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康生活，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梦想。
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向大平正芳解释“四个现代化”，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概念。由此，“小康社会”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广东全面小康，是中国全面小康重要组成部分；“先走一步”的广东，交出了全面小康的优秀答卷。
（一）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重要窗口
广东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东邻福建，北接江西、湖南，西接广西，南邻南海，珠江口东西两侧分别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接壤，西南部雷州半岛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广东省土地总面积17.97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2万平方公里。
广东古称“百越”“南越”“南粤”。“越”与“粤”通，简称“粤”，泛指岭南一带地方，先民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在历史长河中，广州、广东等地名次第出现，逐渐演化成广东省及其辖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东行政区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和变更。1988年，海南行政区从广东划出，另设海南省。广东有21个地级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韶关、湛江、肇庆、江门、茂名、惠州、梅州、汕尾、河源、阳江、清远、东莞、中山、潮州、揭阳、云浮。
广东是最早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最早开展反西方侵略斗争的省份。1840年，英国以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1840年6月，英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首先从广东开始，林则徐虎门销烟、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
广东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先行地。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孙中山创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的成员多为广东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首次武装斗争也在广州策划进行。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1911年4月27日，中国同盟会在广州举行黄花岗起义，虽遭失败，但吹响了腐朽的清王朝灭亡的号角。
广东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策源地和主要阵地之一，共产党员、广东香山人杨匏安是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广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重要发源地，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广东海丰人彭湃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历时一年四个月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到1926年10月），是中国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人罢工。1923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确立了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有11个中央苏区县，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东是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发源地。得风气之先，广东是外国新事物传入中国的门户。广东南海人陈启沅（1834—1903）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之一，也是最早创设的机器缫丝工厂。20世纪初，顺德、南海已成为中国缫丝工业中心。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是中国移民海外最早、最多的省份。华侨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是广东的华侨先驱，政界有梁启超、孙中山等，实业界有兴办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的陈启沅等，商界有创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等，教育界有开创中国留学教育先河的容闳等，航空界有“中国航空之父”冯如等。目前，广东有海外侨胞3000多万人，占全国海外侨胞人数一半以上，分布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广东这片土地，虽居于一隅，但心怀天下，为矢志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改革、创新、担当的大无畏精神，具有务实、开放、包容的宝贵品质。广东能够得风气之先，成为改革开放的热土，走在时代前列，离不开这片土地上形成的岭南文化的滋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的定位，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和“两个重要窗口”。1987年11月，中央决定广东为全面改革试验区，在改革开放中继续先走一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央赋予了广东特别是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自主权，要求广东在改革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许多创新性的改革举措都在广东诞生或率先实行，成熟后再向全国推广。广东既是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国际社会观察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2012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深圳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他说：“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毫不夸张地说，广东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符号”。
（二）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和奔向全面小康的重要前提和思想动力。广东的奔康历程，是思想解放不断深入的过程。
广东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广东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争取到了特殊政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讨论不是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而是在思想上、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把党员干部群众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1978年4月刚到广东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习仲勋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密切关注这场讨论的进展情况，旗帜鲜明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月30日，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 1978年9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连续举行多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人民日报》在9月20日对广东省委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报道，并加了导语：“习仲勋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习仲勋是最早的公开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省级负责人之一。广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讲求科学与民主的作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1979年1月8日到25日，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着重讨论了如何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会议确定，要用最快的时间组织好工作重点的转移，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到1979年底，广东全省基本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完成了政治路线的重大转折，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正确轨道。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和省委的积极争取下，广东获得了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中央要求，广东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杀出一条血路来”。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中山、顺德等地，充分肯定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
广东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推动成果，卸掉了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即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明确市场和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破除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邓小平高度肯定广东改革开放的成绩，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广东率先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1992年2月，广东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南方谈话”精神，研究广东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实现邓小平提出的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宏伟目标。广东省委提出，要做到“三个敢于”：第一，敢于从实际出发，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摆脱不符合形势发展要求的旧的思想观念和理论的束缚，敢想敢闯，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路子；第二，敢于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不去人为地给它贴上“姓什么”的标记，充分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第三，敢于从经济发展的差距看到思想认识的差距，做到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不自满，东西两翼地区不甘居中游，北部山区不自卑。
