签去做的话，反而做不出来。如果有了标签，我们一定会跟他们讲，你们按这个标签去演，会变得不真实。还不如让他们真实。他们也能够在社会上对应到一群人，因为总有一些命运是相通的，大家的境遇是差不多的。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帖子还挺触动的，有一个人说他在广州，去年10月份被老板辞退了，就一直在家待着玩，年龄不大，但工作一直没长性，换了好多工作，今年3月份亲戚给他介绍去一个地方当检票员，他写得很详细，所以我记得那个检票员的工作是在一个小亭子里。但到了4月份，广州的天气特别热，里面也没有空调，坚持到了5月份，他又想换工作了。然后他看到种地这帮人比他还惨，但还在坚持干，坚持了一百八九十天。看完之后他就想，我也挺一挺，挺到10月份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我不知道5月份换工作对他未来更好，还是坚持到10月份能给他一个好的答案，但他打算去尝试一下，这一点就很了不起。

　　南方人物周刊：最初怎么想到要做一档承载这些意义的综艺的呢？

　　杨长岭：我当时没有想太多，但我觉得通过这半年时间，麦子在成长，人也能够成长，这是最简单的想法。并且我想通过这180天，看看我认真对待这块土地的话，土地会不会认真对待我们。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宇欣 孟依依 发自杭州

　　编辑 / 杨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