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庆燮提出了“压缩现代性”（把西方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中）。他观察到，韩国学界忙于充当西方理论的“进口商”，在面对本土议题时陷入失语。许多韩国年轻人绝望的原因之一，是“外部世界并未给他们提供解释自身困境的工具和方法”。
张庆燮认为，韩国年轻女性与男性因历史境遇不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年轻女性在女性主义话语中寻找结构性解释，并将愤怒转化为政治参与；年轻男性在与父辈“工业英雄”形象的对比中，遭遇就业萎缩和身份迷失，陷入所谓“僵尸公民”的无力和孤独。
“很有趣，作为一个韩国学者，我好像在中国比在韩国更成功。”视频采访的另一端，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庆燮笑着说。
2024年，他完成于10年前的英文著作《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被译介进入中文世界，随后入选“单向街书店文学奖”2024年度作品。2025年，他的续作《压缩现代性的逻辑》出版了中文版。在这两部著作中，张庆燮持续推进着一个核心概念——“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即把西方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中。它描摹了一种特殊的现代化形态：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在时空上被极度浓缩，前现代的传统、现代的工业化与后现代的种种流变，在短短几十年间剧烈碰撞、共存。
作为概念的提出者，张庆燮的学术动力来源于一个朴素而根本的问题：韩国的社会科学究竟该如何分析韩国？长期以来，他观察到，韩国学界忙于充当西方理论的“进口商”，却在面对本土议题时陷入失语。在他看来，目前最能回应并解释韩国现实的，是韩流文化中的众多产品和现象。
“我一直在尝试用韩国自己的方式，承认韩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张庆燮说。这种回应现实的智识迫切，部分来自他自己的生命经验。1980年代中期，张庆燮曾短暂地在《韩国经济日报》任记者，也是《韩国日报》的社论撰稿人。直接面对、参与并见证韩国军政体制向民主转型的动荡，他意识到，“现实很重要，我们需要动力去应对。”
相较于韩国本土同行对压缩现代性理论的沉默，张庆燮的理论在东亚和东南亚引发了更多回响。“他们发现，我的理论是亚洲的理论，是来自亚洲的东西。”他说。
在张庆燮看来，家庭是理解压缩现代性的关键场域，韩国并未走向西方式的个人主义现代化，而是形成了“制度化家庭主义”——儒家规范在现代社会被进一步激活，家庭承担教育、福利、照护等多重功能，成为一种“家族自由主义”的实践载体。农村地区通过跨国婚姻引入外国新娘的现象，也被他视为家庭结构在压缩现代性下的顽强延续（以跨国新娘来延续农村的家族主义）。
这种压缩深刻重塑了韩国的代际关系。年轻一代生活在层叠的“文明地层”中，经历着价值观念的快速迭代，代际差异日益显著。张庆燮认为，韩国年轻女性与男性因历史境遇不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年轻女性在女性主义话语中寻找结构性解释，并将愤怒转化为政治参与；年轻男性在与父辈“工业英雄”形象的对比中，遭遇就业萎缩和身份迷失，陷入所谓“僵尸公民”的无力和孤独。
“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我会有很多话想说。”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的最后，张庆燮说道，“如果我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他们也会有很多关于韩国的话要问。但是，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对他们可能毫无意义。”
张庆燮
“年轻一代经历着加速的文明老化”
南方人物周刊：从《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到这本《压缩现代性的逻辑》，家庭似乎一直是你关注的重点。为什么家庭对理解韩国现代化转型这么重要？
张庆燮：在西方社会，现代化伴随着个人在自由社会秩序各方面的规范和制度优先。从表面上看，韩国对自由现代化的追求，特别是在规范法律和教育方面，似乎也遵循了这种个人主义原则。然而，人们生活的世界的实际条件、必要性和策略，普遍以家庭为功能中心。
为了应对紧迫的实际需求，国家、社会、个人，甚至是福利、教育和工业等各种现代机构和领域，都动员并要求家庭资源和承诺。韩国的世界最高水平的家庭资助、极端的工作量（包括男性养家糊口者在家庭方面的缺席）、国家最低社会服务下的照护提供，甚至是医院要求住院病人的家属辅助护理，以及广泛的家庭自雇佣（比例世界最高），都是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观众相当熟悉的场景。
