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受访者提供

　　“乡土或者农村属于被遮蔽和忽略的地方。随着乡土文学的式微，基本没太多人的写作会涉及农民。我希望读者读到我的小说后，能理解和走进当下农村和农民的内心，去理解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置身于什么样的处境。”

　　2024年10月21日，正值香山红叶最动人的时候。魏思孝凭借新作《土广寸木》站在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领奖台上。此刻的他心想，如果告诉23岁时的自己，你以后会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会是什么心情呢？“内心肯定会很激动，又可能会佯装镇定，反问一句，还要等15年这么久吗？”

　　2009年刚刚23岁，也是这样一个深秋的10月，魏思孝还清楚地记得，他租了个客厅隔断的小房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人生的第一个长篇《不明物》，心想，“试一试，以后是否能走这条路？”小说出版后，魏思孝自嘲这是“一个不入流的青春文学”，在豆瓣上戏谑地给自己打出一星差评，还劝大家不要买书。

　　《土广寸木》是魏思孝继“乡村三部曲”后重回乡村题材的新作。上半部叫“局部”，由六个中短篇小说构成，与下半部的“一年”恰好构成了“村庄”的全景图，区别于此前重点落在人物身上的写法，这次“从大大小小的层面对村庄进行拆解”。作家周晓枫在近期的播客中，毫不吝啬地表达了自己的夸赞，“我难得看到《土广寸木》这种‘松弛’又‘结实’的小说。魏思孝写村庄，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他深处其中，表达上既丰富也非常复杂。”

　　《土广寸木》是魏思孝第二次进入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过去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我并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但他每次苦熬不住想放弃的时候，又或多或少能收到文学世界对他这份坚持的奖赏。新作终于摘得首奖，评委们认为这部作品“以村庄而非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为主题，采用细密写实主义手法继承《生死场》的传统”，“在农村的变化中反省其中的不变，即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血缘、家族为半径的人际关系网”。

　　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幸运，魏思孝还没有享受喜悦，却先一步感受到了内心的失落。有心念之物到手后的怅然若失，也有作为过去的失落者，在此刻的感同身受。“38岁，我也正需要一个外界的奖励，为自己接下来的写作鼓劲。”

　　早年的写作，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魏思孝感受到怅然与失落。在村民眼里，年轻的他毕了业宅在家里写东西，很可能只是在逃避就业。20岁出头的岁月，荷尔蒙无尽喷涌，内心渴望表达，精力又格外充沛，魏思孝一天就能写完一个短篇，是现在的中年写作远不能比的。在至少七八年里，他一直沉迷于书写自我以及身边的同龄人，“甚至到了无病呻吟的地步，连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第二部作品《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正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结集。虽然他给自己打出了五星好评，在评论家朱白眼里，也是他小说才华最横溢的时刻，但在一些读者看来却有些三观不正、不尊重女性。今天请他重新评价这本小说，他认为当年的写作确实存在性别上的局限性。“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也不错。但还是给个五星的情感鼓励吧，这小伙子不容易啊。”2024年底，这本小说中的部分以及从未发表过的一些聚焦小镇青年的作品将重新修订出版。

　　青春期写作持续了近十年，直到2017年，魏思孝才无意中迎来了写作历程的重要节点。“我身处分水岭，如果有人告诉我，五年间，你会写完乡村三部曲。我是不相信的。”30岁，彼时已通过广泛阅读打开视野的他，回看自己的前作，难免觉得稚嫩肤浅，“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老是写那些玩意儿，你就觉得对自己特别失望。”

　　从“无病呻吟”的青春写作转向身边的父亲、表兄和自幼就相识的村民，魏思孝蓦然转身，五年间马不停蹄地写下了“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和《王能好》。以他的表兄为原型的《王能好》，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1，并进入了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罗翔看完后盛赞：“我看到了放大的闰土、放大的阿Q……”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也评价道：“这个小说写出了对生活的渴望、生命的期望。”

　　定定地注视着书桌上鲁迅先生的小小摆件，魏思孝似乎感觉到大先生也在默默注视着他。鲁迅的小说，往往带有对社会与人性的敏锐批判，亦是后辈写作者仰望和想要抵近的一座高山。“你在写任何想要深刻探讨国民性或者是人物性格的小说，尤其是乡土小说吧，总会难免和他产生联系。”

　　五年前，魏思孝已在山东淄博城里买了房，但保持着隔三差五回村探探老母亲的习惯，长期潜水在村里的社群中，与从不读小说的村民们保持着交往，静静地观察，记录他们的故事。“我和50后、60后作家的乡土写作有一个区别是，我更偏向于当下性。”这样“在场感”的写作不仅让他感到心安，也获得了批评家眼里写作上的宽度和深度，在写作角度上也更贴肉和具有独创性。

　　评论家朱白曾为带来关注和争议的《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写序。十年过去，他感慨道，“魏思孝从写小镇青年、废物、边缘人，到为当代乡下人树碑立传，为他们在动荡剧烈的境遇里发出微弱的颤音，他的作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里一个诚实的角色。”

