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你们是自己想来，还是被爸妈‘骗’来的？”

　　“一半一半吧。来了以后发现，嘿，这里完全不像想的那么回事啊。”

　　艳阳下，十余辆大巴、中巴停在昆明宜良瑞星村的山腰。几百人鱼贯而入，在这所乡野学校的教室、学生宿舍、书吧、跑道间流连，仔细观察，甚至连画着颜料画的洗手间也不“放过”。

　　来客有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长、德育主任、任课老师，地方教育界的官员和企业家，从事家庭教育和民间创新教育的社会组织，还有一些“搞不定”自家儿女的忧虑家长。他们好奇，一所叫“丑小鸭中学”的学校，如何让一群群看似乖戾、厌学，甚至患有深度抑郁的孩子，绽放出自然和灿烂的生命样态。

　　对这些问题，“丑小鸭”的校长詹大年总是笑呵呵的，不马上作答。在他创办这所学校的13年里，各种疑问和争议不断，他早已不以为怪。但他也没有想到，在办学里深刻感悟到的青少年抑郁问题，在（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合力）发起举办“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后，竟然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余音至今不断。

　　2023年10月10日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40%的中国青少年感到孤独，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50%，大学生轻度焦虑风险达38%。清华大学社科院院长彭凯平曾撰文指出，今天中国的青少年有“四无”表现：对学习无兴趣，对真实世界无兴趣，在现实社会无打交道能力，对生命无兴趣。也因此，这次论坛的主题从以往常提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到了“心理安全”的高度。

　　在詹大年看来，抑郁只是表征，其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教育的本质是发展学生个性，而不是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学生。最好、最公平的教育，应该是适应学生个性的教育，让每一个学生的潜质都得到发展。”

　　这样的论点我们其实已听得太多，关键是如何实践。所以，“丑小鸭”的“野生教育”里，是否真有可供发掘和借鉴的经验，用以防治青少年抑郁？每一个抑郁孩子的背后，是怎样的社会与家庭症候作祟，它们一定是无解的吗？本刊记者前往昆明、宜良，探寻在阳光之下，驱散教育阴影的可能。

▲从空中俯瞰丑小鸭中学校园

　　“都是我的错”

　　朴朴其实是爱笑的。只是在人群里，脸色黑红、扎着马尾、戴着大黑框眼镜的她，不常出声。30℃的天，身子还缩在带领毛衣和冲锋衣外套里。一张嘴，牙套里透出的声音很轻很轻，像一口怕碎了的瓷碗。

　　我是在课堂上留意到她的。在初二娟娟老师的语文课上，朴朴举起了手，这让起初以为她不会想发言的我，惊喜了一把。但两分钟过后，她垂下了头和身子，眼睛也闭着，好像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这种状态在课堂上不断发生。

　　“是吃药后的反应。”心理老师李桂红告诉我。刚到“丑小鸭”的时候，朴朴一次要吃二十多粒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现在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

　　两年多前，朴朴在昆明一所以成绩著称的中学读初一。与这家教育集团的其他分校一样，这里与学习无关的事几乎什么也不许做。吃饭和午间休息严禁乱动和说话，如果“不听话”，宿管阿姨会记名字、扣分，斥责。朴朴曾因为洗澡时间超了几分钟，被记录名字；中午和同学聊天有点兴奋，也被记。“惩罚就是打手掌，不过打得不疼。还有跑步，要跑好多圈。”

　　“你不觉得这种管理有点严吗？”我问她。

　　“不算吧。本来就是我违规了，都是我的错。”在“丑小鸭”操场边的休息区，她静静地回答。

　　读了一段时间，朴朴开始失眠，还出现了妄想症状。“有时很开心，有时很难受，难受起来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叫。”她跟父母提出去看心理医生。再后来，她被诊断为“抑郁症加焦虑症”，住进医院。

　　朴朴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口腔诊所，对她很关爱。“住院那段时间，爸爸上班，妈妈常常在医院陪着我。”她经受过MECT（无抽搐电休克）和经颅磁（刺激大脑神经的物理设备）治疗，除了感到头昏和麻，并没多大疗效。朴朴就此休学。两年里因为药物等原因发胖，她最重的时候接近70公斤。

　　糟糕的情绪仍像潮汐一样不时漫上来，受不了时朴朴用脑袋撞墙、哭、拿手掐喉咙……她不止一次想要打开窗户纵身一跃。

　　也有别的法子。

　　撸起袖子，朴朴两只手臂从手掌到肘部，分别布满了密密麻麻二三十道小刀划过后，比原来皮肤略厚一两分的新肉，如同一排蜿蜒而上的浅色荆棘。中间还有好几道，更长、口子更深，颜色也更偏红。

　　“划的时候，会觉得疼吗？”

　　“不疼。”她摇摇头，笑了。“看到血，很解压”。

　　那些过不去的深夜里，住院时认识的病友给她发消息，让她试试其他的办法，比如可以划纸，扔毛绒玩具，抠墙。“他们还劝我别那么想（自杀），有（症状）比你轻的，也有比你重的。你一定会慢慢变好。”听到这些善意的劝慰，朴朴会停下来。“我其实也不太相信他们说的。可是一想到父母好不容易把我生下来养大，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你还是觉得，患上精神疾病全是自己的问题吗？”我再一次问她。

　　“嗯……是我没调节好心态吧。我以前挺自卑的。不喜欢自己的皮肤这么黑，原来学校的同学叫我‘黑妹’，我不开心，也在心里藏着。”她抬起头，眼角舒展开：“可我现在乐观了。我不觉得黑有什么问题。而且我妈说，现在医美的手段也很多，我如果愿意，长大也可以做美白。”