广东第三次思想解放活动发生在2007年、2008年，深化了对新条件下广东发展形势和任务的认识，给了广东一服清醒剂，振奋了改革创新精神。
2007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召开。会议发出了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号召，强调要“深刻审视所处环境的变化，深刻分析优势与不足，深刻反思思想精神状态，把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广东省委分析指出，广东发展中存在五大不足：一是经济发展较快，但发展不够全面，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二是经济总量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结构有待优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三是城乡区域发展有了新的进步，但发展不够协调，发展不平衡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四是资源环境保护得到加强，但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依然趋紧；五是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民生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有待提升。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有责任、有义务率先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在实现科学发展上闯出一条新路。2007年12月30日，广东省委印发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的通知，广东第三次思想解放活动全面铺开。
广东省委强调，新一轮思想解放不仅强调要破除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理念，还要进一步深化利益格局调整和体制机制创新，要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杀出一条血路来。全省上下要做到“六个克服”，增强“六种意识”：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增强忧患意识；克服因循守旧观念，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克服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增强奋发有为的意识；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增强打基础增后劲的意识；克服安逸享乐思想，增强艰苦奋斗意识；克服片面狭隘思想，增强顾全大局意识。
2008年6月，广东省委下发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考核体系》《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办法》等文件，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直接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
广东第四次思想解放活动发生在2018年以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落实，明确了“1+1+9”工作部署，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东大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
广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不断增强走在前列的思想力和行动力。广东省委强调，要继续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落实，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2018年，广东省委部署开展“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工作，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大湾区建设、科技创新、现代化经济体系、区域发展格局、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深化了省情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方位和形势，查找了问题和原因，明晰了着力点和突破口，明确了“1+1+9”工作部署，一张施工图干到底，奋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大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珠三角九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共同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总人口为8000多万，经济总量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家层面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高度，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擘画蓝图。2017年7月1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见证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几个月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经济特区的各项工作，批示指出，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深圳要牢记使命、勇于担当，进一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特别是要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创造新业绩，努力使经济特区建设不断增创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深圳寄予殷切期望。2018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深圳提出了新的更高目标要求：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接续奋斗
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广东党员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实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2020年全面小康实现，广东奔康历程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92年，“先走一步”，担负起改革开放试验田的重任，广东经济发展开始走在全国前列，小康社会建设迈出重要步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广东探索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前，广东连续14年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人均工业总产值等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广东常住人口为5064.15万人，全省GDP为185.85亿元，人均GDP为368.74元；地方财政收入为39.4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2.13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25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广东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华侨华人众多，具有开放传统的人文优势，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先行地，并主动请缨，获得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担负起“先走一步”、为改革开放探路的历史重任。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完成了奠基礼。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和珠海等地，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做法和经验，并对经济特区的性质和作用定位作了科学概括：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经济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推出了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改革举措，率先在金融、财政、税收、物价、劳动就业、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土地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创造了上百个全国第一。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为改革内容。1981年初，广东召开省市县三级书记会议，广东农村包产到户全面推开。1983年，广东农村已基本普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广东农村改革的一大成效和特点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依靠自身毗邻港澳的特殊区位优势，广东形成了“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共同形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三大模式。“珠江模式”的特色在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与中国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模式，主要发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珠江模式”是对广东乡镇企业发展总的概括，具体包括“东莞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等不同的形态。“东莞模式”主要发展“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成为广东利用境外资源的典范；“顺德模式”以发展镇办骨干企业、集体企业、工业企业“三个为主”为特色；“南海模式”则是实行镇、村、联户、个体“四个轮子一起转”，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农村第三产业。此外，广东还形成了利用本地特色资源（石材），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的“云浮模式”，等等。
这一时期，广东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不断推进。1978年7月，一场打破“铁饭碗”的改革悄悄在广东清远氮肥厂试行：拿出5万元设立综合奖并和产量挂钩，按照多劳多得分配给工人，第二年厂子就扭亏为盈，产能大幅度提升。尝到甜头的清远随后在其他县办国营工厂推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总结的“清远经验”震动全国。1979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型国营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在全国推开。
