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5日，重庆市梁平区福禄镇中心小学紫龙教学点，六年级学生陶涛（右）在课间和老师打乒乓球。这所学校只有一名学生和两名老师，在陶涛毕业后停办。 图/视觉中国

　　富余小学教师何处去？

　　“迟早的事”

　　2025年9月的一个工作日，当新同事无意间聊起明天就是周三时，廖兴感慨了一句，“怎么就周三了！”此时，她调到事业单位上班刚一个月，如果换作以前，“我第一反应绝对是：‘怎么才周三！’”

　　廖兴曾是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的小学教师。对她来说，教师编和事业编带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虽然还在适应后者“收发文件搞接待”的日常，但至少在短期内，她不必再为迟早要到来的事而提心吊胆了。

　　那件“迟早的事”，其实就是转岗。2025年7月，茶陵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茶陵县教育局联合发布面向富余教师公开选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告，一口气放出了91个岗位，选调对象为全县小学学段非师范类专业在编在岗教师。

　　此番动作源自茶陵县对自身处境的评估。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年末，茶陵县普通小学在校生人数约为3.33万人，较2023年同期的3.78万人下降逾4500人，降幅为近四年之最。

　　廖兴所在的学校位于城区，在当地口碑不错。过去这些年，生源问题并不是她首要操心的，可是不妙的风声终究还是传到了她耳边：“明年（2026年秋季学期）预计只能招到6个班（一年级新生）。”

　　“（一年级新生）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度开到了12个班。”廖兴是2018年考进这所学校的，在她的印象中，这七年间，各年级常年保有10个班左右，每班能容纳五十多个孩子。按照预估的数字，新生数量相当于至少要减少五分之二。她还听说，当地部分城郊小学的情况更为糟糕，“有的一个班可能都招不满。”

　　从全国来看，据教育部数据，2024年，全国小学招生1616.63万人，比2023年减少261.25万人。

　　小学生数量的锐减，叠加突如其来的转岗信息，打破了这座县城的教师们暑假的平静。

　　廖兴清楚，自己只是暂时的“幸存者”。她觉得，与其接下来每一年都担心被迫转岗，不如现在就把主动权捏在自己手里，“事业编也就这么多，真到了那一天，轮到我的还有什么好岗位？”权衡之后，她和比自己年长几岁、同为小学教师的邻居都报了名。

　　作为一名艺术生，廖兴自嘲“笔试很渣”，之前28年的人生中，她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考试，“基本都是靠面试逆袭的”。这一次，她是当地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竞争还不算激烈，她最终成功转岗。她们学校一起报考转岗的教师中，只有一人没有上岸。

2025年12月27日，广西梧州，应届毕业生在教师专场招聘会上了解用人单位和招聘岗位信息  图/视觉中国

　　寻找确定性

　　同样是2025年暑假，夏尔在学校工作群里看到了类似的选调通知。政策所对准的，正是像她这样45岁以下的在编教师。不同于社交平台上的焦虑情绪，在夏尔看来，这次机会于她而言更像是“上天的厚待”。

　　如此“厚待”，也不是夏尔头一回碰上。她来自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2020年大学毕业时，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下，很多人感慨“找到一份工作似乎成了一门玄学”——这一年，和夏尔一同阔别大学校园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多达874万人。为了“稳就业”“保就业”，人社部、教育部等部门针对教师等职业出台“先上岗，再考证”的政策，各地也开拓了更多政策性岗位。夏尔先回到家乡，在一家事业单位实习了半年，后来在父母的劝说下，参加了当年12月县里组织的教师招聘考试，并于2021年3月正式分配到某乡镇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任教。

　　从教四年多，她始终担任班主任，起初负责六年级的英语教学，后来因初中部缺人手，学校了解到她本科攻读理工科专业，便将她调整至初中部教数学。最忙碌的时期，她曾同时肩负五个职务。