通过这种方式，韩国在结构上转变成一个“家族自由主义”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社会各阶层的韩国人可能比他们祖先都更具家族主义色彩。因为他们以压缩的方式和结果，有效地处理了相当多样的现代目的和活动，也即“家族化的压缩现代性”。
南方人物周刊：说到家庭作为压缩现代性发生的场所，我首先想到的是“代际”或“世代”这些词。价值观、文化和政治理念截然不同的代际共存于同一家庭。在中国，诸如“80后”“90后”“00后”的代际标签被普遍使用，韩国有类似的代际命名方式吗？
张庆燮：在这方面，韩国与中国几乎完全相同。我认为，最年轻的一代在某种意义上是最老的文明世代。因为他们的生活嵌入了最长、最多样化的国家或世界文明转型中。就他们在历史上的出生时间而言，他们所站立的文明地层，相较于任何早期世代都要厚实且复杂。
在韩国的压缩现代性下，代际的差异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扩大，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相对于所谓的老一代而言，经历了加速的“文明老化”。这种老化的另一个关键点是，他们不断地加强接触超国家和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和智慧（以及腐败和偏见），这可能让他们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改革有用的平台。历史上许多伟人和革命家的生平都证明了他们年轻时充满了这种接触。同样，每个社会都热衷于将年轻人或新一代在文明和社会经济创新和再生方面的潜力，有效地纳入其中。
“某某后”或者“某某世代”这类术语大多忽略了这一历史结构事实。当老一辈普遍使用这种不假思索的简化符号，其中表现出的内在冷漠、无知和偏见，让新一代感到困惑和愤怒。有时，年轻人或新一代的这种挫折和愤怒可以转化为文明再生和社会经济活力的新源泉。例如，“韩流”的吸引力和力量可能就有效反映了这一点。
南方人物周刊：相对于西方的“制度化个人主义”，你在书中提出，韩国发展出了一种“制度化的家庭主义”，而这种家庭主义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儒家规范。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感知和理解这些“儒家规范”？
张庆燮：当韩国人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时，国家在制度上转型为自由民主共和国，尽管缺乏足够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理念基础。另一方面，由于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自行完成社会文化重组，所有人——无论他们的祖先在传统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如何——都转向了各自记忆中和各种主张下的儒家版本。这使得现代韩国人平均比他们的前现代祖先更具儒家色彩，进而导致了一个文化上贵族化的小农家庭国家。
当韩国开始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时，物质上的成就立刻转化为现代中产阶级的崛起，但其社会文化身份和目标，被明确地框定在了儒家规范和价值观中（除了其他情境或外部衍生的家庭文化）。在性别维度上，韩国过去威权主义的国家中心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日益将社会经济秩序分化为经济和社会活跃的男性，以及以家庭为导向的女性。讽刺的是，这种情况在富裕阶层中更为明显，并且在儒家思想的社会影响下得到了非常便利的辩护。
到了21世纪，这种儒家韩国家庭难以为继。自19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两极分化和不稳定化，摧毁了中产阶级儒家思想的物质基础。家庭经常成为社会经济风险和文化尴尬的重要来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儒家原则和期望在物质上的不可持续。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中，儿子的社会经济机会并不特别有利，受过高等教育且具有自由主义态度的父母同样珍视女儿。然而，超越于儒家的家庭形式尚未明确建立，因此尽管老少两代人都不会回避家庭作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模式，但组建家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谨慎的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关于韩国的儒家家庭，你在书中研究了一个有趣的案例：老龄化的韩国农村与其中跨国婚姻的出现。这些跨国远嫁的新娘中，很多是来自亚洲其他农村地区的女性。你将这样的现象描述为“借来的顺从”，以跨国新娘来让农村的家族主义得以延续。能否展开讲讲这个现象？
