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一早，上班路上的黄伟突然收到了前台群发的通知——办公区即日起将停止供水。赶到公司不久，他便被告知，这家位于上海世贸大厦的WeWork联合办公区已无法继续经营，租户需尽快搬至WeWork旗下的其他物业。
黄伟的初创团队2023年9月才刚刚入驻。租金比他预期的低，单个工位的月报价是1200元。2019年底刚回国时，他曾了解过行情，苏州河附近的一家WeWork，同等配置的工位报价在2000元左右。销售告诉他，如果不是空置率高影响了经营，这个价位是签不到这个地段的。当时这家WeWork里，5人以下的办公区域还算饱和，10人以上的办公室则是成片空置。
前台“先到先得”的提醒容不得他犹豫。黄伟很快选定了WeWork设在一公里外的一处办公空间。待看到“WeWork申请破产保护”的新闻时，他已经迁入位于上海广场的WeWork办公区半个月了。
当地时间11月6日，为摆脱巨额负债，WeWork在美国新泽西州申请破产保护。不过，该破产申请仅限于WeWork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办公地。次日，WeWork中国发布声明称，WeWork中国已于2020年末与WeWork分离，作为独立品牌拥有独立的经营和管理能力，“WeWork在美国与加拿大做出的重大战略重组决定，与WeWork中国没有任何关联。”
创立于美国纽约的WeWork被誉为“共享办公鼻祖”。WeWork会以优惠价格长期租赁商业楼宇，经重新设计和装修后将其分割成共享办公空间，为自由职业者、初创公司及大型企业等提供弹性租赁合约，赚取租金差和附加服务费。
在其最初创立的2010年，美国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商业楼宇因企业倒闭潮而广泛闲置，大量企业裁员，失业者变成自由职业者。彼时横空出世的WeWork不仅装修时尚、提供了灵活的租赁选择，还会供应免费的咖啡饮品，举办丰富的社区活动……WeWork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依曼主张“空间即服务”，宣称要打造“实体社交网络”，一个“让人们生活而不仅仅是谋生的世界”。
金融危机后，美国基准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资本急于进入私募市场谋求更高收益。在那个共享经济概念备受热捧的年代，WeWork成了资本的宠儿，成立仅四年便跻身独角兽行列。2019年，在大股东软银的一路“护航”下，WeWork的估值飙升至惊人的470亿美元。
彼时，软银集团CEO孙正义将WeWork称为“下一个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这位“独角兽猎人”最成功的投资案例。2000年，软银向成立仅一年的阿里巴巴注资2000万美元。14年后阿里巴巴上市，软银持有的股份价值翻了约2900倍。
软银一度是共享经济赛道的投资风向标。孙正义主张向初创公司注入海量资本，帮助其在规模上快速碾压竞争对手，成为市场主导品牌，以期在获得用户和市场的绝对优势后实现长期盈利。优步（Uber）和滴滴就是同时期软银在共享经济赛道的投资案例。
然而，WeWork在登上估值巅峰半年后，便一头栽入漫长而陡峭的下坠阶段。2019年8月，随着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书的曝光，WeWork的连年亏损引发了市场对该公司盈利能力的担忧。诺依曼的财务和领导能力等问题也被陆续曝出。同月，刚刚上市半年的优步在跌破发行价后，出现了自公布财报以来的最大亏损。一时间，有关独角兽泡沫破灭的讨论十分热烈。WeWork的上市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此后，诺伊曼辞去CEO职务，新的管理层被引入，帮助重组公司的租赁业务。直到2021年10月，WeWork才终于以90亿美元的估值成功上市。可上市不是灵药，反而成了问题持续暴露的放大镜。虽然WeWork一直自诩为科技公司，但其始终无法依靠自身盈利实现非线性增长，经营模式并未脱离重资产的商业地产租赁范畴。WeWork的客户主体是小型及创业型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弱，流动性较大。随着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要留住这部分对成本极为敏感的客户，WeWork就不得不面对价格下调、成本上升的难题。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居家办公成为普遍趋势，经济衰退导致大量客户关门歇业，办公室空置率陡升，而作为“二房东”的WeWork仍需向房东支付租金。崛起于上一轮危机的WeWork成为了新一轮危机的受害者。期限错配在经济繁荣期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在经济下行期则是沉重的负累，而美联储自疫情以来的数轮加息更是加剧了WeWork的债务负担。由来已久的系统性风险迎来了集中性爆发。
