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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喧闹的宁浩拍了部冷峻的喜剧

2024-02-13 16:16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孟依依 张宇欣

▲宁浩 图/受访者提供

▲宁浩 图/受访者提供

  农历2023年腊月二十六晚上8点,导演宁浩出现在视频会议中。他戴着一副平光镜,略显疲惫。还有五天就要过年了,他的新片《红毯先生》也将上映,因此一周以来他都是从中午到晚上不间断地面对一个接一个的采访。到我们这,终于是他年前最后一个工作行程了,双方开场都客气得挺真诚:“见着你们(您)真的特别高兴。”

  此时距上一部宁浩独立执导的电影《疯狂的外星人》(2019)上映已过去五年。《红毯先生》由18年前给他投资拍摄《疯狂的石头》的刘德华主演,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刘德华扮演的大明星刘伟驰冲击金像奖影帝未果,和导演林浩(宁浩饰)打算拍一部农村题材电影突破自我。中年失意的刘伟弛周旋在妻子、投资方、导演、农民、公众的目光之间,反复陷入误解和失语,影片以此揭示沟通障碍之必然。

  一次在B站参加直播时,宁浩被问到,年轻人可以从《红毯先生》中获得什么启示呢?他说:“现在好像刚好撞到了,(大家)说世界是个草台班子,我讲的是草台班子为什么是草台班子的故事。”

  2023年10月,《红毯先生》在平遥国际影展展映,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特意去看了,他见到宁浩等在放映现场想看看观众的反应。“他想要变得更好,他不是那种说‘这是我的东西,我不在乎你怎么想’的艺术家。”吕克·贝松说。

  然而在以轻松、积极为主色调的春节档里,《红毯先生》并不讨喜。根据“猫眼专业版”发布的数据,上映第三天,它的排片占比不到4%,票房占比未超过1%。

  喧闹的东西拍烦了,想搞点冷峻的,宁浩对我们讲。

  在早期的两部超低成本、艺术片气息浓厚的《香火》(2003)《绿草地》(2005)之后,宁浩开始了他的时代。在大众的印象中,宁浩所有的导演作品,从《疯狂的石头》(2006)到《疯狂的外星人》,大多是热闹的、快节奏的、张扬的,是风格鲜明、大众乐于买单的类型电影。

  宁浩是被写进中国类型电影发展史的名字。21世纪初,国内不论电影市场还是电影学界,对类型电影的重要性都没有足够的认知。“那个时候真的敢所谓理直气壮地说要做活、做大电影市场,一定要以类型片为主的电影人还不多。即使是有主张的人,对什么是类型电影,也是比较含糊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说。

  彼时,不到30岁的宁浩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朴素地想做“好看的电影”,老师王红卫成为他的监制——2006年,《疯狂的石头》横空而出。作为中国电影史上首批类型片范本之一,这部“比较纯粹地靠故事、情节、表演,靠(想着)怎么吸引人去完成的一个商业类型片”,在当时实属罕见。

  从那以后,民间投资看到了类型电影挣钱的可能性。宁浩导演的作品几乎也都做到了在票房上以小博大:《疯狂的石头》投资约300万,票房2300万;《疯狂的赛车》(2009)投资1000万出头,票房1亿,让宁浩成为继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之后内地第四位“亿元俱乐部”导演;接着《无人区》(2013)稍微失利(只是对他而言),仅有近3亿票房;但马上《心花路放》(2014)以3000万的制作成本博回超过11亿的票房,让他成为内地第四位票房破10亿的导演。

  “那个时候一年我得接到不知道多少个本子是仿制《石头》的。招生的时候,问以后想做中国导演里像谁一样的,那之后的十年宁浩的提及率都是最高的。”王红卫回忆。从《疯狂的石头》到《疯狂的外星人》,王红卫与宁浩合作十几年,也是这一时期,包括宁浩在内,一代商业类型片电影人的进化完成。