张庆燮：如前所述，现代韩国开启于一个小农家庭社会并具有普遍的儒家规范。至少直到1960年代中期，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之前，韩国农村的微观社会结构对国家具有决定性的普遍意义。比如，妇女的社会地位受到父权家庭之间的联盟关系控制，大多数婚姻是由新郎新娘的父母或亲戚预先安排，并将他们与永久不可逃避的关系和责任联系在一起。韩国此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并未让农村地区的这种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绝大多数农村年轻女性选择逃离村庄，到城市探索教育、工作和婚姻，来逃避原生家庭和可能的农村夫家的父权儒家秩序。
农村家庭和社区依旧冻结在儒家规范和关系中，使他们必须到附近欠发达、城市化水平较低的亚洲社会去动员女性，让她们成为非自愿独身、通常有年迈父母在身边的中年农村韩国男性的候选新娘。深入的研究表明，许多这样的家庭都有意识地偏好没有城市背景的外国新娘，以便更容易地将保守的家庭规范强加给她们。
“她们接受了必须通过战斗来争取平等的现实”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概念化了一种独特的公民权模式“变革性贡献权”，公民根据他们对国家转型的贡献来主张自身的资源和合法性。在互联网上有类似的、更具象的表达——“时代红利”。这些讨论实际指向的是，个体如何参与国家变革并在其中安放自己，这种“权利”如今还有效吗，尤其对底层劳动者而言？
张庆燮：在韩国，就像在朝鲜一样，国民如果希望获得社会经济权利，就有义务为国家优先的发展项目作出贡献。在贡献集体发展之前，个人的公民权利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一位新加坡的社会学家告诉我，变革贡献权这个概念同样适用新加坡的情况。
但是，这种体系如果要长期保持正当，有一个棘手的条件。朴正熙政府宣扬“先增长，后分配”的口号，以劝告韩国人为发展作出牺牲和奉献。然而，他的去世伴随着（虽然不是他暗中计划的）韩国毁灭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两极分化。因此，现在你很难说服韩国人先贡献于国家发展。所以，如今的政治，无论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宣称选民以及他们所在的地方、行业和职业将首先受益，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天突然发现巨量的隐藏石油这样的宝藏。
南方人物周刊：韩国的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在你的“变革贡献权”里占据着什么位置？
张庆燮：韩国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在199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在韩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情况下，年轻人经历的结构性不稳定，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将自己视为“僵尸公民”（zombie citizen），并拒绝在社会经济上融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导致频繁自杀、广泛的自我隔离等等。
另一方面，韩国依靠大量涌入的外国“客工”来填补工厂、农业和渔业的长期劳动力短缺。其中，往往存在有意忽视这些外国工人的签证身份违规的情况。这实际上是移民劳工制度的一个系统性的部分，促使了超出法律规定的外国劳动力剥削。
表面上，韩国在就业和社会保护方面平等或民主地对待国内外工人，是一个模范国家。但是，这种签证过期的外国劳工的非正式化就业，导致他们的处境与前民主时代被当地实业家和其他雇主（通常在国家的有意庇护之下）残酷剥削的韩国工人相同。
变革贡献权可能适用于某些具有稀缺技术和其他人力资本的外国雇员群体。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到的这个“僵尸公民”很有意思。在互联网，有的年轻人也使用“成为‘尸体’”“摆烂”等词。如何解释这些修辞的不断使用？
张庆燮：我认为我们可以从性别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在韩国，这种挫败和愤怒的情绪在年轻男性中表达得更多。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韩国的工业化进程。
在早期工业化阶段（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男性和女性都积极参与其中。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进入一个以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工资上涨，工人逐渐演变成中产。这一时期创造的新岗位更适合男性，或者说，雇主更偏向男性，男性因此变得有能力独自养家糊口。在当时，韩国在道德文化上仍处于父权制社会，男性也被期望为唯一的养家糊口者，女性则负责操持家务。如果一个女性能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并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在当时被视为令人向往的终身职业：全职家庭主妇。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悖论。在当时的韩国，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成为全职家庭主妇的可能性反而越大。这个年代，代表了如今年轻人的父母一代。