　　一年前，朴朴被送来“丑小鸭”，“很不爱笑，没法融入集体。”“发作”时，她全身发抖，揪自己头发，得两个人才能拉住她。

　　詹大年和李桂红都表示，对于孩子们的划手、“自伤”，大人需要引起重视，但不必过于惊吓。“有的是寻求刺激，有的是下意识，有的是情绪的释放。他们可能希望你看到。你要做的，就是给他们足够的理解和保护。”

　　对于各种躯体症状和应激反应，李桂红用笔记本记载了她从业十多年的心得，还有从“丑小鸭”特聘心理顾问、台湾脑科学专家刘芷佑那里学来的一些做法：对待手抖脚抖的孩子，先轻轻抚摸他们的背部；像有撞墙这种激烈行为的，可以给他们送上电解质水，抚摸身体其他的部位。待孩子稍微安静下来，她还教过学生“平甩功”：半蹲着，两手缓缓上下甩动。有时她也会给孩子们吃点柠檬片，“我说吃了这个会很快好，心理暗示也能起到作用。”

　　课间时分和下午课后，学生们总会三三两两地进到一楼最左侧的这间心理室。沙发和垫子上的大毛熊，他们随手抱着；有的会和“老李”聊上几句——这是他们对李桂红的爱称；有的在小隔间里画上半小时的曼陀罗（心理学家荣格发明的一种绘画疗法）。“老李，怎么我的画没挂上去？”一个孩子半撒娇半嗔怪。

▲丑小鸭中学的心理室内，李桂红老师 （中） 为学生做沙盘心理治疗，也有学生在此静坐、放松

　　“那你画一个更好玩一点的好不好？回头我会考虑挂的哦。”李桂红偷偷跟我讲，问话这孩子是美术特长生。“我得给其他孩子多一点机会。”我突然想起，第一天去参观女生宿舍时，有几个在上铺蜷着腿仰头画彩绘的姑娘，其中一个便是朴朴。在“丑小鸭”，所有的绿化、内外装饰，都由学生按照意愿自主完成。

　　而这间色彩温馨的心理室，似乎没人把它当成治疗场所，它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情绪流动的中转站、聊天室、茶水间。“他们愿意来这儿，不为什么特别的目的，放松了，脑子清理了一下，就挺好。”李桂红说。遇到像朴朴这样需要特别做方案处理的孩子，如果愿意聊，她和同事杨昊明会做好分工；如果不愿意，首先能做的依然是：给出时间，等待。

　　“只有孩子情绪比较激烈，有几个人同时‘发作’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她笑笑，“但也有其他老师可以轮流处理，不怕。”

　　“整个世界病态，我也是”

　　在李桂红看来，朴朴的“躯体症状”虽重，她本身却是个很纯良、对他人敞开和友好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吃太多药片，她应该状态会挺好。现在恢复得也不错。”

　　而有的孩子刚来时，说话怼天怼地，“认为一切都是他人的错。他们往往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排斥和孤立，会倾向于回避社交。”这类学生里，有的可能已经构建或正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一套行为逻辑。他们像悬崖上的大石，闪现光芒，却也容易跌坠，需要崖边大树的扶持。

　　田榄便是其中的一位。

　　听说我想在军训课上和他聊，慢吞吞拖着步子的田榄眼睛亮了一下：“YES！”后来我知道，只要是不用上课，他都会偷着乐。

▲上午11点半，丑小鸭中学的学生在上体育课。每天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拥有3个小时左右的户外运动时间

　　进入一楼大会议室，只剩下我们俩，田榄毫不拘束地以近乎“葛优躺”的姿势坐下。遇到很多问题，他都会停上五六秒，才缓缓吐出他的回答。

　　当话题涉及情绪和“抑郁”，他有点大梦初醒似的，“那你找我干嘛呀——” 我正以为谈话要陷入僵局，他却又说：“这个，要一直往前回溯，回溯……你别看我才14岁，它已经贯穿了我短短的一生。”

　　田榄生长在江南的某个省会城市。来“丑小鸭”前一两年，他曾辍学6个月，闷在家中没有出过家门一步。刷视频、看小说，最长的一次，连着五十多个小时没睡。本来140斤的他，因为一两天才吃一顿，瘦了几十斤。“没营养嘛，连指甲都一个月才剪一次。”

　　不明就里的，那时他拒绝听到任何声音，一听到声音就爆发，还不让爸爸在家住。“直接把他轰走。都说‘百善孝为先’，我竟然打我父母。压不住。打完了我妈哭，我和她一起哭。”

　　心理医生也找过，上门来看诊。田榄心里一个也没接受。“他们问的问题都特无聊，从他们身上没看出任何可信的点。”

　　昼夜颠倒，了无生趣。彼时田榄的想法只剩下“在家混到18岁，死了算了”。

　　在那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他好几次。他蹙着眉陷入回忆，“我也说不清。”从幼年到初中的时光，在记忆拼图里，满是裂缝。对过往的描述里，夹杂着认可、怨愤、反思，和更多的迷惑。

　　田榄的爸爸是国企中层干部，妈妈全职照料他。和他们的关系谈不上多差，也谈不上多好。10岁上下，钢琴老师因为他练琴出错，骂得很凶，“还把牛奶摔出去”，他考完钢琴十级，“再也不想碰这东西。”

　　刚念初一，他在省城一所颇有名气的外国语学校，同学们好像都比自己厉害。“当时全年级就9个班，我在2109班。但他们说我是10班的。大家都玩得起来，除了我。我怀疑我脑子神经有问题，为什么别人可以社交，我不行？”

