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日，来自印度的客商拉贾（右）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家玩具店铺内选购。图/新华社

　　晚上10点半，列车上响起“义乌站”的到站播报，隔壁座位接着电话谈货期的人，拉着大号行李箱，步伐匆忙，随着乌泱泱的人群涌出车站。

　　人群中有不少外国人。在义乌，碰见外国人的概率比在北京上海还要大，你能在街头看到营业到凌晨两点的土耳其人开的理发店、来到义乌20年的约旦商人开的阿拉伯餐厅、拉着行李箱每年要来义乌三趟的美国人。他们和中国人一样在义乌的夜市讨价还价，直到老板说着简单的英文在计算机上敲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在义乌，不乏一夜暴富的奇迹，在这些流传甚广的故事中，他们做的可能只是不起眼的胶带、扇子、珠子或者耳饰发卡。一件小商品的成本低至几毛、几分钱。不久前，“在义乌的创业有多简单”的话题还曾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榜。

　　和以往不同的是，2023年，义乌涌入不少从互联网公司、世界500强等企业裸辞而来寻找创业机会的年轻人。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大厂裸辞，义乌创业”的标签成为新的流量密码。

　　义乌让在大厂工作的年轻人拥有居高临下的错觉，奇迹的诞生刺激着每一个淘金梦。但他们也开始发现，离开高楼林立的城市，依靠大厂的资源获得的体面，在商战的最前线变得无用武之地。

　　不过他们还是选择了放弃体面的工作，在内卷严重、就业压力增大等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这群年轻人不希望被裹挟，他们试图逃离，做生意赌场上的玩家。

　　来义乌吧，梦想之城

　　感受义乌的繁忙，是从火车站开始的。人流涌出，行李箱的轮毂声轰隆隆地轧过。等待出租车的人在深夜还排着长队。

　　官方数据显示，这座县级市的火车站，日均发车达到305列，超过很多省会城市。即便如此，如果你临时想来义乌也很难抢到票，高峰时义乌站日客流量达10万人次。

▲义乌商贸城饰品区

　　林淇在上海工作多年，第一次到义乌的时候几经波折，后来是上车补票到的义乌。她形容初见义乌感觉简直就是天堂，因为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选品能力。而她之前的履历正好与此相关，曾在广告公司、互联网大厂工作，参与操刀过许多受市场欢迎的热门新兴消费品的筹备。

　　她调侃，那时候斗志昂扬信心满满，跟朋友一起到义乌都是“横”着走的。“觉得自己是站在顶峰的人，那些商品、那些进进出出的生意人的经历是没有我们强的。这些信息差掌握在我们手里，不在这些生意人手里。有一种膨胀的自信。”

　　在北上广觉得自己很渺小，到了义乌，会有种“我也可以”的感觉，但对义乌熟悉以后，又会重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你通过信息差以为想到的很特别的事情，总是早有人开始在做了，总觉得自己慢了一步。”林淇逐渐发现，在大厂，有产品设计师、运营等不同岗位的人提供信息，赋予你资源；可以借鉴行业内大佬的成功经验，且最终有领导做决策。但是在义乌，这里就是最真实的商业战场，一切都需要靠自己。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天逛下来，林淇没能走几个档口。商贸城一共分五个区，每个区之间甚至需要打车。这里有7万多个档口，经营着3万多个细类，从针线纽扣，到服装鞋袜，再到玩具、五金电子产品，生活所用之物，在义乌均能找到。

　　义乌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全年进出口总额破4700亿元，全球70%的世界杯周边产品、全球80%的圣诞用品都出自义乌。塞尔维亚导演马拉登·科瓦切维奇为此还曾导演一部纪录片《圣诞快乐，义乌》。