　　在乡镇学校，学生中有不少留守儿童，又处在青春期，爷爷奶奶往往管不住，原本属于家庭教育的责任最后就甩给了学校。夏尔不得不付出更多精力，“平均每个月都要家访8到10个学生，每周至少两天陪着学生们晚自习。”待她返回县城家中，往往已是深夜。有时到了晚上11点，她仍在处理学生的突发情况。

　　如此循环中，夏尔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向往的是一种更具确定性的生活：“准时上下班，偶尔加班也可以接受；事情多少都没关系，只要做好自己的这一部分，不需要依靠他人或有其他不可控因素。”

　　2025年6月，夏尔送走了自己教的第一届初中生毕业。她感触最深的是，“教书相对来说是最简单、最轻松的。”至于其他事情，虽然自认为已经做得足够多了，但对结果的改变却无能为力，其中就包括学生数量的逐渐减少。

　　实际上，从2025年上半年开始，夏尔就察觉到了一丝端倪。在每月的例会上，校长习惯性会提到，“现在出生率这么低，教师数量又这么庞大，我们生存情况比较严峻……（大意）。”

　　虽然这是一句鞭策年轻教师的话，语气不算严肃，但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办公室的氛围。比如，“在编教师转岗后勤岗位”就不再只是谈话时的调侃了。她们学校已有几个年龄较大的高级教师转岗至食堂工作了，其中夏尔认识的就有三位。

　　对于在编的夏尔来说，“最担心的不是丢工作”，而是随着今后竞争的加剧，“部分教师可能会被边缘化。”有时候，一些同事跟她开玩笑，“如果没评上副高，你都炒不了菜。”

　　随着教师职业“铁饭碗”的天平渐渐被打破，夏尔也想换一种“工作模式”。这个念头从两年前就开始萌生了，看到校领导转发的选调考试通知后，她觉得机会来了，二话不说就报了名。

　　取舍

　　相较于茶陵县，新田县在选聘对象的范围上步子迈得更开，对教学学段不作限制，甚至尚未取得教资证书的教师也可以参与部分岗位的选聘。

　　在新田县，这种选聘做法还是头一回，就是放在整个永州市，此前都没有先例。按照官方口径，此次选聘旨在“解决新田县教育系统教师富余问题，促进教师队伍有序流动”。

　　2025年9月，夏尔在新田县人社局公示的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次选调最终只录用了45人，未完成的54个计划名额将予以取消。夏尔分析，由于是根据笔试成绩排名自主择岗，部分教师可能因为考得不太靠前，最初的目标单位被其他人选走了，“他们就放弃了转岗。”

2025年4月16日，湖南永州新田县洞心中心小学，学生在大课间进行折转跑游戏 图/视觉中国

　　抛开成绩高低因素，对于很多教师而言，“转与不转”仍然是个需要反复权衡的问题。据夏尔观察，职称、工资和寒暑假是核心考量因素。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多位小学教师发现，转岗后，他们的工资相较于在学校时有一定的波动，但变化幅度尚处于可接受的范围。

　　来自湖南省资兴市的乡村教师周雯雯，2025年转岗到了某个市直事业单位。她算了一笔账：之前当教师时，每月额外有五百多元的乡镇补贴和200元的人才津贴；转岗之后，每月到手的钱总体少了10%。

　　城乡、工龄乃至职级的不同，都会让教师对收入变化的感受存在差异。廖兴说，因为城区学生基数更大，课后服务费占收入的大头，转岗之后，她一年的收入大概要减少2.5万元。

　　不过，这笔账也要取决于以什么角度去算。廖兴觉得，之前在城区任教时工作强度比较大。她下班回家后经常还在处理学生的事，不是谁的橡皮、铅笔丢了，就是谁弄坏谁的雨伞。她形容那段经历，“（经常要）像包青天一样断案。” 

　　现在，她只需做好份内的事。更具吸引力的是，可以自由安排工作节奏，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因担心教学进度落后于其他班级而紧绷。