　　田榄渴望有一个朋友，结果却为零。后来他不想再做作业。“我妈说你爱做不做。”他有一个月没去上学。人，彻底蔫儿了。

　　辍学半年后，他进入了当地一所军事化管理的“封闭学校”（特训学校）。“对，就是××书院那种。”

　　“管得严并不重要，我讨厌黑社会。”他强调。在田榄的形容里，那所学校很撮（二声，意为骗人），“教官、小混混都仗势欺人，想打什么打什么。男生班不把人当人。到处都有监控，就为了家长能看到。连集合的时候擦个鼻涕，都能被拉到楼梯间。”

　　刚到封闭学校时，因为在家“宅”得太久，肢体功能有点退化：手指没力，眼没法聚焦。军事课没上几节，他就听到膝盖那儿“咔”的两声，人栽倒在操场。

　　就这样过了五天，教官和同学都以为他是装的。“去村医院照片子，我是膝盖那儿骨折，医生给我照的小腿！”他一副“匪夷所思”的表情。复诊时去看医生，送医的车旁好些老师，却没有一个人帮他拉轮椅，推他上车。

　　“整个世界病态。我也是病态的。”他习惯性地撇嘴一笑。

　　怎么能在那样的环境里待了8个月？

　　“我后来也就学会了忍啊。刚来没多久，跟我爸诉苦，求他带我走。他也就笑笑。可你知道吗，在封闭学校待久了，我甚至觉得有点温馨！找到了一点家的感觉。”对这种心态，他自己都难以置信。

　　在封闭学校前后，他陆续在另外几所学校上过学。田榄惊诧于“不过一年多，怎么世界变得奇卷无比”：“有的学校恨不得小升初就把初中内容都学了。有的连上厕所时间都不够，搞不懂。考试前每一天都讲试卷。我妈不是告诉新学校的老师我曾经骨折过吗？封闭学校留下的手上这个冻疮脓包，过一年都没消。老师问，你不是骨折吗，都在家休息，你怎么还会有冻疮？”

　　这颗心，也并非死灰一片。田榄最想去学的是围棋。他最好的成绩是业余五段：不夸张地说，99%的普通人在围棋上已经不是他的对手。“六段就不用想了，得省市比赛前三。我想我是有点天赋的。但考上又有什么用呢？”

　　他喜欢刘慈欣，辍学期间用播客软件听完了《三体》，爱读《超新星纪元》等好多短篇。“你听说过《原神》 （一款开放世界角色扮演游戏）吗？别人都是打数字(战斗伤害值)，我是钻研里头的文化。我总是会幻想很多奇怪的东西，那些数据和我的想象，就形成了属于我的很多个不一样的世界……”

▲丑小鸭中学男生宿舍

　　歪着头的他，又一次陷入神游中。

　　所有人里，比他大五个月的表哥对他影响最深。舅舅、舅妈对表哥管得严，但新冠疫情期间，哥俩还是在老家的乡野里痛快了一把。

　　“老家房子大，后面有山。山头削一半，山崖上突出一块土坡，我们砍掉杂草，修了台阶，挖了很多坑洞，长了草以后，我们自己修个厕所，把它叫‘土地庙’，哈哈。那就是我们的‘百花园’。”聊天的两个小时里，他头一次咧开嘴。“后山有个很大的塘，我们用大网捕鱼，好多虾蟹。塘那边小路上去，有很多花草树木，好玩。”

　　但最近一次见到表哥，他眼中的对方“长很大了”，变了声，有些生疏，“不会一起玩了。”

　　李桂红觉得，田榄对人和世界的认知有偏狭之处，“但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孩子，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所以他会对环境有他自己的期待和要求。”

　　这也是为何，田榄会觉得，比其他地方已经好太多的“丑小鸭”，也会有他看不惯的“小团体”“以强欺弱”的情况。副校长向国跃和生活老师龙成通（“龙哥”）都不否认，个性顽劣、带着点江湖习气的孩子，在“丑小鸭”的确会有。“我们会观察、处理，也会让每个孩子正视自己的问题。”

　　“老李说我情感和情绪表达有问题。我也觉得自己有些迷迷糊糊的。正所谓，有过，才会更觉……宝贵？我形容不出来。”田榄长叹一口气。“反正我觉得我这辈子不值，希望重新来一遍。”

　　于海拔1800米，静待花开

　　像朴朴和田榄这样的孩子，在2023年10月中旬的丑小鸭中学，一共有七十多位。其中有些入学时有轻微或明显的抑郁表现，有些则已经被确诊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带着药物入学。也有些或与“抑郁”无关，却是令原来学校或家长头疼不已、难以管教的“问题学生”。

　　对这个标签化的词语，“丑小鸭”创始人詹大年并不领受。在他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他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各种障碍。“我甚至觉得，在ChatGPT的时代，这些所谓的‘问题孩子’更有创造性，更有希望。”

▲詹大年在学校

　　1981年，湖南益阳人詹大年从师范院校毕业，26岁那年成为了桃江县最年轻的校长。在他任内，那所原来仅有一百多名学生的乡村学校扩张为拥有一千多名学生的中型学校。

　　但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后，詹大年决定辞职。此后他来到云南，先后参与创办两所民办学校，直到2011年，和妻子杨柳芳及几位同道一起创立了丑小鸭中学，并将之作为余生志愿。