　　义乌有着生产爆品和复制爆品的能力，这里流通着世界上最新的信息，美国大选、世界杯输赢……义乌的出货速度堪称同步。

　　“嗨，帅哥！”一位身着红色花裙子的老板娘模样的女人站在路边，给一位黑人男士打招呼，对方没有回头。

　　“靓仔，会讲粤语吗？”女人又问道，“要找工厂货源，可以联系我。”她熟练地把名片递到对方手里，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义乌宾王夜市入口处，宁波人阿甘最近一个月每天晚上都会来摆摊，直到凌晨一两点才离开。他穿着一件蓝色Polo衫，用流利的英文向来往的外国人打招呼。他希望通过摆摊做游戏来引流，做工厂、货源和外国客户之间的对接。

　　20分钟的时间里，已经有三拨外国生意人在他的摊位旁驻足，他拿出地球仪让他们指出自己的家乡，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美国……有个老外说因为新冠疫情已经三年没来义乌，这次来很高兴。

▲阿甘正在和外国人交流，对方说会在义乌待10天。图/本刊记者 刘璐明

　　阿甘教培出身，大学学的应用电子专业，毕业后在教培机构做了很多年，自己出来开了教培机构。双减之后，机构关门，经几番折腾，他来到了义乌。

　　对初来者而言，货源、价格和选品是最难解决的事。林淇也发现，义乌商贸城有不少拿货的“黑话”，在这里信息极其不透明，问价有时需要问“打几折”，数量是按打算，相同的款式之间品质千差万别。“很多都需要熟人介绍，人家有壁垒、人情关系和自己的经验。相对于他们来讲，我们这些只是被互联网大厂教育成螺丝钉的人。”

　　“义乌是普通人的商学院，很多上百万的生意就在这一个小小的档口里面产生。”林淇感叹。这座梦想之城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残酷的丛林世界：赚钱是最高法则

　　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上百位年轻人跟着王霂鑫在义乌考察商机，这是她最早来义乌时不曾料想到的。

　　王霂鑫在互联网大厂待了10年，一步步实现了年薪百万，她形容自己是踩在了互联网时代的风口上，上升期的大厂给个人带来了无限可能。但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在大厂已无法用同样的时间来获取过去的收益，她选择了裸辞创业。

　　当下的裸辞创业潮，在王霂鑫看来，很大原因是互联网等多个行业从高速增长期走向平稳发展期。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上升的空间变得更小，“个体发挥的作用和价值在变小，内卷和内耗严重。我觉得与其用同样的时间在大厂去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出来折腾一些事情的价值会更大。”

　　一次帮朋友找货源的机会，让她重新来到了义乌。在大厂的这些年，她积累了不少电商供应链和品牌的资源，义乌也曾来过几次。手头有货源，深谙平台的规则，她便开始思考，是否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王霂鑫在某社交平台上开了一个账号，名叫“只讲真话的大厂小洋姐”，她开始分享义乌的见闻和思考。不少粉丝联系她做咨询。一次她在义乌的时候，随口在粉丝群问了一句，“下午要去考察供应链和直播现场，有想去的，可以带大家一起。”一个小时之后，已经有10个人站在了她的面前。

▲王霂鑫带队到义乌考察的年轻人。图/受访者提供

　　这些义乌见闻笔记，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联系到王霂鑫，她发现很多不熟悉义乌的人有组队考察的需求。创业热潮之下，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生意——如何拿货，拿什么样的货，真实的价格如何。

　　王霂鑫形容，可以将义乌理解为一个“档口”、一个商场，里面有很多品类。每个品类又有不同的门道，例如箱包，有白沟的、广州的，也有温州周边产的，但价格和品质均有不同。

　　在义乌几乎可以买到中国的一切小商品，不同的产业带在义乌商贸城构成了一个中国小商品地图。例如“玩具之乡”澄海，每年通过义乌把玩具销往海内外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社交平台上，不少初到义乌的人把它戏称作“宇宙中心”。

