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一刷通行证卡片，按一按食指的指纹，扫一扫面部识别，只需短短5秒钟，人们就可以全自助完成过关手续，从深圳出境。9月16日，在深圳罗湖口岸联检大楼，宽敞的通关大厅里尽管人多，却一点也不拥挤。近年来，这里每年查验出入境旅客数量约8200多万人次，日均23万人次。

　　1950年，罗湖口岸获批成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是改革开放前深圳唯一的陆路口岸。从那时起，罗湖口岸就成了新中国的“南大门”。

　　通过罗湖口岸这扇窗，我们的视线可以穿越历史，一窥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沧桑巨变：不断加速的对外开放步伐，快速发展腾飞的中国经济，以及边陲小镇成长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深圳奇迹。

　　从“手工录入”到“刷脸过关”

　　人员往来造就口岸兴旺

　　红黄相间的联检大楼，玻璃幕墙上悬挂“深圳”两个红色的大字。很多人与深圳初次相遇，就是从罗湖口岸开始。2020年，罗湖口岸片区将再一次迎来华丽转身，成为集观光旅游、住宿餐饮、休闲娱乐、时尚购物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

　　1950年，在杂草丛生的深圳河岸边，十几名边检战士用木板搭起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将“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深圳检查站”的牌子挂在了门框上。这就是罗湖口岸最初的样子。

　　小木屋的不远处，就是经历百年风雨的罗湖桥。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三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英国强占强租深圳河对岸的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地区。

　　长不足50米的罗湖桥，由粗木搭成，桥上铺设铁轨，从广州往返香港红堪的火车由此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桥面正中间用“铁马”隔开，两头分别由中英军警把守。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郭永怀等爱国人士都曾经此回国。

　　上世纪60年代，罗湖口岸年均旅客流量就达到了80多万人次。1962年，新建的罗湖口岸出入境旅客检查楼正式启用。

　　1984年，唐祥贵来到罗湖口岸工作。在他的记忆里，位于一楼的验放大厅总是黑压压一片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每验放一名旅客，就要在入境文件上盖章。铁做的印章敲在木制的办公桌上，大厅里充斥着此起彼伏的盖章声，“像放鞭炮一样。”

　　后来有了电脑系统，但仍依赖手工录入资料。罗湖边检站七队一级警长符积军说，当时每一个检查台都需要安排两名边检人员，一位负责资料录入，一位负责查验证件和通关人员。如今，科技化手段日新月异，边检查验设备和旅客证件都不断更新，实现了智能化。

　　1986年，罗湖口岸联检大楼建成，首次采用了出入境分层验放;1988年，我国第一套边防检查计算机查验系统在罗湖口岸港澳旅客检查通道启用;2005年，罗湖口岸在全国率先启用港澳居民自助通道查验，于2007年开通内地居民自助通道查验，于2017年开通“L签”团队旅客自助通道查验。

　　“改革开放前，我们边防检查以‘防’为主;如今，变为以‘放’为主。”原深圳边检总站副巡视员陈滨说。如今，罗湖口岸熙来攘往，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自由流通的重要通道，每年查验出入境旅客数量约8200多万人次，日均23万人次，接近当时设计通关流量的3倍。自口岸开通以来，已超过20亿人次经罗湖口岸出入境。

　　从“三来一补”到“中国智造”

　　要素流通激发经济动能

　　以罗湖口岸为中心，以深圳河、布吉河、船步路、沿河南路、延芳路为边界的1.6平方公里区域，被划入深港口岸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到2020年，口岸经济带将成为深港两地在高端消费、高端商务、专业服务等领域深度合作的重要示范区。

　　一个城区拥有了口岸，不仅意味着对外往来交流日益频密，更为区域经济带来一股活水清泉。

　　1979年9月，世界500强企业百事可乐驻香港业务主管李文富，给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要来投资建厂的意愿。当时，香港的汽车还不能开进内地，李文富把百事可乐的样品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骑过罗湖桥来谈判。

　　1981年，百事可乐和深圳正式签约，合作建起了深圳市饮乐汽水厂。李文富也被誉为“用自行车把世界500强驮过罗湖桥”的人。

　　1988年5月，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在罗湖口岸拍下一张照片。就在那一年，他在深圳宝安区一片山洼地里，建起在大陆的第一间工厂。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成为了流水线上的第一批产业工人。

　　“我很怀念那个时候。不管外商、台商，还是来自各地的农民工，人人心里都有股劲，要加速干、加油干。”郭台铭说。30年过去，昔日的“三来一补”企业，已经成长为年收入近9000亿元、拥有120万员工的全球最大电子产业科技制造服务商。