　　不论是青春文学里躁动不安想绑架女性的小镇青年，还是乡土文学里面临“性”困境的农村大龄光棍，魏思孝尽可能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加粉饰，做到最真实的呈现。“文学就是要挖掘一个人内心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无所谓好和坏，只要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闯入社会性与公共性乡村题材写作的魏思孝，也日渐获得了体制的认可和支持。他现在是山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淄博市签约作家，2024年入选第三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但他的户口至今还属于农村，他自认为是一位以写作为主业的农民。

　　2024年开始，魏思孝没法在朋友圈晒自己干农活的照片了。70岁的母亲老付把家里的五亩地承包了出去，干不动了。老付也是魏思孝的小说《土广寸木》下半部的主角。“过去我一直想逃离乡村，回避自己农家子弟的身份，在村里住了几年，再回看乡村和身边的亲友，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写作者，何必要舍近求远呢，你有情感和触动的，就在这里。”素材源源不竭、阔大又敞亮的乡村世界原来近在眼前。

　　《王能好》虽与奖项最终擦肩而过，但魏思孝在那一刻被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青年作家高翔是魏思孝的挚友，他认为魏思孝的小说极具非虚构质感。“这来自两方面。一是语言。他说他的师承之一是安妮·普鲁。那种瘦削的语言，刀刀见肉，把一个人扒得只剩骨头。安妮·普鲁非常难学，因为那种叙述方式意味着所有叙述的内容都必须扎实，必须对所描写的环境、人物、事件有相当深的理解。”

　　“另一个是他写作中真诚的态度。”高翔说，“我不是说魏思孝能完全敞开自己、完全做到不回避，但是他敞开得比其他人多一些。”

　　2021年，魏思孝问自己，三部曲后我还有什么乡村的人或事想写的吗？新作《土广寸木》帮魏思孝实现了拆解“村庄”的想法。他先是一口气将自己与母亲老付的乡村生活写下来，“六分真四分虚”，收进了新作的下半部分，接下来挑战的是前半部分，与“一年”相对应的“局部”。

　　2022年底，许多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地方刚刚解封。魏思孝两三个月没写小说，感觉有些手生。先动笔的是《馒头》一章。他试图在开篇展示出叙述的雄心，概括性地展现乡村的全景，可这屈屈数千字，却耗费了魏思孝大半个月的时间。直到写下“这块弹丸之地，四季交替，雨雪飘落，人如虫蚁疲于奔命，到头来两手空空”，魏思孝的忧心终于放下，他找到了对乡民处境相对精准而具象的表达。这句话也在新书出版后成为了宣传语。

　　2024年春天，书要付梓前，魏思孝忽然想到了些什么，紧急补充进《福利》章节的结尾。凌晨两点多写完，他有些兴奋。反复读着，发现结尾还可以再改改，琢磨许久，将原句中的“说”改成了“吐”字——“奶奶活过来后，吐出句，娘啊，没在旧社会饿死，这要饿死俺。”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心血。

　　这一年的春节，人们大肆燃放烟花，或许是发泄过去的沉闷。魏思孝站在10层高的阳台上，看到了有生以来最盛大的烟花，他把这一幕也写进了书里。

　　写作者的自我挑战

　　南方人物周刊：写《土广寸木》时，你会不会先设定要比《王能好》在创作上有突破和创新？你说当时写完三部曲最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有力量的”以及“自己和优秀作家之间的差距”，写完《土广寸木》后还有类似的感受吗？

　　魏思孝：也不是一个专门设定，只是说还是一个写作者的自我挑战。我肯定不想写完一个《王能好》，继续如法炮制，再写一个乡村人物，还是需要一个新的挑战。就像从去年冬天想写一个新的长篇，已经写完初稿了，六七万字的。但这一年还是没太想明白小说的结构，这些素材该怎么去整合。所以说停了一年了，但还是要去想的。

　　我写完这本书，说实在的，一方面觉得自己写得还不错，另一方面又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整体来讲的话，我只是觉得自己在现阶段完成了该有的写作任务。如果说我不写《土广寸木》的话，我会一直想写这个“拆解乡村”的主题。写完这个后，我心里边觉得这个事儿已经做完了，我可以再继续写其他的小说，去做其他文学上的追求了。

　　南方人物周刊：这次评委张定浩指出你的新作里素材重复利用，你有想过怎么克服吗，或者说你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吗？当我们的生活确实存在局限时，如何在素材上进行突破创新？

　　魏思孝：我当然认同张定浩的意见。写完《土广寸木》，我也在后记里说，觉得有些素材重复。如果一个写作者意识不到自己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他自己没有追求。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我一时之间也解决不了。我再写乡村的话，肯定需要有一些经验来源，但是免不了还是有重复的成分。

　　有时候，这不仅是一个素材重复的问题，有可能你这个写作者本身观察世界的角度，还有你确立起来的文学审美、你看待事物的认知，这些很难再有新的改变。但肯定会慢慢提高的。一个作家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或是聚焦的一些主题，但同时这个特点和主题也会成为他个人的局限性。

　　写“滴在大海里的一滴水”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曾引起文坛较多的关注。五年后，你开始写“乡村三部曲”。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你对“小镇青年”题材的告别，也是一次写作上的转型。但也有人说，虽然你换了题材，实际上还是把小镇青年的游魂召回了故土。

