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受访者提供

　　“这个行业要怀着敬畏之心去对待，我们知道的东西永远只是冰山一角。”

　　新冠疫情三年，广州交响乐团做了许多线上音乐会和公开课，希望能陪伴和疗愈大家。持续了几年的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在2021年无法线下举行，于是邀请马友友、余隆和很多青年音乐家做线上音乐会和对话。“我们音乐工作者希望能用更多的、特别的方式，让大家充满希望。”广州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景焕说。尽管疫情期间依然繁忙，但曾被乐团的排练、演出、乐谱研究填满日常的景焕偶尔有静下来的机会。“休息是脑袋在进行另一种过滤，也是一种沉淀。”工作以后，这样的沉淀太少太少。常出现的情况是，她要准备的演出已经排到两年后。

　　景焕1981年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她的外婆是歌曲译配大师、音乐教育家邓映易，曾配译了包括贝多芬、舒伯特、舒曼、马勒在内的许多经典作品，并培养了大批声乐工作者和教学人才。景焕的父亲是作曲家、指挥家景建树，母亲则是一个歌唱家。“我本身喜欢，家里人又都做这行，我根本就不需要做选择。家人没跟我讨论过，也不曾在教育上强调什么，都是‘散养’。如果说我有什么别的考虑，那最多就是我的家庭让我对这个行业更熟悉、更亲切。”景焕说。

　　从小学钢琴的景焕在十多岁时学到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对其复杂性和缜密的逻辑“叹为观止”，“就觉得该不会是外星给我们的神秘信号吧。”于是一遍又一遍地弹奏。这种对复杂性的兴趣持续至今，景焕每次学作品时，都会力图通过乐谱去研究、体会、接近作曲家创作时的心情。那些意味深长的细节最后在她的脑海里逐渐显现，像一幅复杂而生动的地图。

　　后来她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学习作曲。父亲告诉她，作曲能够享受听到自己作品的喜悦，但是很辛苦，而且那种辛苦只能独自完成，有点孤独。指挥要和乐队排练，每天都在输入和输出，其中还有二度创作。

　　考大学时，景焕选择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入学后师从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徐新教授。2009年，她以优异成绩取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指挥硕士学位，后来获得全额奖学金继续攻读该校博士学位。同时，景焕进入美国辛辛那提交响乐团，兼任辛辛那提青年管弦乐团助理指挥以及阿塔利亚室内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她参与了多个国际大赛，赴巴西圣保罗参加若丹山庄国际音乐节，凭借自己的卓越表现获得了著名女指挥马琳·阿尔索普的赏识并邀请她参加享誉全美的卡布里罗音乐节，同时担任圣保罗国家交响乐团2013乐季助理指挥，引起业内关注。

　　2012年，景焕在美国辛辛那提交响乐团一场演出的后台偶遇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他觉得既然景焕有海外工作经验，应该回国效力。他邀请景焕到广州星海音乐厅看看广州交响乐团的演出。景焕听了后被现场热烈的气氛打动，决定加入广州交响乐团。

　　2013年12月，景焕以驻团指挥的身份首次亮相广州交响乐团，与小提琴大师马克西姆·文格洛夫演绎了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自此陆续受到中国爱乐、上海、杭州、青岛、陕西、新疆和昆明各交响乐团的邀请，执棒乐季音乐会。2014年她出任广州青年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的附属乐团）音乐总监。2023年是景焕定居广州的第十年，她见证了这个有音乐基础的城市培养出一代新的观众。

　　过去10年，景焕一直在音乐上尝试多种可能。2016年，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她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莎士比亚音乐会。她把“书房”搬上舞台，演奏了以莎士比亚经典作品命名的交响乐。“我知道有很多的文学爱好者酷爱莎士比亚，很多作曲家把莎士比亚的作品转化成了音乐，我希望更多的文学爱好者能走到音乐厅里，他们的修养能够欣赏古典音乐，能够感知文学和音乐相通的部分。”景焕说。

