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被一名家长多次举报，起因是一次公开直播连麦。在连麦中，这位家长称孩子遭遇校园霸凌，老师处理不公。沈奕斐请家长举例“最严重的事”，家长回复：孩子给同学分零食对方没回赠、体育课分组被剩下、课间与同学拌嘴发生推搡。沈奕斐判断，这不是霸凌，是家长把孩子之间正常的社交摩擦当成了伤害，她建议家长跳出“受害者逻辑”，帮助孩子提升社交能力。

　　这一回应引发家长不满，对方随即开始举报，先称沈奕斐“侵犯隐私”，再是投诉其“工作失职”、“影响教学”。沈奕斐因此多番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历时两个月后，复旦大学结束调查，宣布举报理由不成立。

　　在这一话题下，不少自称身份为小学教师的账号匿名分享了自己被举报的遭遇。但在更公开的语境中，这些老师往往是沉默者，发声者多是家长。西南某基层教育局的台账显示，2024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

　　举报本是监督的一种制度化设计，蕴含着保障权益的初衷。但当举报成本低、渠道多、缺乏有效约束时，这一机制便容易发生异化，衍生出恶意举报、歪曲事实等行为。在此过程中，小学教师为何成了主要的承受方？相比中学和高等院校，这一职业群体面临的“难”究竟从何而来？家长又该如何理性介入孩子的校园生活，以促进家校关系的良性运转？

　　就以上问题，《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心理学部EDP中心课程设计负责人刘朝莹。作为北京市海淀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专家委员，她在过去十余年间持续与北京市小学教师群体深入接触，亲身参与并观察过多起家校矛盾的处理过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院科研中心主任刘朝莹 图/受访者提供

　　如何甄别判断校园欺凌

　　南方人物周刊：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对方没有回赠、体育课分组被剩下、课间与同学发生推搡。在您看来，这些属于校园欺凌的范畴吗？

　　刘朝莹：描述中提到的这种互动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这类行为不能被定义为校园欺凌，我们更多定义为是孩子之间的打闹。力量不对等，是“欺凌”行为发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点，有时两个小孩爱打架，今天你打过我，明天我打过你，我们可能定义为打闹、有矛盾，但这不是欺凌。

　　如果一方总是推搡另一方，或者索要东西，重复发生并形成了一种状态，那属于校园欺凌。当事件非常恶劣，如拍摄不合适的视频、打耳光等，哪怕只发生了一次，也可以定义为欺凌。欺凌的定义与频率、强度都有关系。

　　南方人物周刊：2024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指出，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您怎么看构成欺凌的要件？在实践中如何甄别判断？

　　刘朝莹：蓄意或恶意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出发点就是“我想欺负你”，这个意愿是非常重要并且核心的点。一些小孩面对责问，会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和他闹着玩”。如果是重复发生，屡教不改，是可以从中看到意图明显的，也就属于“蓄意或者恶意”。

　　分析这个要件，要看到争执的出发点。小孩子之间会有玩闹，也有可能因此发生冲突，甚至动手；如果冲突的出发点是为了某件事情、争一个什么东西，这种根源是围绕在事情上的。“欺凌”是主观恶意，对方没有招惹、对自己没有影响，但却去制造冲突，它不是围绕在事情上，而是以对人的伤害为主。

　　例如，一个孩子不小心把另一个孩子的铅笔盒碰掉了。一个要求对方捡起来，另一个则坚决不捡，由此可能引发推搡，但争执的起因是具体的物品——铅笔盒，而非针对人。

　　我们去判断缘由是事还是人，是不是主观恶意，还有一个维度，那就是缘由与伤害是不是对等。比如上述的推搡，如果因为撞掉铅笔盒或者踩到脚，那是合理的；如果因此拍摄发布不合适的视频或者打耳光等恶劣情状，这就是缘由与伤害不对等，可以被视为主观恶意。

▲2026年5月7日，山东淄博高青县实验小学，学生在课间展示笑脸图案 图/新华社

　　南方人物周刊：现实中的欺凌可能有哪些表现形式？

　　刘朝莹：语言和肢体的冲突，是显性的。还有一种欺凌，是通过人际的方式，“我不理你”有时也是一种欺凌。尤其是中学生之间，他们会形成一个小团体，对另外一个人或者一些人进行孤立。