　　还有人担心新环境的适应问题。就在报名的最后一天，夏尔接到了一位同事的电话，“新单位的事情会不会更加复杂？”一番纠结之后，这位教师后来还是选择了留在学校。

　　近段时间，常有网友向周雯雯咨询转岗的事。在她看来，“这件事不可能十全十美。”对这个湘南女孩来说，虽然牺牲了教师特有的寒暑假这项“隐形福利”，但转岗之后，至少能让她更好地兼顾家庭，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即将到来的“35岁危机”。

2026年1月13日，湖南益阳南县三仙湖镇中心小学，音乐老师（左一）指导学生练习口风琴 图/新华社

　　分化

　　过去十年间，周雯雯的职业生涯可谓兜兜转转。

　　2015年大学毕业后，她到深圳待了一年。随后回到家乡资兴，在教培行业打拼的四年间，她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并于2020年正式成为一所乡村学校的教师。

　　这是一所寄宿学校，早、晚自习由两个主科教师轮流“包班”。作为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周雯雯自然难逃这一重任。跟其他教师一样，她吃住都在学校，到周末放假才能回一趟县城的家。这样的生活节奏，一直延续到了她的娃出生。

　　教育热情的背后，是事业与养育之间的艰难平衡。一天晚上六点多，《南方人物周刊》对周雯雯进行电话采访。聊到一半时，听筒那边传来一声啼哭。周雯雯说，她的大宝已经三岁多，二宝也两岁了，都到了要上幼儿园的年纪，但由于丈夫在外省工作，之前只能由公婆来学校帮衬照料。

　　短期内尚可勉强应对，但“孩子以后上学怎么办？”这个从农村一路奋斗出来的女教师，希望为下一代争取更优质的教育。

　　这折射出中国众多乡村教师的普遍处境——除了面对新生儿减少带来的行业共性挑战，他们还面临着持续的生源流失。“稍微成绩好一点的，都转到城区学校了。”周雯雯说，她刚来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时，在校生超过800人，如今只剩下三百多人。

　　对于这一趋势，地方政府其实已有预见。周雯雯记得，当地人社部门曾专门到学校调研。作为非师范专业出身的教师，她很快就引起了调研组的注意：“你的专业转到其他单位，也是比较受欢迎的……现状就是这样，你们也要为自己的以后做规划……”

　　不同于学校里的很多公费师范生，周雯雯是通过“特岗计划”分配下来的。该计划旨在缓解中西部农村师资的短缺，录用教师须服务满三年且考核合格后，方可入编。

　　满打满算，周雯雯已经在学校干了四年多。就在2025年1月，她还评上了中级职称。这正是她的顾虑之处：由于事业单位与学校的岗位序列有所不同，转岗之后，是否意味着职级下降甚至从头开始？今后能否获得晋升？

　　很多教师都在学校群里表达了自己的疑问，校领导收集意见并向上级反映。大约一个星期后，得到了一个官方解释：组织部门同意中小学教师选聘或调动到其他事业单位后，如该单位无相应职称空岗，则可参照机构改革人员划转的政策，允许该流动人员超岗位聘用到相应职称的最低岗位等级，待单位有岗位后消超，以最大限度保障调动教师的待遇。

　　这个消息给周雯雯吃下一颗定心丸。周雯雯去人社局交材料时，工作人员告诉她，不到10人报名。

　　在后续接触中，周雯雯发现，这些报名者的选择逻辑并不相同。比如，有个男教师在城区初中待了十年都没评上中级职称，所以想换条赛道；另一位来自城区小学的女教师，则坦言是因难以承受班主任工作的繁重压力。

　　影响教师们转岗意愿的另一个因素是政策的调控。在此次选调中，资兴市将报考条件限制为：已满最低服务年限；所任教学科为非紧缺学科（注：音乐、体育、美术、心理健康、物理、化学等为紧缺学科），近三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档次。

　　在此背景下，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师资结构问题再度凸显。以周雯雯所在的学校为例，她观察到，教师队伍往往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一边是刚分配下来、服务期未满的年轻教师，尚不符合转岗条件；另一边则是临近退休、多已在此安家的本地教师，转岗意愿普遍不强。