　　作为档口的义乌，基本上不做零售，只做批发。察言观色是档口小老板都具备的能力，是散客还是生意人，开口便知一二。散客去商贸城买东西，价格可能不便宜，老板也很冷淡。“很简单，因为他不能在你身上赚到钱，在这里赚钱才是最高的法则。”王霂鑫说。

　　王霂鑫拍摄了头部饰品工厂的探访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义乌避坑的经验。“我有不少源头资源，可以持续去做，同时有大厂经验，又懂用户和流量规则，这就是我的壁垒。”多年的互联网大厂经历带给她天然的嗅觉：“要解决用户的需求，而不是有产品才去寻找对应的用户。”

　　说干就干，多次调研粉丝需求之后，王霂鑫推出了义乌商业考察游学项目，并开始招募学员。另一边她找到跟她同样有多年电商经验的朋友一起带队，教这些创业新手如何拿货、如何问到真实价格、品质的不同区别在哪里，去不同的工厂考察。这些学员大部分曾在大厂工作，都有一个不错的履历。甚至学员中还有上海的高中生组团来参加暑期社会实践，他们的父辈有不少是生意人。

　　林淇来过义乌多次，她发现好的货源需要靠时间积累。很多批发商会有长期合作的商家，新品或品质好的产品他们会第一时间给到长期合作的人手上，“所以我们跑过去档口选品其实效果很差。”

　　她慢慢理解了一层层的信息差和分工不同，“不可能一个人把所有的钱都赚了，有的人是源头厂商，有的是渠道商，有的是靠这些东西去搭建自己的品牌。”

　　在抖音上，林淇曾刷到过戴大金链子的农村小伙在卖课，告诉你通过一件代发赚到了多少钱，这完全像中介一样赚差价。“在我的认知里，这是很野生的东西，的确有需求，很多人也通过这些赚到了钱。后来才发现都是为了挣钱，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能赚到钱，就是有用的。”

▲晚上11点，义乌街头卖电话卡的人。图/本刊记者 刘璐明

　　“一群爱折腾、不服输的人”

　　回忆起过去的人生经历，王霂鑫形容是“一个普通女孩逆袭的十年”。

　　她是黑龙江省鹤岗人，初中时，在煤矿厂上班的父亲因为意外腿部受伤，一直在家休养，家庭生活的质量急速下坠。高考成绩一般，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半工半读。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选择了来钱快的销售，从半年不开单逐渐成长为销售冠军。

　　即便在2012年的哈尔滨已经月薪上万，在发现没什么学习成长空间之后，她还是选择了辞职，“公司并不会努力培养我们带来更高的价值，只是把我们当作变现的一个工具。”

　　辞职后她踏上了自媒体红利期，她的微信公号粉丝很快就涨到了10万以上。在一个自媒体群里，她看到大家的归属地除了北京就是南方，“然后我做了一个到现在为止还特别自豪的一个决定。”王霂鑫提到，当时她拎着一个箱子，兜里面只有2800块钱，没有工作，不知道住哪，买了一张从哈尔滨到北京的火车票就去了。那时候觉得，“只要饿不死，就一定能爬起来。”

　　到北京之后，她加入了一家自媒体公司，负责两百多个账号运营和变现。每天写“10W+爆文”，下班后想办法赚钱，做自己的账号。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到了一笔广告投放“大单”，“三天时间赚了80万，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此时她却选择进入互联网大厂，虽然红利期的自媒体短期内还很赚钱，但那时候她负责的大部分账号都在做搬运，她觉得从认知的深度上，很难再往上走。凭借在自媒体的成功经验，王霂鑫顺利进入了大厂。在大厂，从做自媒体运营开始，她做过市场营销、品牌推广，后来走上管理岗位。早期她还曾兼职做了4份副业，收入是主业的4倍。来杭州的第三年，她买了房子和车子，毕业后的10年里带爸妈去了五十多个城市。