广东经济实现起飞。1989年，广东GDP为1381.39亿元，超过江苏，跃居全国第一，至今一直保持。 1979—1991年，广东GDP年均增长12.6%，高过全国同期水平4个百分点。1991年，广东人均GDP为2941元，是全国的4.97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2.18元，人均消费支出2388.17元，恩格尔系数为53.1%，接近总体小康水平。
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到2002年，迈向改革开放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继续腾飞，进入宽裕小康。
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即南方谈话，受姓“社”姓“资”疑问困扰的广东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甩掉了思想包袱，轻装前进，迈向改革开放新阶段。
制定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战略。根据邓小平对广东发展的要求，1992年7月1日，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提出分两个阶段（每10年为一个阶段）赶上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水平的设想。1993年5月，中共广东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广东在未来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明确了“三个三工程”：强化农业、交通能源通信、科学技术三个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人口素质三个优化。
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调整、重组”三管齐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建立农村股份合作制，促进农村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加快金融市场化，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严格监管，并逐步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有地方特色的金融体系。积极稳妥推进价格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积极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起以货币分配为主要内容的住房分配制度，1999年底，广东取消福利分房，居民住房全面市场化。
工业高速发展，成为制造业大省。20世纪90年代，中国港台地区、日韩和西方资本加速进入广东，广东迅速成为跨国公司重要的生产基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广州和深圳、东莞、惠州在内的珠江口东岸城市，形成了以电子技术为主的IT产业集群，被称为“广东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其中东莞得到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佛山、中山、珠海、江门等在内的珠江口西岸城市，形成了以电器机械制造为主的产业集群。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腾飞，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更加突出，广东更加重视协调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广东将全省划分为中部、东西两翼、山区三种类型地区，总的要求是“中部地区领先，东西两翼齐飞，广大山区崛起”。“中部地区领先”即珠三角地区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尤其要发挥广州、深圳的辐射带动作用；“东西两翼齐飞”即东西沿海两翼要实现经济起飞，尽快缩小与珠三角地区的差距；“广大山区崛起”即山区要发挥自身优势，以开放促发展，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广东省委提出，要坚持不同类型地区协调发展，实行“分类指导、梯度推进、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方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扶持山区加快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出台《广东沿海与山区对口扶持规则》《广东沿海市对口扶持特困县脱贫工作责任制》《广东省特困县脱贫考评办法》等政策文件，加快山区发展。建立贫困县脱贫奔康领导联系点制度，省委常委和副省长分别挂一个贫困县作为联系点，指导脱贫奔康工作；强化对口扶贫，如选择珠三角100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管理区对口帮扶100个贫困的山区管理区，组织全省10多万名党员干部与12万多户重点扶持对象结成帮扶对子，实施“一对一”结对扶贫，实施“百局扶百村”和“千村扶贫”工程。2000年，广东在全省山区和贫困地区开展“四通”（行政村通机动车、通电话、通邮、通电）和贫困户“四个一”（人均半亩“保命田”、每户输出一个劳动力、每户挂上一个农业龙头企业、每户掌握一门致富技术）的“两大会战”。
改革开放后，大量人口流入广东，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有力助推了广东经济发展；但庞大的外来人口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和压力，为此，广东出台《关于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的决定》，下大力气加强平安建设，扭转社会治安恶化的态势。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改革，比如，1997年率先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到中央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
2002年，广东GDP达11674.40亿元，人均GDP达1503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3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912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2%和47.9%。全省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珠三角地区实现初步富裕。
第三个阶段是2003年到2012年，进入探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时期，争当科学发展排头兵，小康社会建设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跨入21世纪，广东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
广东迈向经济强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项改革不断突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企改革方面，2004年6月，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建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框架和制度。第二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顺利完成，电子政务快速发展，行政审批体制得到优化，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应对经济发展新形势，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珠三角地区实施 “腾笼换鸟”“扩笼壮鸟”，推动产业向粤东西北转移。2003年，广东召开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提出“政治平等、政策公平、法律保障、放手发展”的方针，广东民营经济高速发展。2011年，广东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26931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50.6%。2004年，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签订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2005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科技强省，建设“创新型广东”的战略，实现从制造大省向创新大省转变。“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广东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3%，技术自给率为65%。2011年，广东全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连续4年居全国第二，发明专利数量居全国首位。
构建和谐广东、幸福广东。这一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明显转变，更加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努力突破“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惯性。2003年，广东遭遇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暴露出社会治理特别是应急管理的严重不足。以非典疫情为契机，广东不断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推动民生工作，加强应急管理。2005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关于构建和谐广东的若干意见》，出台一系列民生工作和社会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比如，就业方面，统筹城乡就业，完善就业服务，保持了就业长期稳定，吸收消化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保持全国最低。1994年，广东提出建设教育强省的战略决策，下大力气弥补文化教育事业的短板。1996年，广东成为全国第一批完成“两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两个省份之一。2011年，广东进一步提出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制定了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出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积极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效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队的测算，珠三角地区2012年“幸福广东”综合指数为83.77，粤东西北地区综合指数为82.97。
探索协调发展新路径。时任广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走访山区贫困户时，直言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2008年，广东提出“双转移”（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战略，既有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也有产业扶贫的意义。2010年，广东探索实施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模式，出台《广东省农村开发工作条例》和《广东省农村扶贫开发实施意见》，探索“一村一策、一户一法”，强化扶贫责任和扶贫精准。截至2012年底，全省被帮扶的3407个贫困村、37万贫困户、157万贫困人口，有劳动能力的32.5万户、145.6万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年人均纯收入超过7000元。