　　“能考走的都走了。”周雯雯感叹，学校里的中年教师寥寥无几。从流动轨迹来看，他们的首选并非其他事业单位，而是通过考试进入城区学校。另一些年轻教师，尤其是音体美等学科的老师，则仍在观望。“教起来很有意思，没有升学压力，职业幸福感更高，他们大概率不愿意转岗。”她猜测。

　　2026年1月16日，在山东东平县戴庙镇中心小学的餐厅内，教师为低年级学生准备免费午餐。这所学校是一所辐射10个行政村的联合小学，623名学生主要来自东平湖滞洪区和黄河滩区 图/新华社

　　加码的政策

　　除了追求职业幸福感，促使教师们报名转岗的原因，还有不断加码的政策。

　　在衡阳县，这个湖南省衡阳市下辖的人口规模靠前的县城，教师转岗已悄然推行了两年之久。根据衡阳县政府的公告，2025年面向全县在编在岗中小学校教师公开选调230人进入县直和乡镇所属事业单位工作，岗位数量相比上一年翻了一倍多。

　　一份网传的《衡阳县中小学教师优化调配和富余教师转岗分流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转岗分流方案”）显示：“符合报考条件却不报名（包括考试无成绩的），在教育系统内部竞聘落聘后，不得再参与全县其他事业单位选岗，也不再安排校内转岗……”

　　这份转岗分流方案还提到，衡阳县将持续拿出空岗选调富余教师，用3年时间实现全县教职人员与编制基本平衡。

　　一时间，关于是否主动报名、离开还是留下，成了衡阳县众多教师都很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困扰过谷芝。

　　谷芝曾是衡阳县某乡镇小学的带编教师。她回忆，最初没什么教师愿意当领头羊，直到距离考试只剩大概3天的时候，校领导给包括她在内的很多教师都打了动员电话。

　　在此之前，谷芝从未想过自己会离开讲台。2020年，她从教育专业毕业，正值全国师范类毕业生人数突破70万的关口。她曾三次报考教师编制，却接连失利，随后在代课教师、乡村特岗教师等不同身份之间辗转。直到2024年，她终于等来调往这所乡镇小学任教的机会，圆了儿时的教师梦。

　　到了学校，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不均衡的问题：各年级学生加起来也才八百多名，教师却有将近90名，生师比达到8:1，而在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里，2024年全国小学的生师比水平为16:1。

　　“（看形势，）待得越久，处境就越发被动。”谷芝感慨。回想起那通动员转岗的电话——“要是不转，新学期可能直接待岗。”正是被这番话吓到了，她报名参加了转岗考试。

　　如今，距离那场考试已经过去了数月，但教师们心中的疑问仍未完全消解。衡阳县某乡镇小学的一位教师对《南方人物周刊》说：“转岗后，万一新单位不要我们，会不会被二次分流？”

　　“因为家庭情况不允许，我没打算转岗。” 林诗雨也是衡阳县的小学教师。

　　她说，尽管报考公告上没有年龄限制，但她们学校主要动员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

　　考虑到“上面有要求”，林诗雨还是去考了。她还提到，她所在的这个乡镇其实比较缺教师。尽管如此，全校六十多位教师中，有十多人报考了这次转岗。

　　“经验丰富的资深教师，有较大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因此转行的机会成本更高。相对而言，年轻教师或乡镇教师的机会成本更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在报名条件上，衡阳县的这次选调不再限制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报考。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刘善槐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也指出，年轻教师的重塑空间固然更大，但还应兼顾教育优先发展的原则，“如果把那些骨干、优秀的人才都抽离出来，又如何保障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和稳定性？”

2024年6月初，湖南永州新田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在教室内复习备考 图/视觉中国