2023年8月，WeWork在二季度财报中指出，考虑到亏损和预计的现金需求，再加上会员流失增加和当前的流动性水平，公司能否持续经营取决于管理层在未来12个月内能否改善流动性和盈利能力。截至6月30日，该公司仍有29亿美元的长期债务，以及133亿美元的长期租赁债务。
WeWork首席执行官大卫·托利认为，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务灵活性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商业房地产市场”，必须对“不可持续的租赁重新定价”。申请破产保护正是WeWork逆境求生的尝试。WeWork正寻求法院批准其终止履行“基本上无法运营”的69份租约，并与四百多名房东协商修改既有租约。分析普遍认为，WeWork的退出将导致原本就走高的写字楼空置率进一步上扬，对写字楼的现金流和价值产生负面影响。
仿佛一个循环。在市场热烈探讨WeWork风波引发的蝴蝶效应时，竞争者更愿意将WeWork的“大败局”视作行业变化的“插曲”，甚至是机遇。
“WeWork 破产的最大讽刺之处在于，它发生在行业表现创纪录的时刻。”总部位于纽约的共享办公运营商Industrious的CEO杰米·霍达里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打了个比喻，“当万豪酒店经营不善时，它就会变成凯悦酒店。”同为共享办公运营商的IWG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克·迪克森在接受BBC采访时则介绍，IWG目前已收购并重新推出了40处曾经属于WeWork的办公空间。
有WeWork的前车之鉴，从“直租”的重资产模式转向“分润”的轻资产模式是近年来行业普遍努力的方向，如今更显得迫在眉睫。不过，业主是否愿意接受这种调整，仍然取决于他们对经济大环境和运营价值等的综合评估。IWG近期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其在2023年第三季度签下的204处新办公场地中有200处属于轻资产运营，但整从体上看，以传统租赁方式运营的仍占六成。
在中国市场，WeWork中国同样希望成为存量时代的流量入口。“只靠租金差的生意模式是很苦的，但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和优势,” WeWork大中华区副总裁全斌近日在接受“观点新媒体”采访时表示，企业要活得更好、更久，必须在降本增效方面做得更快、更坚决。
对黄伟来说，房租成本下降固然是好事，但也反映出地产行业的不景气。黄伟的创业项目做的就是建筑设计，生意好坏和行业的起落息息相关。
2019年底，黄伟从荷兰回国，先后就职于一家欧美建筑设计公司和一家本土设计工作室。“甲方都不太行了，下游做设计服务的就更难。能接到的项目量严重缩水，行业内卷严重，要活下去，要么下沉，要么缩体量。即便能拿到订单，性价比也非常低。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都转行了。”2022年初，黄伟和其他两位合伙人共同创立了妙奇设计工作室。面对不确定性和30岁的槛，黄伟还是执着地想在自己热爱的行业再试试看。
创业一年多，他一直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创业体悟。这次小小的办公室搬迁风波也被他剪辑成了一条短视频。视频末尾，他聊到了对这个“不确定的时代”的看法。没想到，这成了他近期关注度最高的视频之一。私信如雪花般涌入。不少留言谈及了他们对于这类突然变故的感同身受。当然，“打广告的”更多，向他推销自家的办公场地。据世邦魏理仕预测，上海2023年下半年写字楼市场新增供应预计超过95万平方米，是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需求疲软，供应放量，写字楼市场仍处于缓慢复苏期。
黄伟飞快地划过留言板。与持续运营的压力相比，办公室被突然关停显得不值一提。他的租约已经签到了2024年9月。2023年即将过去，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远甚去年，投标会上，大师级事务所下场拼抢，两三百个提案择一的情况已十分普遍。明年如何？他依然“心怀期望”。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