　　魏思孝：这本书收录的小说大概是从2010年到2014年，现在回头看的话，文学性差一点。但我觉得弥足珍贵的一点是，当时自己是刚开始写作的人，会有特别强烈的表达欲望，还有对小说形式的一些追求。

　　当时，我根据青年人从农村、小镇进入到城市后挣扎迷茫的心理状态写了那么一批小说。来到城市中的农村青年主要纠结这么几个问题：一是生存的问题，即怎么能吃上饭；第二是你在整个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你要找自己的定位却找不到；第三是情感状态，一方面是青年人内心对情感的需求，还有特别直观的一点便是，年轻人的一些生理焦躁。大概就是持着这样一个想法：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既渴望别人了解你，也有很强烈的、向社会倾诉的一个欲望。

　　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开始从青春写作进入乡村题材写作，你说不相信自己五年间能写完三部曲，这三部曲并非一开始就计划好的？

　　魏思孝：确实不是计划好的。2017年，我差不多正好过了30岁。再看过去那一批小镇青年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老是写那些玩意儿，会对自己特别失望。

　　我想自己必须转型，可是要写什么东西呢？

　　后来一想，我之前总写自己，却一直没太写过自己的村庄，自己的亲人。而且那时候我住在村里，三四年间，发现好多村民、亲戚，都死掉了，像一滴水滴在大海里，连个波澜都没激起来。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记录下他们的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萎缩乃至消失可能是许多乡村的宿命。你如何看待这一题材写作的意义以及它的可持续性？

　　魏思孝：中国文学界会划分出乡土文学、城市文学。但在其他国家或者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专门的乡土文学划分。我只是恰好写了农村生活。整体上来讲，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家在乡村生活的经验愈发少了，乡村肯定是慢慢走向衰败，但并不意味着写乡村小说就没有价值和意义。

　　谈论乡土写作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这是评论家该做的一些工作。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讲，我只是在想如何把这个小说写得尽可能达到我理想的程度。但如果要深入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乡土或者农村属于被遮蔽和忽略的地方。随着乡土文学的式微，基本没太多人的写作会涉及农民。我希望读者读到我的小说后，能理解和走进当下农村和农民的内心，去理解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置身于什么样的处境。

▲2016年，魏思孝在金岭镇。留在镇上讨生活的同学曾是他小说里描摹的对象 图/杨昶

　　要让读者有信任感

　　南方人物周刊：你对“非虚构”和用类似非虚构的写法来写小说有什么看法？你是否希望自己的写作，将来能作为一个记录鲁中地区农民的某种具有保存价值的史料？如果要记录的话，是不是非虚构这种文体更适合？

　　魏思孝：关于虚构和非虚构这个话题，这几年可能讨论比较多。在我看来，可能文学艺术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后，越来越模糊掉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比如，已故的德国作家温弗里德·塞巴尔德（Winfried Sebald）的《移民》。他每篇文章里都穿插着几幅真实的照片。他以描述这些真实照片作为叙事线索，但你读起来会疑惑，这究竟是现实当中真实发生的，还是说他只是以此作为形式来写小说？继续读下去的话，你会觉得这其实没那么重要。我阅读时，是希望文字能让我有信任感的。这个信任感是你读着感觉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这才有信任感。

　　我现在觉得，各行各业非虚构的作家越多越好。而且写作者有一个局限性，他（她）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事情，才能写得好。如果写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他总是有特别的隔阂在那里。

　　我正好是一个农民，而且喜欢写小说。那我就提笔来写写我们那个村子里的事儿，还有我认识的这些村民，就这么简单。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的乡土书写，与前代人相比有哪些继承和不同？

　　魏思孝：我的乡土写作和老一辈作家相比，好像区别不太明显。我们这个时代，虽然经过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因城镇化的进程可能在物质生存上会有一些较大的改观。但从精神维度上说，其实没有太多变化。只能说外在生活条件改变了而已，但我们面临的困境还是那个样子。

　　我和50后、60后作家的乡土写作有一个区别是，我更偏向于当下性。过去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家，他可能是从小生活在乡村，但等到他二三十岁左右，就生活在城里了。生活在城里后，他对接下来这二三十年的乡村，没有在场感。读他们的小说，感受到他们写的乡村还是过去老一代，即我父母辈的乡村。

　　南方人物周刊：从宏观的层面上来说，作为一种新气象的乡土写作，究竟应该带来哪些新的思考，才可能引导社会为某个群体做出改变？你会不会也有那么一刻会希望自己写的文学能促进一些现实的改变？

　　魏思孝：肯定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韩国作家孔枝泳《熔炉》的出版以及改编成电影，韩国就出台了关于性侵害的法案（注：即韩国的《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每个作家肯定希望自己的文字会有更宏大的作用。但我觉得一个作家，还是要善于提出问题。我更多的自我要求是，在整个时代和社会往上、往前发展的情况下，起码要回头关照一下过去，梳理过去的一些人物，还有乡土社会的现状，并写下来，而且这种写下来是不带任何粉饰的。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谢晓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方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