　　教师过剩了吗？

　　学龄人口下降已成事实。一些专家学者纷纷呼吁，不妨借此契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前些年培养的公费师范生太多了，教师过剩了，所以现在就要腾出编制，用于安置新的毕业生。”新田县人社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再加上近几年（出生）人口的下降，导致（对）教师的需求少了。”这两个因素，正是该县推行教师转岗政策的主要考量。

　　在刘善槐看来，不能简单地认为“公费师范生招多了”。他介绍，县级层面是教师的使用主体，高校属于培养主体，省级教育部门作为统筹主体，经过这三方共同论证后，才能确定公费师范生的招生规模。

　　除了公费师范生，各地补充教师的途径还包括“特岗计划”，地方教育部门或学校每年也会根据其需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在林诗雨的印象中，每年都有公费师范生分配到她们学校，从2023年开始，就再也没看到特岗教师和社会公开招聘的教师进来了。

　　“公费师范生占教师供给总量的比例有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乔锦忠认为，相比学龄人口的快速下降，这只是次要因素。

　　教育学界的共识是，学龄人口正经历较大波动。小学阶段已于2023年迎来入学高峰，随后将进入加速下降通道，这将深刻改变未来的教育供求关系。

　　乔锦忠团队做过预测，若生师比保持不变，与2020年相比，到2035年全国将有约150万的小学专任教师过剩。“现实情况更不乐观。”他说。

　　关于教师是否过剩、过剩了多少，由于测算口径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教育学者对此各执观点。“总量盈缺不能完全反映各省乃至各区县的情况，即使在同一区县内，也可能出现富余或紧缺并存的情况。”刘善槐说。他认为，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采用什么样的师资配置标准作为判断依据。

　　当前，小学阶段的生师比国家标准设定为19:1。“这还是在我们国家经济条件不是很富裕的情况下制定的，相比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来说，该标准偏低。”乔锦忠向《南方人物周刊》透露，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新的办学标准，以适应新的学龄人口变化形势，“政策的总体方向是要提升教育质量。”

　　在“教师总体超编”的形势下，刘善槐认为“结构性缺编”问题也不容忽视。他举例称，以往教师招聘多集中于语文、数学等“主科”，而在越来越注重素质教育的今天，音乐、体育、美术、科学等“副科”教师依然供不应求。

　　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农村学生向城镇迁移，也造成了城乡间的师资分布不均。刘善槐等学者在一篇刊发于2025年的论文中给出了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城区、镇区、乡村的小学生师比分别约为18:1、16:1、12:1，乡村学校的生师比显著低于城镇地区。

　　对于身处其中的教师来说，感受尤为强烈。2021年，谷芝刚到衡阳县某村小任教时，全校学生不足50人，她所带的班级只有8名学生。两年后，这个班仅剩5人。而她之前在县城学校代课时，光一个班就挤满了五十多人。

　　更强烈的反差在于，这所村小一共只有三位专任教师。“哪门课缺人，你就得顶上。”谷芝说，她们实际只教语文、数学和英语，“就这三门课，一天天来回滚动”，尽管课程表上还列着其他科目。

　　城镇化与少子化叠加涌现，部分规模较小的乡村学校难逃被撤并的命运。《南方人物周刊》获得的一份政府文件显示：到2027年，衡阳县拟撤并学校182所，撤并后保留小学111所、初中 53 所。按照这份文件的思路，原则上初中学校3个班以下（含3个班）纳入撤并规划，村小、联校、教学点纳入撤并规划。

　　在这种趋势下，聂辉华观察到，县乡越来越难以留住学生，乡村中小学越来越凋敝。在他看来，不断合并学校，让教师承担更多课外辅导的职能，提高教学质量，是贯彻“投资于人”的有效做法。

　　乔锦忠也理解地方政府的考量，既希望通过推动农村教师进城的方式，解决部分教师富余问题，又不能额外增加学生家庭的经济成本（比如交通费、寄宿费），以保障每一个学龄儿童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

　　“每一次公共政策选择都会牵动人们的利益，有时候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在部分人群的利益与整体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取舍，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价值抉择与妥协。”乔锦忠说，在当前这种收缩时期，最重要的是要优化教师队伍的内部结构，尽量平稳过渡，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风险。