  宁浩还做了其他事。2012年,《黄金大劫案》上映,宁浩自己的公司坏猴子影业成立。四年后,他发起“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第一期签约了13位导演,后来一度扩编到19位。宁浩对那一批中的扶持对象、后来拍摄了《孤注一掷》的导演申奥说过,导演不是一个一个出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批一批出的,要做这一批人。

  坏猴子很快以几部爆款电影打响名声,它们多为现实题材,包括改编自真实人物事件的《我不是药神》(2018)、关于“骗保”题材的《受益人》(2019)、讲述小人物发展史的《奇迹·笨小孩》(2022)等,最近的是2023年夏天上映、狂揽近40亿票房的反诈题材电影《孤注一掷》。宁浩以监制身份出现在这些电影的主创名单上。

  他自己的创作似乎一度陷入低迷,从《疯狂的外星人》之后,他不知道要拍什么了。在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2019)《我和我的家乡》(2020)里,他拍了两个不同年代的故事,主角都是热心肠的小人物张北京,拥有旧时代的开放怀抱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格。

  不过,宁浩一直试图保持创作者观察和回应当下时代的触觉。“可能我到什么时候都会担心(触觉是否灵敏)这个问题,就像一个钢琴家担心自己的耳朵,一个画家担心自己眼花一样。那个(触觉)是最重要的,一个创作的人最重要的一件武器,就是能够体验这个世界。”

  在《红毯先生》正式上映前,我们与宁浩聊了聊这部电影的创作始末,以及他对沟通障碍、短视频、电影何为等问题的思考。

▲电影《红毯先生》剧照

▲电影《红毯先生》剧照

  · 对话宁浩

  有了那么多沟通工具,结果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远

  南方人物周刊:《红毯先生》的主题是关于人与人的沟通,充满障碍和无法理解,你也曾提到过这来自中年之后的体会,所以类似的处境在你身上会很明显吗?或者这样的感受具体来自哪里呢?

  宁浩:更多是来自社会观察吧,当然我也有某些体验。实际上我在思考,我们在经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生产形态在经历特别大的变化。

  虽然我小时候的城市也叫城市,但那些城市是以各种厂矿作为集群的。人一生都是蛮固定、稳定的,沟通的面也挺有限,一个小摊子就可能支撑一生。

  时代的变化——人口的大流动已经进行了很久,还有生产方式(变化),工商业文明进一步地进入到生活等等,比起以前稳定的工作关系,人的关系更加随机、更加临时。这些快速组合对于工商业文明是有好处的,但必然产生一些问题,比方说以前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沟通问题,现在就出现了,以前的生意都是做这小区的,但是网络时代,你的客户扩大到整个世界,沟通就变得复杂起来,在沟通中产生的问题也凸显,各种无力,不畅,片面。

  因为时间和效率的问题,只能快速看到一些信息就做出并不理性的情绪化的判断,导致错误百出,纷争四起,就是一直在吵架。我感觉在这种氛围之下,每个人都会焦虑,很谨慎,然后气氛变得蛮紧张。这种紧张的气氛,可能每个人都有体感。

  南方人物周刊:你所说的人口流动、网购兴起及其带来的整个社会样态变化,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存在了二十年左右,而这个片子是在近四五年创作的,为什么是在这个节点呢?

  宁浩:你说20年得有了,其实我这么跟你说,是因为到了移动互联网终端这一步。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会加深这部分,像早年间大家写博客要写500字,写500字是需要理性思考的,需要一个人阐述观点、论据、论证,但是变成移动终端的时候,只需要发两个字,MD,SB。

  (移动终端的)普及其实是最近十年,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更全面和大信息量的抖音、快手,以及网购、送餐,这些的全面化也就五六年。这样的话,我前面说的那种沟通问题就覆盖到了所有人。所以我感觉它仍然是一个新兴问题,而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梳理,我们并没有深入思考,我们怎么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南方人物周刊:看来发展时间过短也是造成问题的要素之一,在媒介和生活环境发生巨变之后,人抛弃了原先的交流模式,可又没法在短时调整过来,找到一套新的沟通方式。