变流动人口管理为服务。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是“双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二元体制。广东流动人口常年保持在2000万以上，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采取加强管控的做法，流动人口在公共服务享受上存在受排斥现象。广东在大力探索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同时，也在探索逐步消除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二元体制。20世纪90年代，广东率先进行中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2009年，广东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赋予流动人口更多的与户籍人口相同的经济社会权利。在此基础上，2010年广东又率先探索农民工积分入户制度改革，通过设置公平合理的落户条件，推动农民工落户本地。
2011年，广东经济总量达到5.32万亿元，已经接近2004年《广东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构想》设定的目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89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372元。
第四个阶段为2012年以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踏上改革发展新征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质量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广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改革发展全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确定“1+1+9”工作部署，从更高站位推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1”分别是指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以新担当新作为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广东按照“1+1+9”工作部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全力补齐全面小康短板，人民群众生活再上新台阶，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全力打赢“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高质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任务。
（四）成色更足的高水平全面小康
全面小康究竟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广东人很早就开始想象。不同时间节点，广东奔康究竟到了哪个阶段，实现程度是多少，牵动着各界人士的心。
2004年11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下发《广东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构想》，提出在2010年进入宽裕型小康社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导。该构想预期到2020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0000元和12000元。2002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13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912元，这就意味着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城镇居民的收入要增加近2倍，农民收入水平则要增加高于2倍。
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广东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监测报告》显示，2007年，广东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为85.6％，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2.7个百分点。该报告预测，2009年，广东省全面小康综合评价指数有可能接近90％，基本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望比全国提前七至八年实现全面小康。
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2）》显示，2011年，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提升到93.4%。2009年，小康实现程度首次超过90%，达到90.3%，到2011年已连续3年在90%以上。在监测的23项指标中，2011年已经有9项指标完全达标，占39%，有8项指标实现程度在90%—100%，即实现程度超过90%的指标有17项，占74%。六大监测领域中，生活质量实现程度最高，达99.3%；其次是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实现程度分别是96.0%、95.7%、91.5%。社会和谐、文化教育实现程度稍低，分别为87.1%、86.8%。2010年社会安全实现程度虽达91.4%，但仍低于全国95.6%的平均水平。
2018年，广东率先进入决胜全面小康关键年，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在广东如期建成，发展成色更足，交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优秀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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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跃上新的台阶。2020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如期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连续32年居全国首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9.4万元（约合1.37万美元）。产业继续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初步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等7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区域创新综合能力居全国首位，2020年，投入研发经费 3479.9亿元，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首；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0%，基本达到创新型地区水平。
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深入推进。明确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并渐次成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扩能增效、中心城区扩容提质为抓手，推动粤东西北和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城乡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4.15%，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到2.50∶1。
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2020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102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25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43元。“十三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突破7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养老、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80元，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520元，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五大险种参保人数和基金累计结余均居全国第一。教育强镇、强县、强市和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县（市、区）实现全覆盖，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2%。污染防治攻坚成效显著，人居环境持续改善，2020年全省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87.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2.7%（标况）；大力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集中供水、无害化户厕、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实现全覆盖。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实行精准施策、靶向疗法，“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累计减贫247.6万人，率先完成国家标准下绝对贫困减贫任务，全省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2277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达到脱贫出列标准，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已全部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医疗救助比例达到80%以上。2016年以来，全省完成危房改造34.4万户，贫困户住房不安全问题全部解决。
回顾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平凡的历史进程，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水平较高。数据显示，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各项数据远超2004年预期的目标，高质量完成了奔康任务，小康广东是“升级版”的全面小康。二是特色鲜明。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独特的基础和优势，同时也有自己的难点和痛点，广东的奔康之路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广东实践”“广东样本”。三是过程艰辛。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靠的是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正确领导，靠的是亿万广东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奔康路上不时遭遇艰难险阻，充满奋斗牺牲。四是贡献巨大。2020年底，广东常住人口1.26亿人，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94%，广东实现了全面小康，就意味着8.94%的中国人实现了全面小康。广东外省流入人口超过3000万，广东的全面小康，也意味着超过3000万外省流入人口实现了全面小康。全面小康路上充满“广东力量”，近年来，广东帮助桂、川、黔、滇4省（区）14个市（州）共93个贫困县摘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