　　“我离开体制和勇气无关，关乎个人选择。”他一再强调。“我们的教育环境太注重‘择优赶差’，孩子一旦成绩不好便好像了无前途。教育的价值是发展人呀，怎么变成了淘汰人呢？我想给自己和那些不被重视与关爱的孩子们找一条生路。”

　　詹大年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益阳口音，他曾笑说“语音软件没法识别”。但就是这个脸如弥勒、肚腩微挺的男人，成了创新教育里一个拥有强大感召力的行动者。经年累月里，他趟出一条看似“偏门”、实则“渡人”、却又极难模仿的路。

　　在“丑小鸭”，学生一般入学时间短则5个月，最长两年多，会学习初一到初三的课程。詹大年希望，他们在这里学10个月左右，行为习惯能够回归正常，能正常处理好人际关系，然后就劝他们回原籍原校。“毕竟回到父母身边读书，要方便一些。它的任务首先不是让孩子考上高中，而是正常地生活，甚至活下来。”

　　建校那年，詹大年的好友、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汪叶菊给学校取名“丑小鸭”，很多人不能理解，有的新生也觉得“好土”，詹大年却如获至宝：“小鸭可能会被人吃掉，丑小鸭有一天一定能飞起来！”

　　所谓的“问题孩子”，很多都伴随着社交和心理的问题。但在最初一些年里，詹大年和同事们并未发觉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直到2021年，学校内部的一次心理测评，九十多名在校学生里，有71名被评定为“重度抑郁”。他开始认真地审视这一问题，并多次在私人公众号和其他场合发声。

　　“我想让更多人了解青少年抑郁，抑郁是可以治疗的。但我们更应该去了解孩子的心声。他们不应该被边缘化。”来宜良前，他在电话里郑重地告诉我。

　　出行前，我曾拜托他先分享几个抑郁学生的“案例”。他笑了笑，“讲谁合适呢？还是你来后随意和孩子们交谈吧。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书写百万字的小说。”

　　深秋的季节，从昆明出发不到一个小时车程后进入宜良县，沿南盘江逆流而上，经过一路的三角梅和灌木丛，鼻间开始弥漫着鸡鸭屎的“香味”和满村烧秸秆的烟气。岔路口立着一块“丑小鸭中学”的路牌指向目的地的方向。

　　丑小鸭的原址就坐落在宜良北古城镇，交通便利。但因校舍年久失修，两年多前，詹大年带领大家将学校迁到了海拔1800多米的新址。

　　步入教学楼，一层走廊的木质栏窗、书柜和满墙斜挂着的吉他映入眼帘。木头取自本地的杉树，木材不贵，却挺拔好看。“都是孩子们跟我们一起建造的。”詹大年介绍。窗外的樟树、天竺葵，窗台上的珊瑚樱、观音莲、绿公主、铂金蔓绿绒，一盆盆层层叠叠的绿，甚为喜人。

▲阳光下的书吧，大家最常驻足的空间。摆放的几架钢琴，课间和课后学生可自由弹奏

　　看似普通，却有着全中国多数学校望尘莫及的“优越”条件：年均2100多小时的日照。10月份的白天，背对太阳不过几分钟便觉微热。来此参观的江西吉安教师朱小毛没忍住，拿着三本书作枕头，直接躺在了操场的地上。“不躺都是一种浪费。一所有阳光的学校，才能真正温暖人心。”朱小毛慨叹。

　　早上的晨跑，上午40分钟的体育课，加上下午40分钟的军训课，“每天我们至少保证三个小时的户外运动，还不包括孩子们的自由活动时间。”詹大年自豪地说起，副校长杨柳芳接着介绍：“到冬天大中午的时候，孩子们经常就躺在这里（操场的防腐木舞台）看书聊天，可舒服了。学校会安排人把这些木板拖洗干净，方便他们‘躺平’。”

　　走廊上的钢琴，学生们下课可随意弹奏。教室集中在二层，一共只有七、八、九年级共三间，每间都很开阔：前半部分是课堂，后半部被书架做成的玄关隔开，只放了一两排桌子，供学生讨论、活动。

　　除了校长夫妇、创校不久便来的向国跃、李桂红和“龙哥”，老师们都很年轻，好几次我都把老师错当成了学生交谈。“在这儿看不到多少老师的痕迹。没有校服，也没有制服。”詹大年说。

　　但教室墙面上用水笔书写的课表上，却活脱脱全是“老师”的存在：娟娟、波波、自富——教授者的昵称取代了课程名。黑板也被几乎整面墙的白板代替，顺滑，超大。

　　“丑小鸭”倡导全科教学。这里的文化课只有三门：文科、理科和英语。文科老师负责语文、历史、政治三科教学；理科老师负责数理化三科。“大多数来的孩子，就是自信被伤害，关系被破坏，甚至人格被解体。如果科目老师一周只有一两节课的时间和学生接触，一个学期下来都没法熟悉学生，很难有我们期待的那种生命交融。只有尽可能多地接触孩子，才能够建立教育应有的‘关系’。”詹大年解释。

　　初二的语文课上，有同学提问，“娟娟，今天我们能开‘小火车‘吗？”

　　“可以啊！”接下来，学生们一个个次第起立，如多米诺一般，每人朗读完一句刚学过的古文《与朱元思书》便自行翻译，下一个亦复如是——这是大家乐此不疲的游戏。

　　“嘿，你怎么抢断别人车厢？”娟娟嗤的一笑，却并无责怪。

　　“那个谁，你今天刚到是吧？”她对一位坐在最后排、有些扭捏的新生讲，“我们有‘新生保护期’，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期待你后面的表现哦。”

