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彬（以下简称杨）：习老到广东主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留给我的印象却是很深刻的。我记得，他是1978年4月来到广东的，在广东主政两年多的时间。其间，他一直担任广东的主要领导。虽然前前后后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坚决贯彻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拨乱反正，开启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当时，作为省委成员之一，我一直在习老的领导下工作，受益良多。

习老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和领导人，我们很早就听说过他的事迹了。这次，他来广东和我们共事，领导我们搞建设，着实令我们振奋不已。他一来，就在省党代会上发表了一个使我们广东干部群众心里暖洋洋的讲话。他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这句话尤其令我记忆深刻。

杨：是的，我们在一起共事两年多，接触颇多。在他的指导下，我参与了省委不少重要决策的酝酿和起草，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深入基层，到全省各地搞调研。下面，我就根据回忆，讲一讲其中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首先讲一下有关农业改革方面的事情。改革问题，首先是从农村提出来的。众所周知，广东曾经有个“洲心经验”。那是三年困难时期，陶铸同志在的时候搞的。这一经验后来还曾被带到过北戴河，向毛主席汇报。所谓“洲心经验”，其实，指的就是以清远洲心公社为代表的“产量责任制”。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恢复生产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省委决定在全省逐步进行推广。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洲心经验”却遭到批判，虽然，下面仍有人在偷着实施，可谁也不公开说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各地开始摸索农村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一做法才再度引起关注。习老来广东后，关于农村体制改革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一次，他去从化，对于这种以产量承包制为特点的做法当时就予以充分肯定。从从化回来以后，他就找到了主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我（我当时也参加农业这条线），谈到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正在试验“产量承包责任制”，效果很好，问我们是否可以推广。于是，我们就把上面说过的“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说了一遍。习老听了后，毫不犹豫地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我记得，他当时的眼神很坚定，态度异常坚决，表现出一个优秀领导者的坚定性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1979年春节，杨应彬（左一）陪同习仲勋在广州西湖路游览迎春花市。

杨：对，这也是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工业企业主要面临的是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妥善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的问题。

1978年，清远县委、县革委会为了扭转工业被动的局面，积极解放思想，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从第四季度起，在国有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这样的做法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使奖金与经济效益挂钩，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令生产得以大幅度增加。当时，省经贸委主任王焕同志负责工业，他认为这一做法值得推广，就亲自带领一班人马下去调查，帮助清远总结经验。他还专门就此向仲勋同志进行了汇报。听了汇报以后，习老表示赞同，建议推广。他认为，“清远经验”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国家始终占大头，可以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当时，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社会氛围还不是很开放。有些人对清远的这种做法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发放奖金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可能会搞乱人们的思想。面对这样的质疑，习老在1979年8月召开的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指出，清远等地的试点经验，说明了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必须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切身利益，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极大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达到增产增收、扭亏为盈的目的。为了支持改革，他于1980年7月到清远考察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这次与他一同去的有我，还有省经委、省计委、省财政厅、省轻工业厅的有关负责同志，在清远一连住了三天，深入各个企业进行仔细地调研。看到清远的工业企业在实行试点后取得喜人成绩，习老由衷高兴。他说，“清远经验”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紧接着，他强调，“清远经验”闯出了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确实把企业搞活了，方向是对头的。见他如此支持“清远经验”，我也深受感染，当即在座谈会上赋诗一首：“经验原从实践来，还凭妙手匠心裁。长征路上辟新径，带起群芳处处开。”

杨：对。改革之前，广东和全国一样，商品的价格都被管得死死的，市场很不活跃。作为岭南水乡，水产品是广东人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比如鱼，那时，珠三角一带鱼塘众多，九江、顺德一些地方的鱼都供应到广州市场。但是，由于生产积极性不高，供应不足，有的鱼到了广州以后就死了。仲勋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指出：要放开价格，搞活市场。于是，就有人开始担心了。他们担心，鱼的价格一上去，群众就买不起鱼了，习老说，不要担心，价格上去之后，养鱼的人就多了，价格自然还会慢慢降下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放开价格以后，市场活跃了，老百姓的菜篮子也就丰富了。当时，广州市场很兴旺，像有名的清平市场，全国各地的人都过来参观呢。所以，习老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巨大啊！