　　在深圳海关部门工作多年的钟远蓉说，正是在1988年前后，像富士康这样的外资企业开始渐渐多起来。钟远蓉从1983年起在深圳海关部门工作，原先负责1000多家企业，到了1988年猛增到4000—5000家。1991年—1995年，深圳全市工厂数量达到顶峰，约有数万家。

　　而钟远蓉每天的工作，就是为前来深圳办厂的企业办理海关备案、出入境货物报关及核销等。最忙碌的时候，钟远蓉一天做了3000份报关单，装满了数十个竹筐。“那时候没有电脑，做核销都是用计算器计算，再把数据记在小本本上。”她说。

　　那时候的企业以“三来一补”为主，运进来的都是布料、牛皮等制造原料，运出去的都是服装、玩具的商品。这就是最早的“中国制造”。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深圳的经济也开始了腾飞。深圳GPD从1979年的1.97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2.42万亿元。“现在我们出口的不是服装、玩具，而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机、手机等高科技产品。技术含金量大大提高了。”这样的变化，让钟远蓉感到自豪。

　　如今，资金、信息、技术和产品的流动速度正不断加快。目前罗湖口岸正在制作口岸全面改造提升的相关建设规划，推行智慧口岸建设、全面通关提速，实现人流的自助往来，推进口岸快速安全便捷的建设，未来罗湖口岸将打造为深港交流的重要枢纽，全面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从“过河种田”到“月入万元”

　　口岸发展改变居民生活

　　站在罗湖口岸的顶楼极目远眺，高楼林立的人民路、熙来攘往的东门步行街尽收眼底。作为深圳最早的建成区，现在的罗湖GDP超过2000亿元，并朝着国际可持续发展先锋城区及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典范区不断迈进。

　　这样的生活，是70年前的罗湖人无法想象的。距离罗湖口岸最近的罗湖村就是这场翻天覆地变革的亲历者。

　　罗湖村有300多亩土地在对岸的香港，原汝南股份公司董事长、罗湖社区居委会主任袁焕平从小就与父辈一道，牵着牛、扛着锄，从深圳河上的“耕作口”到对岸种田。农闲时节，他就在深圳河里捕鱼捞虾，赚些外快，每一道河湾的名字他都熟记在心。

　　往来种作，鸡犬相闻。这就是罗湖村人祖祖辈辈的生活。在袁焕平的记忆里，这种田园生活恬淡，却艰苦。小时候，袁焕平和小伙伴们时常爬上运载供港物资的火车，从货箱的空隙里掏出几个新鲜的梨、苹果，那是平时吃不上的美味。

　　1984年随丈夫从上海寻根回到罗湖村的王履端一度想要离开。那时，村民住在14块瓦片大的水泥房里，村里阴沟的水发黑发臭，蟑螂横行，老鼠足有一条小臂那么大。“住的房子门都是破的，街上到处都是黑黢黢，路灯都没有。”

　　罗湖村的地界正处于口岸附近，是发展的黄金地带。1981年，由于发展需要，深圳市政府向罗湖村征收了1000亩土地，补偿3年的产值和1年的青苗费，共计450万元。罗湖社区居委会主任袁莲英说，那年暑假，她帮母亲收割了最后一茬水稻，从此村民便“洗脚上田”，告别了务农。

　　袁莲英说，以前村里有座山，叫做“大岭”，被夷平后建了火车站和联检大楼。现在的火车站里，还有村民们极力保下的一棵老榕树，“那是村子的象征。” 很快，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村子原来的土地上，盖起了知名的国贸大厦，成就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渐渐地，村里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袁莲英说，80年代初，一户人家的父亲从香港背回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一放学，我们这些孩子都挤到他家去看电视，吵闹声差点把房顶掀翻。那时只有一两个频道，但我们觉得什么节目都好看，连广告都看得津津有味。”她说。因为靠近口岸，香港的糖果、衣服等新潮商品，村里总能第一时间用上。

　　凭借征地补偿，罗湖村盖起厂房，吸引许多港商来村里投资。通过出租物业，村民获得了比务农高得多的回报。1990年开始，村里的瓦房翻新，村民住进两层小楼;2000年，村民又纷纷建起6层多高的楼房。如今，王履端每月能有上万元的租金收入，每年村民还有20000元左右的分红。

　　“现在的高楼一栋又一栋，起得多快。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年的变化会这样大。”望着门前车水马龙、高楼大厦，袁焕平感慨地说。“过去罗湖村没人愿意来，现在深圳则吸引着全世界的优秀人才聚集。我希望自己身体好一些，能看到祖国更多日新月异的变化。”86岁的王履端说。

　　【南方日报见习记者】夏凡

　　【图片】罗湖边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