　　在“丑小鸭”，学生几乎每节文化课都会用平板电脑查资料，接着再交还老师；下课后，可以用教室的触摸屏欣赏音乐、看看短视频；一周还有一两天晚上有自由上网的“福利”——当然，还是平板。手机，除非请假回家探亲，平时严禁使用。

　　“网瘾大，不用手机受不了？”似乎没人这么觉得。每天下午两节文化课后，学生除了参加军训，还有两节兴趣课和社团活动：吉他、舞蹈、声乐、篮球。不用固定，想上哪个都可以。实在没有感兴趣的，打牌、弹琴、看书，和人聊天，打打沙袋，在操场遛弯儿，都行。

　　每个月的3日、13日和23日，是村里的“街天”（赶集日）。生活老师会带着学生走出校门，出去赶集。“什么豆浆油条，米饼、苦荞饼、葱油饼，饼干山楂卷，酸辣凤爪，百香果味道的，什么好吃的都有。”初二女生季果儿跟我描述着，馋虫仿佛已顺着嘴边冒了出来。“有时周末，老师还会带我们去县城泡温泉，吃烧烤、火锅，还有露营。可好玩呢。”

▲午间就餐的学生

　　好关系的营造

　　“教育是急不得的。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这是詹大年在教育圈里最广为人知的一句“箴言”。

　　一位曾就读于“丑小鸭”的学生这么形容他心目中的“詹式治校”：“我看你也没有什么别的招数呀，就是对那些容易惹祸的学生，先不惹他们；然后呢，让他们吃好喝好玩好，就行了。”

　　詹大年朗声大笑，“你看得很准啊。就是这样。”

　　以前，每每听到詹大年强调“理解”、“信任”、“关系就是一切”，讲求“科学管理”的教育专家李镇西总觉得“太玄乎”，现在他越来越明白了詹大年。“教育不能仅仅规范行为，更应该关注心灵。‘丑小鸭’是把孩子当人，着眼于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精神自由。”

　　在成人眼中“有问题”的孩子，也会成为彼此心灵的照护者。

　　在“丑小鸭”，除了行政班和宿舍的生活班，每位新生还会被分配一名学长“师傅”，帮他们熟悉校园生活，克服生活中的负面情绪。有的孩子刚来时不吃饭、不洗漱、不洗衣服，说什么都不听。“师傅”会带他们到心理室，但老李小杨并不一定立马介入，而是由学长陪其玩游戏，“有的学生是游戏高手，有的老师打游戏也很厉害，我们就给他介绍，他们可以聊很久。喜欢追番的，喜欢二次元和漫画的，喜欢唱歌、玩乐器的，都会慢慢凑到一起……”

　　“丑小鸭”一度最红火的学生社团是心理社。2014年8月3日，云南昭通发生地震。震后第二天，詹大年带领几个孩子驱车三百余公里，把救灾物资送到受灾村民手中。但他发现，灾区儿童的心理亟需干预和辅导，这恰恰是“丑小鸭”学生们可以着力的地方。很快，对心理辅导完全陌生的学生们查阅地震资料，请教心理老师：怎样帮助灾区哭泣和绝望的孩子？第二次进灾区，一群不到15岁的半大孩子，被一群更小的孩子唤作“老师”，一起做游戏，聊家常，带给了他们难得的欢笑。“对我们的孩子，这也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詹大年甚是欣慰。

▲2023年10月，丑小鸭中学的一节心理课，学生在就“青春萌动”话题发表看法

　　采访中，几位师生都向我提起一个叫罗亭的“学霸”男孩。“有国外生活经历，家境好，人也帅，可一点都不显摆。”来丑小鸭之前，罗亭先后就读于上海一所国际学校和公立学校，因为对学校教学的不适应和疫情长期居家，最后干脆不去学校。每天大门不出，一言不发，把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爷爷给愁坏了。

　　到了千里之外的“丑小鸭”，他觉出这学校“挺不一样”，却也没有“一见倾心”。头一两个月，罗亭到哪儿都埋头做题，不与任何人说话。

　　不知从哪天开始，他弹起走廊里那架珠江钢琴，像变了个人。“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过半年，已经荒了四五年，相当于从头开始自学。”他不求速成，一首《卡农》和《花之舞》，照着搜到的曲谱来回弹上一学期，同学不时凑过来听，他也安然继续。“那种愉悦，很难用言语表达。”

　　后来，罗亭和趣味相投的之寒、嘉渝成了死党。他们会凑在一起谈论中美贸易、俄乌冲突。初三下学期，几个人成立了学习小组，纷纷利用宝贵的“军训课免修”时间自习备考。“在‘丑小鸭’，我还喜欢上了跑步。”罗亭微笑着说。“之寒原本体重超过100公斤，跑步以后，他瘦了40公斤，成了学校的传奇！”之寒的“励志跑”把罗亭也带成了跑步达人。学校的跑道接近125米一圈，他们每天跑上40圈，几乎“雷打不动”。

　　季果儿是个大大咧咧、“外粗内细”的女生。聊天时，她时不时地将视线转开，最后终于指着篮球架边一个人影，“小邓老师，我有个闺蜜在那边，她也好想和你聊聊。”于是，我和季果儿、她的闺蜜何蔓，手挽着手绕着操场走了一圈又一圈。

　　季果儿说，何蔓有阵儿爱哭，她也不问那么多，就逗她笑。“我跟她说，你哭起来可丑。她说你真讨厌。哈哈，这招儿管用。”季果儿笑得没心没肺。

　　“那对有些不爱说话的同学呢？”