  宁浩:而且你知道线上会影响线下,搞得我们线下处理问题有时候也会蛮极端、蛮简单的。因为效率要求很高,有时候跟客户沟通,能定就行,不能定,算了我换一家。公司时不常就要弄一轮裁员了,回家三天就要和父母发生一些讨论。(笑)服务员都变成机器人了,点餐都是扫码,你也没法问人家哪道菜做得最好。

  我们有了那么多沟通工具,结果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冷。

  以前田园牧歌式的城市变成现在冰冷的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快捷而无效,就像电影最后刘伟驰在冰冷的城市群里自己搞平衡车,我觉得有点无奈。但是时代如此。人与人也沟通不了,永远都是孤岛。

  南方人物周刊:电影中在归结这种沟通障碍的原因时,很多时候暗示是因为人的自大,以自我为中心,并不理解他人在想什么。这也是这个时代会给人带来的某种影响吗?

  宁浩:人类的沟通问题自古就有,从根源来说就是每个人的自负与自我中心。只有满足那个部分人才觉得开心嘛,反复肯定自己,轻则是我执,重则是傲慢,是自负。这个部分确实又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放大。

  我会明显觉得“我”的这个部分会更加强烈,就是“我”喜欢什么、“我”怎么想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在逐渐瓦解共识。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影片一开始就借刘伟弛之口表达了“人的处境不同、性别不同、经历不同,沟通是没办法进行的,只能放弃沟通”这个意思,也有你的部分态度在其中吗?

  宁浩:那就是这个片子的一个命题而已。最后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沟通,但是我们还在努力沟通吧,不能连个想沟通的愿望也没有。

  南方人物周刊:你之前几部多线叙事的故事里,都有一个“物”来串联,《疯狂的石头》里的翡翠,《疯狂的赛车》里是毒品和钱,《无人区》是隼,《黄金大劫案》当然是黄金,大家互相争夺,物品从这一方又易手到另一方,就像几支球队在踢球赛一样,踢出几个好球坏球。但在这一部里,多线叙事的核心是一个“人”,以他的遭遇串联起了各种人和现象,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某种创作或想法的变化呢?

  宁浩:我会觉得是这样的。在某一个时期整个社会情绪上头更多的是一种欲望,物质欲望,让我们奋发图强的都是房、车、金银财宝。我们曾经为这个部分狂奔了几十年,在跑累了之后,或者觉得已经结束了那个阶段之后,什么变得重要起来?自然不会光是一件物质,显得有点不够力了。

  我写戏也都是靠体感,因为我基本也不买小说,大多数都是自己原创,所以那个其实是一种我对于这个世界和社会的感受。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体感大概是在哪个时期结束了狂奔期?

  宁浩:《心花路放》(2014)左右吧。好像物质已经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问题了,在悄然发生转变。那时候都在问“你幸福吗?”我就拍了一个关于“你幸福吗”的电影。(笑)

▲电影《疯狂的石头》剧照

▲电影《疯狂的石头》剧照

  讲礼貌的喜剧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和刘德华聊刘伟驰这个角色的时候,会讲到人是孤岛、沟通的无力呈现出的悲剧感这些吗?

  宁浩:没有。我信奉的一个原则是,不要给演员增加特别多的理解负担,可能会更麻烦。想得太多了,不如简洁一点。其实演员是很聪明的,能从剧本当中读到很多东西,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我的感觉是说清楚未必好。演员更加是靠感性来表达自我的人。理性是导演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最开始你去跟他说这个设定、故事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什么?

  宁浩:第一反应就有点懵,愣了挺长时间,然后在琢磨,那个眼神就一直看着我,我感觉那意思是——你想干嘛?(笑)他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题材,完全是演自己,但里头这些事情他又没有做过,也没有发生过,要是让别人觉得他是这样的其实不好。大家都会有小担忧吧,我也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样才好玩嘛。我说咱们现在就跟那个 vlog、抖音一样,记录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要用记录自己生活的态度(创作)嘛,他也赞同。大家同构了嘛。

  南方人物周刊:片中导演林浩一角也让观众觉得真真假假的,这个角色有哪些贴你的地方呢?