　　这种人际的孤立通常发生在初中以后，小学阶段孩子冲突的方式大多是更直接的，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人际是很重要的。可能老师批评没事，家长批评没事，但同学不理自己就会觉得很糟糕。这样的欺凌是隐性的，通常是几个人的小团体，一有什么活动，就把特定人甩在一边，或者背后嘲笑蛐蛐对方，或者明显感觉对方冲着一个人来，比如集体活动中脏活累活的分配。它会带来一种潜藏的心理伤害，“我不理你，我们嫌弃你，你没办法融入到我们这个圈子里”，其中的否定或贬低，甚至侮辱性的绰号，都会伤害到孩子。这样的欺凌很难定义，更难制止，但伤害并不小。

　　南方人物周刊：什么样的孩子更容易受到这种隐性欺凌？

　　刘朝莹：要么身体弱小，要么心理素质弱，或者性格比较孤僻、人际支持不够，这些孩子比较容易受到欺负。在实际的心理咨询中，我遇到的这类案例比较少，但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情况少。

　　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被孤立的孩子同时缺少家庭关爱。能走到心理咨询室来，基本是有家庭支持的。来自家庭的支持本身会给孩子很多力量，可以帮助这个孩子从被欺负的状态中走出来。

　　一些孩子在家庭支持方面是缺失的。如果是这样的案例，那么要鼓励他们去发展自己的友谊，跟班里的其他同学建立联系，跟这拨人没办法交朋友，也许可以跟另外一拨人交朋友。这是一种保护，有了朋友之后，被人际欺凌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刘朝莹（中）在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广华学校进行家长培训 图/受访者提供

　　情绪不是洪水猛兽，要允许孩子表达情绪

　　南方人物周刊：从心理学角度看，家长为什么会对孩子交往中的正常冲突有过激反应？这种介入可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

　　刘朝莹：为什么会有过激反应，这一点与家长本人的成长经历直接相关，包括接受的教育和家庭观念。家长对孩子的影响，往往是强烈而直接的，尤其是对年纪小的孩子。小学生没有那么完善的体系解读事情，他们会观察大人是怎么看的、怎么做的，从而模仿大人。

　　比如小朋友摔倒，如果家长觉得没事，磕一下碰一下是正常的，孩子一般不怎么哭就爬起来了；如果同样是面对摔倒，家长表现出惊慌失措，说“天呐，太可怕了，孩子伤到了吗？”因为家长的“感觉严重”，小朋友因此产生类似的情绪，可能就会大哭。

　　家长的作用是示范与传导。有时候小孩子之间发生摩擦，很快处理好就没什么事了；但家长没放下，可能把焦虑又传递给孩子。我曾在一个小学目睹过，两个家长在校门口打起来，就是因为这情况。

 ▲2026年5月25日，江苏淮安，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活动，学生参加运球接力游戏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父母对儿童负面情绪的不同应对方式，会产生什么不同影响？

　　刘朝莹：家庭情绪社会化理论有一个分类，把父母对儿童负面情绪的处理分为情绪消除型、情绪指导型、情绪忽略型和情绪批评型，其中消除与指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情绪消除指的是，主张孩子不要有情绪，要把情绪干掉，不能伤心、生气；常见的表达有“有什么好生气的？”“女孩子不能表达愤怒”“别伤心了，大小伙子为这点事至于吗？”等等。这种风格是把情绪当成洪水猛兽，不允许孩子去表达这些情绪。

　　情绪指导通常有三个重要的工作引导内容：第一是接纳孩子有负面的情绪，认为有情绪很正常。第二是对孩子的情绪表达共情和理解，能明白孩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第三是对孩子处理负面情绪给指导，降低负面情绪，或转换到积极的情绪：改变认知、换角度看问题、转移注意力、情绪的升华等。

　　假如，孩子遇到给别人东西、但对方总是不回赠的情况，可以引导孩子去问问对方这样做的理由；也可以引导孩子观察，也许对方是对所有人都这样，不是针对谁，那么要如何看待这段友谊，是不是要继续交往；还可以引导孩子与对方沟通，说出自己的困惑，也许对方会因此改变。这些都属于教孩子去应对情绪。