　　2024年9月15日，湖北襄阳，2024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第二十一中学考点，考生在考前等待进入考场时抓紧时间复习 图/视觉中国

　　“权宜之计”

　　这两年，乔锦忠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地方都开始提高教师招聘的学历要求，鼓励小学教师考高中教师资格证。

　　这些举措都是在为日后探索“跨学段任教”做准备。

　　就在2025年9月，来自河南某县城的在编小学音乐教师刘可转岗到了高中任教。同一时间段，该县共有189名教师调整工作岗位，其中大约有20人像刘可一样，调往了高中。

　　虽然当地还没有大面积推行“跨学段任教”，但在刘可的讲述中，她的处境与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大不同——小学生源减少，而高中教师又紧缺。如果说她的故事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许就是她“想换个环境看看”。

　　“高中生年龄大，更懂事，会不会好教一点？高中会不会没小学那么多非教学任务？”说这话时，刘可的心里也没底，但她清楚一点，她想追求更纯粹的教育氛围。

　　“当时的小学校长也比较支持教师个人发展。”正因如此，刘可在乡镇小学任教的六年间，考取了高中教师资格证，还经常带学生出去参加比赛、活动，拿回来不少奖项，专业能力在当地颇受认可。当镇上一所高中向她抛来橄榄枝时，这个“95后”女孩心动了。

　　转岗之后，最大的变化是课时量的增加。如今，刘可除了承担普通班音乐鉴赏课的教学，还要给艺考生进行针对性的声乐指导。算下来，每周的课时将近30节，相比之前在小学时，翻了一倍多。

　　更让刘可无法适应的是理念的碰撞。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12月份，由四十多人组成的新一届艺考班开班了。在进行音准测试时，刘可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只是过来凑数的，并非对艺术感兴趣，而校方对这批学生也心知肚明，“不捣乱就行。”

　　这无疑是个煎熬的过程，而行业外部环境的逐渐收紧也让教师们的后路选择越来越窄。

　　刘可原计划是先留在小学，等评上中级职称后再考入县城。这次调到高中后，意味着她之前积累的荣誉无法再派上用场，职称评定需要重新积累，“年限可能拉长到8年至10年。”

　　刘可甚至想直接考县城的初中，可这条路同样不容易。据她了解，仅仅是她现在任教的乡镇高中，“每年都有二十多个教师调到县城，其中一大半去教初中或高中。”与此同时，面对升学压力，初中音乐教育也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她担心拼命挤进去之后，也会沦为“纯打杂的”，或者被安排去教她并不熟悉的科目。

　　虽然“跨学段任教”被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分教师富余问题，但刘善槐有一丝担忧：“小学教师能不能把高中教好？这有待进一步观察。”他认为政策落地时不能“一刀切”，应综合考虑不同学段的教学要求以及教师个体的适应能力。

　　刘善槐分析，从目前各地推行教师转岗的路径来看，其核心思路是优先盘活教育系统内部的人力资源，即优先在教育系统内部进行调配，比如从小学调往中学，从乡镇调往城区。如果这样依然消化不了富余教师，再考虑“分流”至其他事业单位。

　　如果全社会事业单位的编制总量是固定的，转岗过去的中小学教师多了，会挤占社会招聘的岗位数量。“这是一种权宜之计。”聂辉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谈到，从长远来看，不能仅靠国家力量，还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才能真正解决庞大的就业压力。对个体而言，唯有不断学习，随时保持切换赛道的能力，获得满足人类需求的技能，才能保住饭碗。

　　谷芝明白这些道理，只是现在，她需要花更多时间改善慢性咽炎，她的身体已经不太允许她继续从教了。转岗到事业单位后，相对轻松的工作反而让她想通了：“人生不应该只朝着体制内的方向走，总有一天我会跳出这道围墙。”

　　（文中廖兴、夏尔、周雯雯、谷芝、林诗雨、刘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