　　“我们都在一个生活班，住在一个屋檐下，再不爱说话的人，久了都会说些各自的小秘密。你要是天天跟她念叨，她自然会来找你。”

　　她掰着指头和我说起同学的好：晓星老大方，不记仇；景雯喜欢看书、弹钢琴；何蔓开朗，性格好……

　　“你刚说她爱哭？”

　　“嘿，她一看到我哭，又把自己眼泪憋回去，把我安慰好。”

　　我们乐成一团。她却严肃起来：“其实像我们这么大的人都好面子，不希望显得弱，希望自己强。那得让他们（同学）慢慢接受这个世界。”

▲学生在用画笔装饰女生宿舍

　　看起来做事积极、待人周到、能指出他人问题的季果儿，在老师们眼中也会出言不逊，容易失去表达的边界。向国跃说，青春期的孩子常会表现出刺猬的特征。“丑小鸭”的学生在原来学校和家庭里个人意志可能被强压着，到了这里就会反应出来。从2011年便加入学校的李桂红，原来也觉得孩子们“不守规矩”，总会用一些类似恶作剧的方式宣告他们的存在。“詹校说，对孩子们要用放大镜看优点、老花镜看缺点。于是我也学会了欣赏他们。”

　　“在‘丑小鸭’，爱说话就让你接待新同学，会钢琴就尽可能地给机会弹；文章写得好会被张贴。我们有位C诗人，写了一篇关于爱情，一篇谈人生的，大家都可崇拜他了……不管是文艺演出还是演讲比赛，学校要求每个人都得上场，打酱油也要上台，演成什么样都给你鼓掌呵呵。”季果儿的话像袋子打开口的豆子，倾泻而出。

　　“对，还有小英。”从警校毕业的生活老师龙金英刚满二十，一头长发挡不住浑身的英气。采访那几天，她不是在拾掇买来的盆栽，就是拿着锯子锯木条、垒花架。“小英太厉害了。生病帮你配药，装修、刷墙，火把节跳傣族舞，全能！她对情绪爆发的孩子很有一套，会让你出去走走。等冷静下来，再和你聊。”季果儿与何蔓心目中的小英，俨然已是女生们共同的“偶像”。

　　“把他们送到丑老鸭”

　　但能干如小英、向国跃，也有不太使得上劲的时候。

　　“像朴朴和田榄，他们的父母虽然也和他们发生过争执，但总体还是能平复下来，接受孩子当下的状态，与学校配合。”向国跃指出，最难办的是，有的家长把孩子送过来，是希望“你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只关心成绩，不关心背后是什么”；或者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很难沟通；更有甚者，对孩子几乎不闻不问。

　　“孩子心里缺爱，父母却很少回应，甚至带给他们一次次的伤害。于是亲子之间彼此伤害。有的孩子还会被迫卷入成年人的关系之中，学会了暴力、疏离和冷漠。”李桂红说。

　　有感于亲情教育的重要，詹大年从办学不久便开设了家长课堂。他的私人公号长年以一天两条消息的频率持续传播教育理念。许多家长在孩子抑郁、厌学、和父母停止交流后，从詹大年的公号上获得精神力量。有的，则直接将孩子送来这里。但转变却非朝夕之功。

　　大脸庞、眸子明亮的何蔓，生长在中越边境的H城。她对童年印象最深的画面便是，爸爸骑着摩托车带她上学，妈妈晚上忙于美容院的生意，白天在睡觉。

　　四年级转学到Q城，爸爸没时间照看她，便找了她原来的数学老师，花钱请她跨城过来做“保姆+辅导老师”。

　　从六年级到初二，何蔓辗转换了五六次学校。“当时我当啦啦操副队长，跑步也跑第一。高年级的男生加我微信和QQ，同年级女生看我不爽，骂我绿茶。初二的学生威胁我交保护费，我只好拼命往后门跑，痞子挺多。老师说我学习不好，不让其他人跟我玩。”

　　她在墙角抽烟，被人举报。“其实大家都抽，但他们只说我。”

　　她和爸爸哭诉，没用。“没好好听我说。”

　　“妈妈呢？”

　　“妈妈连我初一下学期学校在哪里、住哪里都不知道。”

　　她吞过二十来颗布洛芬，都是感冒时去学校医务室一点点存下的。“跳楼也不行，都围着栏杆，没条件。就吃药了。活着真的没意义。妈妈跟老师说我鬼迷眼，故意吓他们。”

　　她再次从学校逃开。到底被爸妈逮住，在H城老家的地下车库关了一个晚上。“用铁丝打我，扇我，掐我脖子，拉着我洗文身。”

　　她又回到Q城。去手机店上班，又被爸妈带回。“他们只想抓我回去。我太多太多的人生，他们都没有参与。我只想逃脱。”

　　说到这儿，有个请了几天假的女生回到学校，何蔓看着大门口，露出一丝开心：“我们好多同学休假回来，常常带一大袋话梅薯片果冻、披萨给我们吃。有的会给生活班每个人都带杯奶茶，可美咯。”

　　在“丑小鸭”，娟娟让她当班长；杨校让她接待来访客人；小英会安慰她，好好听她说话。刚来这里不久就赶上了夏令营，“从早到晚我们都在操场聊天，天黑了一起看电影、吃烧烤……”她原以为，到“丑小鸭”以后第一次给父母打电话自己会哭，结果竟然全程欢笑。“我本来对前男友很执着，老李说，我其实对恋爱一窍不通。哈哈。不过我真的知道了，外面虚虚渺渺，我现在学会看人了。”