随着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后的全球化和产业外移，普通的工业岗位转到了国外。这一重组直接瓦解了原本属于男性的工业就业岗位，所以韩国工业公民身份的崩溃主要是一个男性现象。
至关重要的是，男性与女性抱有不同的期望。年轻女性将自己与母亲那一代相比，她们甚至认为当下这种不稳定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就业也是一种进步。而且，社会层面的公共议题，各种社会学、女性主义的氛围，都让她们意识到女性长期以来被牺牲和被歧视的境遇。因此，她们清楚要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就必须要奋斗。
韩国的年轻女性在这样的智识文化环境中长大。与此同时，她们的母亲不希望女儿过上跟自己一样的生活。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儿的中产阶级母亲，实际上成为韩国社会性别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她们成为了积极的行动主义者，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不同的未来，反对自己的女儿过上跟自己一样的生活。
女孩们是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氛围中长大，而社会学和女性主义所提供的解释框架，让她们能够从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角度来看待、理解并处理自己的性别处境，并将斗争视为应当且必须。
“他们迷失在历史中”
南方人物周刊：男性在“父子”之间的自我理解又是怎样的？
张庆燮：年轻男性将自己与父亲那一代相比，他们的父亲曾被军政府誉为“工业战士”或“工业英雄”，享有充分的就业、不断增长的工资和巨大的自豪感。突然之间，这些工作消失了。为了在金融危机中生存，韩国公司大举将生产外包。年轻男性发现自己没有工作，而且与他们的父亲不同，他们没有清晰的身份认同。
与20世纪贫穷国家的工人相比，韩国年轻男性实际上就像是“贵族子弟”。尽管父母花了大笔钱将孩子培养到大学水平——实际上是把他们当作贵族来抚养——但现在的经济却要求他们愿意接受外籍客工那样的工作条件。韩国年轻人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一点。工厂里的历史仿佛冻结在20世纪的劳动体制中，这就是为什么要引进外籍劳工。年轻男性不愿从事低端劳动，又找不到过去那种稳定的工业工作，都排队去考医学院或法学院等专业院校。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且幸运地成为专业人士，就能逃避新自由主义工业经济的冲击。这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如果一个年轻男性审视历史并将自己与父亲相比，他会感到非常痛苦。他有充分的理由抱怨。然而，他们很难靠自己构想出改革的路径。在心理上，他们缺乏支持。他们迷失在历史中。无论是媒体还是知识界，都没有提供一套有说服力的理论来安慰他们或指引改革的方向。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僵尸公民”作为一种情感现象，指向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和隔阂。似乎当下韩国的年轻女性与男性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空。
张庆燮：我正在写一本书，暂定名为《孤独革命》（The Lonely Revolution）。它探讨了年轻女性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主流化。因为女性从结构性的、长期的角度分析自身的处境，所以她们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关于这件事，2024年冬天，韩国首尔在反对“紧急戒严”的时候，聚集在街头的人里大概有70%是二三十岁的女性。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当女孩在提升了自己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公民身份之后，她们想要让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公民参与到国家事务中。