　　景焕总强调自己“没有规划”，像是被命运一步步推到了指挥这条路上。尽管每一个选择都是她自己作出的，但她认为那不算选择，而是恰到好处的顺水推舟。

　　她很少接受采访，针对行业的讨论更是很少从她嘴里出现。她的老师曾告诉她，指挥家是金字塔顶尖的职业，身后多少寂寂无闻，方能成就一个赫赫有名。她说：“我40岁了，在指挥这行还是个小学生。”

　　在一次采访中，她罕见地提到了对指挥的认知，强调相比技巧，指挥更需要成熟的心智和深厚的文史根基。“许多经典之作的作者已经辞世，你要理解作品，再把它转化成鲜活的东西，传给乐队，乐队再同时传给观众，这个过程更重要。”

　　她在新冠疫情期间度过了40岁的生日，发出了“四十不惑”的感触。“经历太丰富了，内心还无法承受的时候，当然就会困惑。但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就觉得这些经历的存在挺好，它们让我感到内心充盈。”景焕说。“郑小瑛老师94岁了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我的老师教我的时候已经六七十了。他们经历了太多东西，思想有一定高度，对作品有自己的感悟。那一代指挥家很了不起。这个行业要怀着敬畏之心去对待，我们知道的东西永远只是冰山一角。”

　　她把因疫情无法线下演奏的时间比作休止符，没有动作，片刻静止，但意味深长。“那个阶段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我现在还看不出来，我看出来的部分也讲不出来。这就是一种感觉，没法量化、难以描述。语言太简单了……语言的尽头是音乐。”

景焕在“周日音乐下午茶”向观众介绍作曲家的故事 图/受访者提供

　　作品不应是博物馆里的陈列

　　南方人物周刊：指挥是一种二次创作，你如何在这种二次创作中融入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很多经典作品诞生的时代离我们很遥远，你会在对这些作品的演绎中融入当代精神吗？

　　景焕：我开始是学习作曲的，那些知识和经验对后来做指挥有特别大的帮助，当我看到乐谱时，似乎可以更容易感知作曲家的想法和思路。在美国的时候，我大量地学习了音乐史。知道了当时的历史和作曲家的生活背景，再看到他谱子上写的这些东西，自然会有更准确的理解和表达。

　　当然再精确的乐谱都有很大的诠释空间，对作品的诠释有很个人、很主观的一面，指挥和演奏者当然会加入一些自己的理解和感情，所以同一部经典作品，不同的音乐家表现出来的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演绎，这是音乐魅力的一种体现。

　　举个例子，2012年我去巴西圣保罗参加若丹山庄国际音乐节，芬兰的指挥家奥斯莫·万斯卡在音乐节指挥的作品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我们知道古典时期的作品，比如莫扎特、海顿的，没有那么多标记，连渐强渐弱记号、表情记号都不太多，我们年轻时只能尽量地听很多唱片、研究史料，慢慢地琢磨。奥斯莫·万斯卡在指挥“第三十九”时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后来他跟我讨论时说，他觉得这些作品不应该给观众在一个博物馆里看陈列品的感觉，应该融入一些自己的理解和独特的东西。其实很多大师的演绎确实是大相径庭，当然他们有自己的依据。后来我自己做海顿、莫扎特时，就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南方人物周刊：你如何激励乐团的演奏者，让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

　　景焕：我在广交工作有10年了，同事之间非常了解，而且大家对工作非常认真和职业，所以我们工作起来十分默契。但是我们指挥也会去各个乐团担任客席，可能第一次合作就要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很多人说指挥家也要懂一定的心理学，我觉得很有道理，毕竟你提出建议、发出指令，还得让很多人配合你、理解你的想法、愿意跟你一起尝试。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专业性，以及对作品的严谨态度。

　　音乐好坏没有铁律，只是品味不同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听交响乐的听众，对演奏会有一个铁的好坏标准吗？

　　景焕：没有绝对，音乐很难量化。很多人都说文体不分家，但最大的区别是体育可以度量。快就是快、慢就是慢。你跑赢了就是赢了。但音乐没有好坏，只是品味不同。

　　南方人物周刊：但指挥在乐团里起的作用就是让各个不同的乐器严丝合缝地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这算不算刻度？