　　王霂鑫常对粉丝说：“如果你没赚到钱，跟你的学历、经历、能力没有太大相关性。要么是决心不够，要么是退路太多。”在社交平台上，她把自己的经历做成了一个视频，她觉得自己代表的其实就是一群爱折腾、不服输的人。在视频的最后，她写道：“致每一个不认命的你，逆风翻盘，永远不晚。”

▲凌晨12点，义乌夜市理发的人。图/本刊记者 刘璐明

　　碰撞、落差的背后：经历一场社会的大考

　　在大厂，林淇见证了很多新兴消费品的快速崛起，通过电商运营做出了体量，甚至能与国际巨头对抗。“我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是有机会的。加上经济形势和职场环境都在变化，资源少、内卷严重，每个人的机会空间变得非常狭窄。在这种环境下，我今年不出来，明年后年终归是要出来的。”

　　她也发现，曾经引以为傲的认知差，并未带来想象中的优势，从自信到被打击，进而逐渐认清现实。

　　裸辞之后，她曾回县城老家和妹妹摆地摊。她们认真做了选品、调研、选址，一起精心设计了文案：“你和网红戴的同一款墨镜”、“一杯奶茶的钱买到拍照氛围感”。最后她发现，在大厂被总监拍手叫绝的文案，在夜市却是大声吆喝无人问津，她们终于意识到辣酷风在县城并不受待见，“同街道的友商秒杀大厂高薪运营。”夜市卖得最好的是文身贴，瞄准了小镇年轻人的心理：很叛逆，但是又不能叛逆太久。

　　她谈到经济下行时的口红效应，希望创业方向能做大家“踮起脚尖就能触及的美好”，比如饰品、绿植、家居、手机壳、美甲等。她很快就发现，等她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大家早已跑起来了。

　　她开始重新审视那些像父辈一样、曾经被她认为“思想不开化”的老创业人。她给自己的一位阿姨打了个电话——这位阿姨曾经借了10万块钱，在常熟卖衣服赚到几百万——她发现周围都是自己的老师。在碰撞与落差之间，还有一些成功的故事不断出现在耳边，比如：一个小姑娘，花了一年的时间做选品，赶上双十一，一下年收入500万。

　　她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在北上广，她非常努力而精准地踩到了每一步，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展示自己。辞职后，忽然间没有钱进账的时候，她发现，“我们这种在北上广打拼的外地人，其实是一无所有的。如果没有公司，没有这个工资，原来维持的人设就全部崩塌了。我们其实是最脆弱的一个群体。”

　　之前，飞盘、壁球这类中产运动林淇一个都没落下，朋友圈里，充斥着精致的都市生活，满世界飞的白领们在世界各地分享一杯下午茶。最近，她关掉了朋友圈，不想再给自己贴标签，“不想再做一个处在空中楼阁的人。”

　　林淇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做自己的主人，不被绑架和裹挟，没有人给你托底，完全靠自己，只能相信自己。“我现在要经历一场社会的大考，既忐忑、煎熬，又兴奋。”

　　在夜市采访完阿甘，已经是凌晨1点半，他从包里拿出来一个拨浪鼓，这是他童年时代的记忆。回忆里，平时用完的牙膏壳和鸡毛等，他都会有意识地收集起来，装进挂在窗边的袋子，然后等待夏天的某日，听到清脆的拨浪鼓的声音，就知道义乌的货郎来了。

　　他给自己的粉丝群取名“货郎帮”，觉得义乌鸡毛换糖的货郎精神是需要延续的。他甚至想过以一边摇拨浪鼓一边卖货的方式在直播间里出现，但他又觉得，文化的部分还是有些严肃，担心无法吸引流量，还是先把直播间账号做起来，有了流量再去传播文化。“很多粉丝说我做的这种方式很义乌，就是敢闯敢拼，坚持坚韧。”一边说着，他手中的拨浪鼓又摇了两下。

　　（文中王霂鑫、林淇、阿甘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璐明 发自浙江义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