相比之下，许多聪明的年轻男性正涌向医学院和法学院，只专注于维护自己的生活和特权。他们不抱怨社会矛盾，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加入特权阶层。而对于大多数不属于那个精英群体的年轻男性来说，发明新的智识话语似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参与社会或政治，而是把时间花在个人利益的“金融化”上。他们向父母借钱去投资股票基金、加密货币或房地产。如果你晚上去酒吧，你会听到男人们大声抱怨他们的女同事，讨论体育或游戏，或者交换关于股市的信息。他们退缩到私人的经济生存策略中，而不是寻求公共的政治解决方案。
南方人物周刊：提到韩国年轻女性的公共参与，我想起2024年年末首尔的集会抗议，现场有很多K-pop（Korean Pop，韩国流行音乐）的年轻女性粉丝拿着荧光棒（K-pop应援棒）来参与示威。
张庆燮：这是很有趣的现象。“烛光抗议”在韩国一直是一个政治传统，这几年蜡烛逐渐演变为LED烛光。在去年的抗议中，LED烛光进一步演变成了K-pop应援棒。这或许是很偶然的，“紧急戒严”突如其来，人们不得不立刻聚集在一起。可能有人带了LED蜡烛，但对于其他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有这些应援棒。于是，K-pop有意无意地加入到政治抗议的内部，这也使得韩国的政治示威从暴力冲突转向和平的、欢乐的政治节日。而且，从紧急戒严失败的那一刻起，整个抗议活动就有了值得庆祝的事情。所以，这种“K-pop”风格抗议所展现的情感能量与和平性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和家庭，最终吸引了整个国家参与其中。
这又回到性别差异。许多女性总能调动她们自己的文化资源参与政治。她们感受到了一种社会公民身份：她们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能够纠正总统的错误行为。与此同时，很多年轻男性往往感到孤立。我很担心，我并不是要指责他们。而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必须解释他们绝望的原因。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绝望。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或者一种超越当前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范式，来理解并解决他们的绝望感。
南方人物周刊：韩国的社会科学能够回应当下韩国的现实吗？社会学者是否有责任回应并介入当下的现实？
张庆燮：我最近写了一篇报纸专栏，提到我的书在中国得了一个图书奖。我觉得这很有趣，我的书在中国、日本被广泛阅读。
在韩国，情况却不同。就像应援棒进入政治抗议的现场一样，我在几本书的前言里写了，也许当下的韩流文化在分析和解读韩国社会现实方面比社会科学更有效。在我们的大学里，社会科学面对现实常常无话可说，即使是对这次“紧急戒严”也无话可说。因为在学术界，我们仍在追求某种现代化，我们教授西方社会科学，我们当中超过70%的教职员工拥有美国博士学位。我们以为正在一点点改变，实际上在变得更糟。因为大学之间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竞争，我们必须发表（论文等），否则就会被淘汰。我们必须能用国际通用的英文发表文章、必须被西方学术标准接受，等等。
韩国学者往往忙于引进西方理论。他们认为，如果使用艰涩的西方概念，就会显得很有智慧。他们充当的是西方知识的“进口商”或者“代言人”，而非原创思想的生产者。这就引出了社会科学中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目前大多数的社科理论都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旨在解释19和20世纪西方的现实状况。但我们在东亚的现实情况截然不同。我们经历的是压缩现代性，也即把西方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中。由于这种不同的现实，西方社会科学往往无法为我们提供有用的工具。如果你去美国读博士，回来在韩国担任教授，人们通常期望你教授在那边学到的东西，你被期望用西方理论来验证本土的现实。但这是本末倒置的，我们要做的恰恰相反：必须利用我们的现实来挑战并重构社会科学。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缺乏足够的理论、概念和其他工具，来恰当地分析韩国社会。这也是年轻人如此绝望的原因之一。因为外部世界并未给他们提供解释自身困境的工具和方法，他们不得不转向自己，不得不喝酒、大骂，甚至在绝望中自杀。我认为，我们的大学和社会科学界应该对此负责，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提供恰当的分析，也无法提出新的方向。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发明扎根于我们自身历史和结构语境的智识话语、概念和理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韩国感到有些孤独，但在中国却意外地产生了联结。中国学者似乎也在努力应对类似的结构性矛盾，或许他们对这种比较性的、批判性的视角持更开放的态度，因为他们看到了同样的“压缩”现象正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