　　因为课程落下太多，15岁的她在“丑小鸭”重修初二。她不着急，慢慢地体恤起总是对她“恨铁不成钢”的爸爸。

　　爷爷奶奶老家不在云南，过来几十年，在镇上还是不受待见。五十开外的爸爸，早年在Q城做会计，在何蔓眼里其实是家族中最懂事的一个。

　　“他是家里最正经做事的，可小时候吃到一块糖都奢侈。他恨家里人，觉得不公平，什么烂摊子都是他去擦屁股。所以他希望我有出息，能留在身边。”

　　来“丑小鸭”前，何蔓曾去昆明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你们两代人之间隔阂太深。反正我好多事情，爸妈不问，我也不说。有时候我调皮，就是想故意气他们一下。”她顿了顿，语气柔和下来：“我爸有糖尿病，我现在不会再故意气他了。”

　　小野的故事里，则几乎只有她和母亲。

　　“今天是我来到丑小鸭的第136天。”刚坐下，她清晰地说出这个日子。每过一天，她都会在日历上划掉一杠——“感觉又离回家近了一天。”

　　和另外几个女生迫不及待的分享欲不同，小野的眼神和嘴角都带着一分打量。她擅长美术，最近学校的“班级文化”，从楼梯间到宿舍墙壁再到走廊的装饰画，她全有贡献；唱歌、跳舞，样样拿得出手。但好像这些还不够满足她的渴望。

　　“她经常自伤，拿尺子、石头，中性笔掰断，什么都用。手和腿抓得跟鱼鳞似的。”李桂红说，朴朴的自残更多是一种情绪宣泄，小野的行为里还多了一份“求得关注”的意图。

　　在小野的描述里，妈妈会觉得离婚是因为女儿的缘故，“所以老带着私人情绪怨怼我。”从很小起，妈妈越是不许她干什么，她就越来越想做。一吵架，两人总是拿出恶毒的语言互相指责，“她说我有妄想症。我说你也去看看，肯定你有问题。”

　　小野曾经很爱给妈妈写信，写微信，或者手写几百字的信，再拍照发给“老李”。“其实是希望我转发给她妈妈。有的外省的父母可能来三四次了，她觉得妈妈怎么老不来。不来就是不爱我。要立刻实现才是爱我。”

　　“等我们长大了，要把那些叛逆的家长送到一间叫‘丑老鸭’的学校去，或者叫‘丑小鸡’，哈哈！”说起和同学瞎聊时的提议，小野耸肩大笑。

　　可妈妈知道她想买“洛丽塔”服饰，爱看漫展，都会全力支持。“我不是个合格的女儿……对不起我妈。”小野眼眶有点泛红。她希望自己早点独立，能挣钱，“出去了给我妈打钱。”

　　“亲爸？没见过，因为我是女孩就不要我了。他现在想见我？没可能。”

　　关于“丑小鸭”，她来之前查过这地方，学校名字怪怪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她喃喃念起引自教育家朱永新的这句“丑小鸭”校训，“能实现吗？”

　　她拒绝上到初三毕业，希望早点离开，因为外头有好多好玩的等着她。在老家，她小学四五年级就跑去KTV，“那些加微信的姐姐都好漂亮。”她们称赞她“会唱歌跳舞，化妆也好，不会惹事”，还有大人教她“不要太在乎别人看法”这样的人生道理，她都觉得可长见识、可快活了。

　　她希望老李和妈妈沟通，让她回去。但妈妈不放心，“在宜良能够切断她和老家的社会关系。”李桂红说，她曾婉转地提醒小野，社会上的人讲义气，但小恩小惠后面很可能有对未成年人的利用。“这些道理她暂时还不太能听进去，但我们总得要一点一点和她讲。”

▲教学楼走廊墙壁上，学生们的自画像

　　新的教育哲学

　　怀揣着更多个朴朴和小野的故事，我暂别待了三天的“丑小鸭”，前往昆明。关于青少年抑郁，各种专题讨论早已屡见不鲜，但10月21-22日在昆明举办的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的热度还是超出了主办方的预料。踊跃发言者，从写纸条、抢话筒，到有人直接冲到大舞台边，要“带着冒犯”地直抒胸臆。

　　一位詹大年的读者表示，自己从小学习顺利，一直就读本地最好的学校，但从来不快乐也没有成就感，三十好几还在迷茫；几位老师和家长带着孩子遇到的校园霸凌、心理疾病问题现场求助；还有几位来自不同学校的老师提出，想要去关怀学生，却势单力薄，“我们也是问题老师，谁来帮助我们？！”

　　“既说明大家有巨大的表达欲和想要解决问题的热忱，也说明，无论是教育工作者还是孩子家长，很多人本身也都存在着心理问题需要被看到，被疏导。”一位与会嘉宾感叹。

　　2021年6月修订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机制。

　　但在论坛内外，大家讨论更多的，是那些引发抑郁或者因抑郁导致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著名教育专家冯恩洪指出，构筑青少年心理安全教育防线所面对的，是当今社会在教育问题上的全体性迷失。

▲2023年10月21日，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讲座现场

　　陈瑜是家庭教育平台“少年大不同”创始人，曾深度访谈过上百个抑郁、厌学、挣扎绝望的中小学生。今年找她当面和电话咨询的学生里，数量激增的是高一新生。

　　“有的孩子上高一第一天，做作业到夜里11点。老师说，你都上高中了，还指望睡好觉吗？有北京‘六小强’（海淀名校）的学生问我，我为什么需要学到滴水不漏、一字不差的程度？这是很多孩子的困惑。”