        ▲2026年4月25日，江苏南京，夫子庙小学举办以“珍惜时光 知恩立志”为主题的成童礼仪式，家长们迎接孩子们入场 图/中新社记者 泱波

　　“老师越来越不敢管学生了”

　　南方人物周刊：是冲突摩擦还是欺凌，二者在现实中的分界趋势是怎样的？

　　刘朝莹：在当下，校园欺凌这个话题被重视，这是好事。但另一面是，打闹的部分也可能被上升成欺凌，需要警惕把“欺凌”的范围定得过于宽泛，这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要去注意的点。

　　这样的上升案例，我接触过一些。同学之间哪怕说错一句话，老师对学生严厉一点，一些家长可能就会说老师霸凌孩子，这个现象是不好的。比如，在学校教育中，有些时候孩子做得不合适，老师会批评，或者让这个同学跟其他同学道歉，甚至承担一些责任。

　　南方人物周刊：在实践中，这类投诉往往是怎么收场的？应该如何科学看待与完善这类投诉机制？

　　刘朝莹：在这一事件中，沈奕斐老师是复旦大学的副教授，有自己的团队，作为一名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影响力的高校教师，她尚且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处理：写说明材料，应对调查程序。如果放到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身上，可想而知这是多大的“麻烦”。

　　我做博士研究方向是家庭治疗，其中包括关注孩子的家庭背景，会帮学校做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做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咨询，跟学生、家长、学校都有比较多的交流。在与北京市很多小学打交道的十几年里，我能感受到学校面临的一些困扰是来自家校方面的。

　　在涉及“举报”的事件上，我接触到的部分北京小学生家长，会选择通过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方式进行反映。政府部门接到12345的举报投诉电话后，会找到所属区域、学校，下发到具体的学校处理，有的学校甚至专门设了处理举报投诉的校领导。学校要根据投诉内容详细了解情况，涉及到哪个老师、学生；了解完情况之后，学校要书面说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包括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处理。之后会有相关部门的人给投诉方回电话，询问对处理结果是否满意，这个过程要录音存档，直到对方说“我同意”“我满意”才行；如果没有，学校就要跟老师沟通，继续处理，导致学校面临的压力变大。

　　有时，家长对教学安排会有各自的诉求。以作业量为例，同样一份作业，有的家长会投诉“布置太多”，另一些家长则可能反映“作业太少”。这两类投诉的诉求其实是相互矛盾的。有学校领导曾向我表示，面对这种情况，校方常感到左右为难。

　　我还接触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家长打电话投诉，说学校没有尽到义务教育的责任，后来学校了解到，情况是孩子厌学、不想去学校，家长没办法把孩子送到学校。孩子厌学有个人的困扰，学校很难介入处理，这类投诉就显得有点脱离实际。

　　对这类投诉机制，我很难给出具体建议。现实的困境在于，发起投诉几乎零成本，但澄清事实、证明合规却需耗费极大精力，双方处于明显不对等的地位。这类投诉渠道的存在，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为了提高解决质量而大幅增加成本，又可能阻碍原本的便利性，甚至催生更复杂的新问题。

▲北京十一学校一分校，刘朝莹（中）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研讨活动上进行交流分享 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古语有云“严师出高徒”，但近年来，老师似乎越来越不敢严格管理学生了。这背后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每当发生家校冲突，最终的裁决究竟倾向于哪一方。

　　以沈奕斐老师的事件为例，她与那位家长不过是一次远程连麦，就遭到了举报。那么，当家长面对自己孩子的老师时，所采取的方式是否会更加激烈？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事件乃至多数家校纠纷中，我们几乎听不到涉事小学老师公开讲述事情经过、说明学生或家长的具体情况，而来自家长一方的声音往往得以广泛传播。

　　与中学、大学相比，小学阶段的孩子身心尚未成熟，日常碰撞、同学间的小摩擦相对更多。相应地，家长对低龄子女的关注和介入程度也更高。然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表述事件时，常会不自觉地加入想象或夸张成分，容易引发误会。部分家长因此可能对学校产生不满，认为校方处理不力甚至不公。

　　以上种种因素，都使小学老师面临投诉的风险显著增加。如果老师在处理此类问题时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持和舆论声援，那么当“麻烦”落到任何一位普通教师身上时，都难免会促使他们形成这样的心理：“我多管可能要惹大麻烦，那么为了避免冲突，在可管可不管的时候，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