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青（以下简称张）：习老来广东，这里的山水人文，对他来讲，是不熟悉的。对于广东的情况，南国的风土人情，来广东以后将会肩负一个怎样的责任，我想他本人也不是完全想到了的。

习老是1978年来的广东，我记得是4月。他那年65岁。从1962年开始，加上“文化大革命”，习老一共16年没有出来工作。他生长、生活在西北，长期主政西北，后来又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对南方比较生疏，不了解。别的不说，光南方的气候他就不适应。他来的时候刚好夏季快来了，很热。当时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安装空调的房子到处都是。到深圳也好，到各个地方也好，一热起来就很不好受，而他人又比较胖。

这还只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刚刚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最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韦国清同志，他同时还担任着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习老刚来时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到1978年底才担任第一书记。当时，广东可谓百废待兴，习老一来，曾用了“百废待举”这个词汇来形容。总之，就是一个“烂摊子”。问题很多，像冤假错案，偷渡外逃，农业问题，四季常青没有菜吃，守着江河湖海没有鱼吃，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因此，拨乱反正的任务很重。

习老来了以后，省里刚好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习老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了一句让与会人员难忘的话：“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这是一句很有分量，又很诚恳的话。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千斤重担，习老以一个老革命家特有的胸怀，坦然应对，沉着赴任。要知道，来广东之前，他才刚刚恢复组织生活一个月，仅仅挂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他的冤案还没有明确平反，直到后来，中央才发文件平反。在这种情况下，要来广东守“祖国南大门”，一般人估计是很难应付的。然而，习老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勇气、智慧和雄心来承担这个任务。我后来才知道，来广东以前，他刚刚从流放地河南回到北京一个多月。那一个多月，除了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他家门庭若市，很多老同志来看他，祝贺他回到北京，重新出来工作，同时也庆贺粉碎“四人帮”，老同志获得新生。大家都祝他到南方工作顺利。

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省委机关，被分配到南方日报社工作。习老来的时候，我担任南方日报社副总编辑，后来调任省委副秘书长。1978年到198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面，也就是习老主政广东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当个助手，为习老做些文字、参谋工作。组织安排我在习老身边工作，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学到很多东西，终身难忘。我深深地感觉到：习老这样一个赴汤蹈火、百折不挠的老革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广东搞改革开放，确实不容易，十分令人敬佩。

1978年7月，习仲勋在梅县听取社队负责人汇报。左三为张汉青。

张：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有一段揭批“四人帮”，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时期。习老刚来广东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农业很落后”的问题，像粮食问题，蔬菜问题，副食品问题。此外，对外完全封闭，没有什么交往，遗留的华侨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偷渡外逃，等等，总之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解决上述问题，要从哪里开始呢？就从联系广东实际揭批“四人帮”，肃清“四人帮”流毒开始。所以，一来到广东，习老就开始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再讨论，强调继续解放思想，解决干部中存在的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还联系“广东农业为什么落后”等问题开展整风，以达到端正思想，分清路线是非。当时，人们对整风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其中，自然也包括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还向中央去反映。1978年8月，叶帅曾委托胡耀邦同志给习老和广东省委写信。叶帅把胡耀邦同志请到家里（胡耀邦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要其转告他的意见。叶帅的意见是：习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叶帅的这个态度非常重要，对习老来说，是很大的支持。

张：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习老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强调的实事求是传统，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他来广东以后，很快就狠抓了两个事情：一个是上面提到的抓解放思想，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搞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搞清楚“广东的问题根源究竟在哪里”。在他的带领下，省委领导都分头下去了。

我记得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他来广东之后没有多久，很快就到了宝安县城深圳，去调查当时相当严重的偷渡外逃现象。他先后到了沙头角、皇岗、南头，待了三天。一同去的，有王全国同志，还有我。我们同坐一辆面包车。当时还没有现在的高速公路，是泥巴路，路上坑坑洼洼，从番禺、东莞过去，走了8个小时才到深圳。我们住的招待所，在现在迎宾馆的位置，条件很差，没有空调，只有吹吹风扇。7月的广东，非常热，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习老没有一点怨言，一直辛苦地工作着，满头大汗，完全不在乎。

我们来到沙头角。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一条中英街，对面就是香港新界。一街之隔，两边差别很大，给习老留下很深的印象。那边呢，很繁华，东西很多，也很整齐，去买东西的人很多。这边呢，相比之下显得冷冷清清，没有多少东西可买，工厂企业也少，只看到一些做塑料花的。不少人跑到那边去不回来。为什么在同一条马路的两边，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通过调查发现，宝安这边政策约束太多，什么都不能做。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都不让搞，卡得很死。

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习老表态了。他对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同志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鼓励大家“要办就办，不要等”。“你们认为什么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对发展生产力有用的，就可以干，先不要去管他什么主义。”他还说道：“人家香港那边，资本主义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学。”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刚刚到广东来工作的老同志，习老能表这样的态，态度鲜明，有胆有识，确实不容易。他说的这些话，其实与后来小平同志讲的“先不要管什么姓社姓资”，是相一致的，所以很不简单。

通过调研，还发现一个相当严峻的现象：田里的稻谷熟了，要收割了，但是，很多青壮年劳力却都偷渡外逃出去了。据悉，宝安30万人中，有差不多6万人偷渡外逃，这6万人，占到了宝安人口的五分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大都是精壮青年，是干活的主力军。有的村子，差不多有一半人都跑出去了。农忙季节，稻田中忙碌着的身影，除了老人和小孩，就是一些前来帮忙的边防战士了。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习老神情严肃沉重。

了解到以上种种情况后，习老提出一个重要意见。他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老百姓就是因为生活所迫，日子过不了，而香港那边生活好，就往外跑。当然，组织煽动者要处理，但对广大人民群众要疏导，‘堵’不是办法。”习老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偷渡外逃，省委和中央一直都抓得紧，但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以前只是堵，只是抓，结果总解决不了问题。当时的宝安，以及初期的深圳市委，领导干部都是分头把关堵偷渡。哪里有偷渡外逃，你就去哪里把关，都去反偷渡外逃了，哪有精力来管改革开放的事啊？于是，在习老主持下，广东制定了标本兼治的反偷渡外逃政策。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特区的成功创办，加上广东经济的日渐好转，群众生活改善了，偷渡外逃现象最终得以成功解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