　　有学生告诉陈瑜，开学第一天，学校里做如是动员：“拥有成绩，就拥有一切。坐在你身边的同学，都是中考考场的敌人。”她遇到一位深圳名校的女生，凌晨4点起来读书，渐渐地例假也不来了。她问女孩，“一切都要为分数让道吗？成绩比身体还重要吗？”

　　“女孩说，是的。‘这样也好，我再不用担心考试撞上生理期了。’还有辽宁一位排名年级第一的孩子觉得自己‘像窃取了皇帝桂冠的窃贼’，好像坐在高台上，一阵风吹来，就会倒掉。”陈瑜总结，这一代的孩子，厌学更早，休学更长，复学更难。

　　“如果孩子视力下降、睡眠不足、体质羸弱、心理畸形，乃至生命夭折，所有教育的辉煌成就都毫无意义！”李镇西在他的演讲中疾呼。

　　当学生有抑郁倾向或被确诊，会遭遇截然不同的境遇。

　　陈瑜访谈过的一个孩子，确诊抑郁症之后被同学排挤，课桌里塞满了垃圾和矿泉水瓶。后来新的班主任约她出来在咖啡馆聊，复学的时候，她牵着小姑娘的手走进学校，到班级门口的时候，全班同学鼓掌欢迎她，孩子心理发生了剧变。

　　但在江浙某地，有学校给临近高三的学生做了心理测评和评估，“校方对其中一些孩子说，你目前的情绪状态没有办法适应学校接下来的学业。就把他们退学了。很多抑郁症的孩子也会说，我回到家里以后就没有任何的老师和学生来联系我。他觉得我从此被这个组织抛弃了。”

　　解决之道在哪里？

　　教育家杨东平的回答是，教育部门不断推出“减负”新政，然而如何摆脱教育方针与教育现实长期两张皮、素质教育缺乏生命力的状态？答案只有一个：中国需要新的教育哲学，要从头做起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他进一步提出：要从源头上减少课程教学时数，降低教学浓度、考试难度，推行小学的全科教师模式，改善教育生态；取消重点学校，试点学科分层，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减少因教育分流制度而造成的贴标签或受歧视的现象。

　　“当你把孩子当作一个人来尊重，跟他相处，你就会得到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如果你把孩子当作学习机器，那你得到的就是一个物件。”杨东平的掷地有声和詹大年的朴素语言都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

▲丑小鸭中学公共空间里的书籍，学生可自由阅读，喜欢的书也可带走  图/受访者提供

　　来丑小鸭中学参观和阅读詹大年公号的读者感受到，“问题孩子”在这里找回了自己，也认识了生活，他们可以重新起航。“那么，一所普通学校能办成‘丑小鸭’吗？假如对正常的孩子也是以这种方式教育会怎样？”

　　然而詹大年一直强调，丑小鸭中学是一种预防型的学校，是为不适应传统教育体制的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方式，而非提供一种解困的方法论。“我们今天碰到的所有教育症结，都不是一个论坛能改变的。但它能提供一种思考：我们的教学，我们的家庭教育，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这就是这些探讨和发声能起到的作用。”

　　在人前似乎“难不倒”的詹大年，坦承他面对抑郁和其他表现的孩子常有束手无策的时刻。曾经有一个父母分开的混血女生，一根脚趾被自己用皮筋缠到坏死，来了“丑小鸭”又想缠另一根。来了好几个月依然头也不抬，进展缓慢。“这孩子后来我们只好劝退了，因为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需要医疗机构的干预。”詹大年的语调里有一种少见的失落与无力。

　　我问陈瑜，假如学校环境很难改变，有的父母又像嘉宾们说的“冥顽不灵”，她会给访谈的那些孩子怎样的建议？

　　“我期待国内的职高和技术学校现状有所转变，让有一技之长的普通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一个孩子但凡有那么一点闪光的部分，他就不会全然否定自己。”

　　一个泉州的妈妈曾向她求助：儿子智商略有缺陷，她很希望孩子能跟上同学学习的节奏，但孩子已经开始厌学。陈瑜了解到男孩非常喜欢饲养宠物，“我说你跟着我想象一下，在你们生活的这条街上有爸爸开的海鲜店，有你开的影楼，有你孩子开的花鸟鱼虫店，不是很美好吗？她说陈老师，以前别人都劝我也要‘卷’，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很开心了。”

　　“在当下，看懂孩子和时代尤为重要。每个孩子都自带粮草和地图。我们要为孩子全面托底，不要让他们举目四望，寂寥无人。”陈瑜打着比方。“一位理解你的补课老师，一个值得信任的男朋友/女朋友，都可以是支点。”如果身边就是没有托底的人，我会告诉他们，挺一挺，18岁以后你就有机会疗愈自己，要成为自己滋养自己的人。”

　　结束在“丑小鸭”的采访前，朴朴告诉我，她希望回到那所“高质量严管控”的中学参加中考，因为姑父开出租车，刚念初一的堂弟要一边做作业、一边带两岁的小弟弟，还要给姑父做饭，如果她长大有份好工作，“可以让堂弟不那么辛苦”；何蔓说，以前老和爸爸吵架，现在隔几天会念叨，爸爸怎么不发消息；一直在自学日语、过了N2的小野长大想当插画师，“妈妈支持我去日本留学”；季果儿的妈妈则希望她能上警校，“可我想当幼师，教小朋友。詹校也觉得我可以哈。”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发自云南昆明、宜良

　　图 / 翁洹

　　（参考资料：詹大年私人公号，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嘉宾发言。文中学生名字皆为化名。实习记者杨宇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