  宁浩:比方说脾气不太好,别人一说就有点着急啊,老希望刺儿别人,这个可能有点像我。也会有不一样地方,我从来没学过法语,(笑)不会因为要去电影节还学法语。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过拍这样一个跟自己有点互文的角色,会有一种自我审视,但当时只提了这么一句。那个自我审视又是什么?

  宁浩:一上镜发现自己这么胖。(笑)

  其实也没有拍太多,就那几场戏。一上来,先跟他(刘伟驰)讲了一下剧本,我说这个电影是讲沟通和偏见,他说应该是那个(父爱)。这俩人根本尿不到一壶。我就,嗯……想一想,结果也没说话。我发现这还挺像我的:有什么话呢,总是不能当面说出来。

  刘伟驰去体验了一下生活,两个人又开始互相吹捧——只有你能(干)这个,还是你有经验。于是他借机又在提父爱,我马上又借坡下驴,就跟编剧说父爱也要加进去,(笑)纯粹中国人这套互相给面子的酒桌文化了。

  南方人物周刊:在剧本阶段有更具冒犯性的设定或情节吗?

  宁浩:我觉得其实都控制在一个尺度当中吧,没有特别冒犯的。我一直说这个喜剧是一个讲礼貌的喜剧,保持讲文明。我在写的时候,其实都有合理性,比方说他(刘伟弛)似乎触及到了跟 Summer(片中拍摄短视频的女导演)的情感戏的时候,他已经离婚了,并没有到道德的禁区;比方他跟经纪人沟通,最后情绪上来动了手,我们给他处理到只是扔了个东西,并不是真的挥拳打。基本上是一种玩笑态度吧。

  南方人物周刊:《红毯先生》在多伦多电影节放映之后,《Variety》的专访中你提到,你过去的电影更关注蓝领工人,慢慢地大家从工厂出来到了办公楼,电影构图和美学就转向白领、办公室的审美。是不是因为这样,《红毯先生》,包括像《我和我的家乡》,它们跟之前作品的美学变得不一样了,是一种有意识的改变吗?

  宁浩:你这么敏感啊,《家乡》都看出来了。这个镜头语言应该是跟《家乡》镜头语言比较相近,和以前拍《绿草地》有点像,基本是在全景叙事的节奏上。

  我会趋向于让自己的电影变得稍微冷峻一点,也在寻找新的进步的可能。去尝试呗,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只能试。多伦多谈的那个问题,我是从全球电影的角度去看待,但我也在想怎么能够把这两种风格结合结合,很喧闹的电影我是拍得有点烦了。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宁浩执导的《北京好人》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宁浩执导的《北京好人》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宁浩:因为旧了。我现在看那样的,我自己都觉得旧了。

  南方人物周刊:是你觉得和(当下的)时代相比可能会旧,还是说从你个人的电影美学趣味看显得旧?

  宁浩:我觉得《疯狂的石头》式的那种东西已经讲20 年了都快,(笑)它当时看起来是蛮新潮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处理办法了,很多人都在拍,已经是一个套路活了。没有创新,不能让我兴奋。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冷峻的风格全部来自你自己的琢磨思考,还是说也有一些来源?

  宁浩:北欧有一批拍这种比较冷峻的电影的导演,包括像比较火的《悲情三角》的导演、阿基、罗伊·安德森,日本的北野武也是非常冷峻的极简的导演。美国不是有一句形容,叫“少即是多俱乐部”。我是在这种简约当中去寻找和我的题材结合的突破性,在寻找这个可能性。

  南方人物周刊:就《红毯先生》来说,用相对冷峻的拍法和这个题材、故事进行碰撞,有哪些对于当时的你还挺有突破性的?

  宁浩:这次镜头数量非常少了,三百多镜,应该是有点极致的,今天的商业片一般都得2000镜。但这个故事的信息量其实蛮多的。得在这么少的镜头下把事都说清楚,我觉得对叙事的效率要求挺高。这是一个技术,完成这个、并且用这个部分去结合好叙事,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玩的一件事吧。

  南方人物周刊:这一阶段的尝试之后,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成为经验的东西?