　　景焕：某种程度上讲算是。所以为什么指挥必须既得理性也得感性，纯感性的人有点困难，纯理性的人如果觉得这个音乐没有意思，那他演绎出来的东西也没有意思。像“谁该什么时候出现”是理性的部分，但是“它怎么出现、它出现的具体的程度”，就是感性的部分，就是taste（品味）。

　　南方人物周刊：品味都可以培养吗？

　　景焕：可以。就像衣品可以培养一样，尝试多一点，就会找到特别适合自己的衣服。也像吃东西，有人说自己不是很挑剔，但是吃的好东西多了以后，自然会挑剔了。

　　南方人物周刊：听交响乐有困难的地方吗？

　　景焕：应该也有。现在很资深的乐迷，也会说某个音乐有点晦涩难懂。但没关系。就像好多人问我喜欢什么样的作品，我说每个年龄段我喜欢的作品不一样，而且有的作品我现在也不敢轻易尝试。只有当指挥能够充分理解作品，才能把作曲家的意图和情感通过乐队传递给观众。

景焕执棒广州交响乐团 图/受访者提供

　　广州的音乐环境越来越好

　　南方人物周刊：你2014年开始担任广州青年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在培养新人时你更看重什么？

　　景焕：我们其实不是在培养新的音乐专业的人才，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音乐能成为这些孩子未来的陪伴。这些孩子到了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不见得都以音乐作为专业，有很多学医的、学理科的，但他们都热爱音乐。如果音乐能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给他们慰藉和滋养，我就会感到欣慰。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的孩子比起当年有什么变化吗？

　　景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小时候厉害太多了，他们接受的信息、知识储备也更多。你要说跟九年前比，我是觉得他们的学习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卷”了，这是我的体会。但他们还是会抽出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你也看得出来，他们这种时间分配的能力，还有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能力，我觉得多数孩子很小就会对自己有很清晰的认知——与其说每一届学生有什么不同，我看到的更多是他们的这些共性。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带广州青年交响乐团到很多国家演出和访问，能聊聊在这些文化交流中感受比较深的事么？

　　景焕：2019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也是广州与福冈缔结国际友好城市40周年。我们去日本福冈和东京演出。日本的观众很惊讶这些孩子用业余时间来做一个乐团，能达到如此专业的水准，有观众说闭起眼睛来听跟职业乐团没有差别。而且，我们自己的青年乐团走出去，代表广州、代表广东、代表中国，其实是特别值得骄傲的事。

　　我们返场的时候演了一首《花会开》，那是“3·11”大地震的赈灾复兴歌曲，是整个日本进入至暗时刻时激励了民众的一首歌。曲子响起来的时候，孩子们在台上演，下面的观众都在跟着唱，很多人都流泪了。这样的经验让孩子们有强烈的共情。我想我们是一点一滴地培养孩子们的心智。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广州已经有10年，为什么选择来这里？

　　景焕：我在广州看的第一场音乐会是广州交响乐团跟余隆总监的一场音乐会。记得2012年总监的闭幕音乐会，全场爆满，观众报以非常尊敬及热烈的掌声。对音乐家的尊敬，音乐家也会感觉到。现场音乐会的魅力就是观众给我们的气氛和信号，他们形成的气场会影响到演奏家。所以我对广州最初的印象特别好，超出预期。

　　南方人物周刊：这10年，广州的音乐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景焕：状况越来越好。现在的父母音乐修养更全面，积累更多。在教育上，他们希望孩子从小有对美的感受。所以他们很推崇让孩子们来音乐会。

　　还有广州青年交响乐团以及各个少年宫等都培养了很多喜欢音乐的小朋友，广州音乐观众的基数挺大，大家都喜欢来音乐厅，有点像他们的习惯了，听音乐会是他们学习生活之余一个小小的爱好，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有很多普及音乐会，包括“周日音乐下午茶”这些板块，都是为了推广古典音乐。我们的票价也很惠民，在音乐会中也做了很多讲解，而且讲解语言一定是基于对受众心理的了解，让大家看完一场音乐会总能找到记忆点。也许某一个点对某个人有吸引力，他慢慢就会来音乐厅，去了解更深层、更广泛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