  1997年4月27日，杨应彬在深圳与习仲勋在—起。

杨：没错。广东毗邻港澳，香港就在我们旁边，有差不多80%的香港人都是我们广东过去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宝安一带大批土地丢荒，又没有肥料，当地有些农民过境到香港新界耕作，收获的蔬菜出卖后所得外汇却不能购买急需的生产资料，这无疑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于是，广东就请求外贸部给予优惠政策，允许这笔外汇在境外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其额度大约有一亿多美元，专款专用。仅此一项，就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习老来广东以后，很快开始注意广东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与港澳之间巨大经济差距的问题，并进行了深刻思考。有一次，他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流，冲击边防线。见此情形，他不禁感慨：80%以上香港人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内地却不行？关键还是政策问题。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一定也可以把经济搞上去，外流问题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在他的领导下，广东开始酝酿向中央要政策，希望能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利用好自身的外向型优势，先一步发展起来。1978年冬天，习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向中央提出了这一想法，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大的支持，给地方以更多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并在处理来料加工等经济事务上给予广东必要的权力，等等。广东的这些要求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小平同志更是要求广东大胆试验，创办经济特区，争当国家对外开放窗口。这些内容，后来便成了1979年中央50号的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创办经济特区的过程中，习老发现，香港的农、工、商业都很发达，搞得很活，因此，有必要让我们的领导干部去开一下眼界，解放思想。很快，大概是1980年夏天吧，省委就安排了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到香港去考察。这次考察由我和副省长黄静波同志带队，出发前，习老亲自布置任务，重申纪律，为我们提供指导意见。我们在考察一家香港超级市场时发现，除了豆豉鲮鱼和山东大葱是我们内地生产的以外，其他商品都是洋货。就在我们广东的旁边，却没有我们广东的产品。这对我们触动很大。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新会生产的橙子，在这里是1块钱港币买10个，而美国生产的橙子却是10块钱港币买1个。确实，是我们的东西质量不如人家啊。再有一次，是到码头参观，其间看到的情景，更是让我们这些地、市委书记的心情都很沉重。比如，我们饲养的猪肉肥肉太多，很多香港人都不吃，全拿去榨工业油。见到我们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东西，在这里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还拿去榨工业油，我们岂能不心情沉重？回来以后，我们努力整改，生猪生产才有了很大改进。总之，此次访港对我们确实启发良多，教育很大。我们不禁惊醒：要是再不打破闭关锁国思想，结果简直不堪设想。参观的结果，让各人的心里似乎都沉甸甸地压了一块石头。本来，按照规定，我们去香港的人，回来的时候，每人可以带一两件东西，像冰箱、彩电等等。但我们都没有带。杨德元、郭荣昌同志有亲戚在香港，回来时，亲戚送了他们礼物，他们也没有带，都是以后寄回来的。当我们从澳门入境的时候，边检官员见到我们这些地、市以上的干部什么东西也没带，都很感动。事实上，这主要是缘于在香港看到的一切，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了出发之前习老对我们的殷殷期待，这种紧迫性，让我们除了尽快想赶回去发动干部群众把经济搞起来以外，根本无暇他顾了。

杨：其实，习老一到广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改变干部作风，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改革开放基础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对全国来说是一场严重灾难，广东也是重灾区之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迫害周总理，把南方党当作“炮弹”，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造成的重点冤假错案达到十多宗。习老来广东时，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数已弄清楚了眉目，但是还有许多遗留问题要解决。他依靠省纪委做了大量工作，把这些遗留问题大刀阔斧地逐一加以解决。还有一些“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两次“反地方主义”、“反右派”等问题，其中不少冤假错案都是他来以后才揭开盖子，最终平反的。除了以上的两类，大量社会上的冤假错案，也引起了习老的关注。他通过听取汇报，审阅案卷，对一宗宗冤假错案有了初步认识后，再通过深入调研，听取各方面意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最后一步，就是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坚决进行平反。

在1978年7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和习老一起听取了有关统战工作的汇报。谈到给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落实政策时，他指出，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该退赔的就要退赔。得知某些人以极低的价格买了查抄物，他气愤地说，这是变相勒索。得知有些县认为摘掉右派帽子不利于刹住逃港风，他立刻强调，要全部摘掉右派帽子，至于是右派又是特务的，摘掉右派帽子后，就是特务问题了。接着，他还强调了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老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重要性，要求尽快解决这些问题。8月，在一次会议上，他通报了去粤东三区考察的情况，其中，特地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海丰反彭湃运动中彭湃家属受到迫害的问题。他认为，要尽快做好落实政策工作，并对严重违法乱纪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在习老主持下，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抓了各种政策落实工作，使不少复杂的问题得以解决，人们一片欢腾，社会上出现了多年未见的上下同心搞建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