  宁浩:其实也没有,是一个我在摸索、寻找自己状态的感觉。就是我挺往里走的。我想拍简单一点的,是从《心花路放》开始在做努力,试图变得慢一些,简单一点。后来在《家乡》的时候变得比较明确,我要回到《香火》《绿草地》那样的状态。我其实蛮想回到那样的状态。

  有冲击就冲击呗

  南方人物周刊:《红毯先生》中有一条故事线是刘伟驰要演短视频,你讲过短视频时代的到来,其实是影像的变革,短视频让创作权到了每一个人的手里,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它带来了信息的解放?它会给你本人带来焦虑吗?

  宁浩:我从手机可以摄影我就知道,(笑)它势必会是这样的。大概十几年前我就经常讲,影像制作与互联网的结合会变成教育的分水岭,是新的印刷术和新的文字,它们的出现会取缔(已有的)传播方式,而且未来会像写字一样是必备技能,最终一定会稀释整个影像权力,把电影祛魅。

  我觉得有冲击也没什么呀,有冲击就冲击呗,我也没觉得我非得捍卫这事,有什么可捍卫的,对吧?历史的潮流才是重要的。你自己这活儿哪有什么重要。你也可以干抖音、短视频。

  南方人物周刊:顺势而为是吗?

  宁浩:我对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可焦虑。而且现在我不是还有口饭吃吗?挺好。

  南方人物周刊:那它会对你的创作观产生一些影响吗?像你之前提到,短视频直接记录生活的方式,其实比电影拍出来的要接近真实,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真实。

  宁浩:所以我们拿出《红毯先生》,你拍你每天在菜市场切鱼,可以,我也拍我们每天在片场拍戏,就都拿出自己真的东西,挺有趣。

  南方人物周刊:不过短视频的“真”和艺术创作的“真”其实是两回事。

  宁浩:在选材上可以借鉴它,我觉得在长短这件事情上,本身还是不太一样。我们做影像,我很知道,要想让一个观众笑,一分钟就够。要是想让他哭,没有 15 分钟的叙事,进入不到情绪层。如果我想让他进行思考,得40 分钟以上。如果讨论、论证,那对不起,俩小时。

  南方人物周刊:在《十三邀》里面你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犹豫说,要不要拍电影?这种疑问也是持续了好几年吗?

  宁浩:这种问题其实一直都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吧?其实我最大的困境是,我老说我是不想卷的一个人,我不愿意在一个赛道里头卷。原先干这活是因为不卷,对吧?别的赛道都特卷。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又卷上了,周围又变成赛道了,我就有点不适应。

  南方人物周刊:你是什么时候觉得周围卷?

  宁浩:最近大概十年。我不知道是不是电影高度产业化之后,它确实变成一个生意了。(笑)以前不太是生意的时候像是课外活动,像兴趣爱好小组,那就不太卷。有一天发现兴趣活动真变成活儿了。

  南方人物周刊:刚才讲到如果不做导演,你会去做什么呢?会过什么样的人生?

  宁浩:过日子啊。做什么都有可能,我是愿意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去做,如果能找到更有趣的事情也无妨。

  李修文(作家,《疯狂的外星人》监制,《红毯先生》文学顾问)那句话我非常认同,他就说,人在 40 岁以后应该用尽全力捍卫你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没有必要把时间给予一些你觉得不重要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你要捍卫的是什么呢?

  宁浩:我觉得是做有创造性的工作,能让我得到快乐的其实是那个部分。

  南方人物周刊:刘德华在一次直播活动中说你拍《红毯先生》,有点像回到二十多岁的拍片心态,他说让他回到二十多岁演戏的心态可能回不去了。不知道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是真的能够找回原先课外兴趣小组的感觉?

  宁浩:我觉得还行吧,现在还可以。

  南方人物周刊:那还挺好。

  宁浩:恭喜我吧。(笑)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张宇欣

  编辑 / 杨静茹

编辑:倪仕轩   责任编辑:卢绍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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