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冬之间，广州市蔬菜价格奇贵，零售价居全国大中城市的首位，一度出现“冬瓜比西瓜贵”的极不正常现象，市民对蔬菜供应骂声不绝，有群众将不满反映到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批了三个文件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1981年9月10日一早，任仲夷又收到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的一个批文，内容仍然是要求尽快妥善地解决好广州市的蔬菜供应问题，没办法，他只好来到广州市蔬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各部门负责同志商谈广州的蔬菜问题。

上午，任仲夷在省委副秘书长谢非的陪同下来到广州市蔬菜办公室，同广州市蔬菜办、省市蔬菜公司等部门负责人座谈广州的蔬菜问题。座谈会一开始，任仲夷就谈到此时的目的就是蔬菜，“蔬菜办，办蔬菜，我为蔬菜而来”。在座谈中，任仲夷与大家就蔬菜的流通、蔬菜的计划、经营、市场管理等问题进行仔细的详谈。他特别提到，既然认为前两年执行的蔬菜政策是正确的，就不能因蔬菜出现紧张形势就惊慌失措，该坚持的坚持、该改进的改进，放了之后要加强管理。

回到省委后，任仲夷要求专门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由常务副省长杨德元主持。杨德元指定省政府秘书长李祥麟牵头，由市政策研究室主任周尔康和郊区一位书记以及广州市蔬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杨丰组成调查组。调查组到每个公社去调查，整整调查了一个月。调查回来后，杨德元听取了报告，根据调查报告，省委定出了几条政策：第一条，广州市要增加安排一位常务副书记来管蔬菜，原来的副书记杨毅还不够；第二条，国家要给蔬菜极大的补贴；第三条，要减免菜农的部分粮食任务；第四条，要给一些黄豆给蔬菜公司，困难的时候做豆腐和豆芽来缓解；除此之外蔬菜的土地要加以保护，要划定一些地区不许征用，这次一共划了20块地，同时规定以后征用一亩蔬菜地要交一定数量的菜地建设费。

这几条拿到广州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增加市委常务书记许士杰负责蔬菜问题，同时决定一年由农业方面来补贴菜农2000万，商业方面也补贴蔬菜公司2000万，以解决蔬菜的倒挂问题。除此之外，还规定一亩菜地给200斤化肥，除菜地建设费也有了具体的规定。

1978年12月，广州市率先改革水产品流通体制，开放部分水产品市场，在全国同行业中办起第一间行栏货栈——广州市河鲜货栈，对河鲜杂鱼实行自由购销，随行就市，议价成交。慢慢的，放开的水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广州市水产市场一片繁荣，解决了广州吃鱼难的问题，这给了广州市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很大的启示。

在蔬菜购销体制改革方面，随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行，农民在经济有更多的自由，开始利用市场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将一些优质的产品以高价卖给农贸市场，而将一些大路菜交售给蔬菜公司来完成任务，这样，造成蔬菜公司的亏损越来越大，这也迫使蔬菜公司将一些好的产品以高价卖给高档的酒店来获利，蔬菜的价格开始失控。物价局见到这种情况，就去向市长叶选平“告状”：他们这样欺上瞒下怎么行？叶选平明确表态：“不要大惊小怪，蔬菜迟早是要放开的，迟开不如早开，暗开不如明开，偷偷摸摸的开不如大张旗鼓的开。”叶选平的这句话对广州市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给了很大的支持，在此之后，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开始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而在此时，中央也开始寻求农副产品政策改革的对策，1984年初，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唯、新华社记者姬斌和商业部的一位女干部来到广州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深入到菜区基层，听取基层干部和菜农的意见，还到蔬菜公司各个购销部和肉菜市场，听取经营者的意见，深感蔬菜购销的体制压抑了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和蔬菜经营者的积极性，蔬菜公司亏损经营，农商之间矛盾突出，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于是他们着重研究了价格放开后可能面临的问题，经过反复考虑形成共识，认为改革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确的，改革会带来“风险”，关键在于顶住放开初期菜价上升的“阵痛”。为此，他们亲自向市委常委做了汇报，提出应该对现有的购销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重点是进行价格开放。

为了使改革顺利地进行，切实解决市民吃菜难的问题，保护国家、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广州市农业经济学会进行一系列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活动。1984年3月召开的会员大会上确定了以“广州鲜活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问题”为当年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重点是研究解决蔬菜购销体制问题，对于实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达成共识，并提出取消菜农上市蔬菜任务，由农民根据市场需要，因地制宜地安排种植和上市，上市蔬菜全部实行议价成交。

这次研讨会对促进蔬菜购销体制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1984年6月2日，《羊城晚报》发布广州市委决定于7月1日开始在鹤洞区、黄埔区蔬菜流通体制改革试点的消息。根据计划，对现行的管八放二（牌价收购和幅度议价成交收购占上市量八成，开放小品种议价占上市二成）产销办法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白菜、生菜、绍菜、通菜、西洋菜、青瓜、茄瓜、土豆、慈燕、萝卜、沙葛11个品种，不限价，自由议价成交。

1984年7月1日，鹤洞、黄埔作为改革的试点率先对蔬菜价格进行了开放。一大早，有关部门的领导到鹤洞菜市转了一圈，发现菜质好、价不高，特别是通菜已不带根和黄泥巴，看不到黄叶，每把两斤来重，扎得整整齐齐，价钱也不比农贸市场高。9月，《羊城晚报》的记者到鹤洞菜市场继续跟进调查，发现蔬菜扎得整整齐齐，可吃部分有九成，价钱每斤六分，比以前贵了一半，但是质量也好了一半，物有所值。

1984年的蔬菜购销体制改革是对蔬菜的供应和生产实行全方面的放开，所有品种都根据市场的需要和本身的价值进行议价成交，不限不保，国家安排蔬菜面积，不下达上市任务，由生产队根据市场需要因地制宜安排种植，保证上市。这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适应了蔬菜的产销特点，改革后的蔬菜实现了“优质、高产、多品种、均衡上市、上早市”的14字目标。

蔬菜购销体制的改革给广州蔬菜市场带来一片生机，是广州市改革开放以来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改革理顺了农商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蔬菜产销体制改革之后，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政府都感到满意。1986年是蔬菜放开的第二年，蔬菜产销形势越来越好，1986年2月21日、25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分别报道了广州市蔬菜购销体制改革一年多以来取得的好成效：数量足、质量好、品种多、价格平、居民群众连声赞好。

蔬菜购销体制的改革也是广州市农副产品由计划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在蔬菜产销体制改革后不久，也就是在1985年1月1日，猪肉价格也全面放开。至此，除粮食以外的各种农副产品全面放开，促进了广州经济发展，便利了市民的生活，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开始体现出来。

先行先试的广州市蔬菜体制改革在全国起了示范性的作用。1984年12月，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听到商业部负责人的汇报，广州市已全面放开蔬菜，效果很好，于是带领有关部门人员专程来广州视察，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副省长杨德元等陪同下，听取了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的汇报，对放开的过程及效果进行详细的了解，肯定了这次改革的意义与成果，促进了全国开始对蔬菜产销体制及农副产品改革。

1985年，国务院决定对蔬菜、水产品等农副产品的产销体制实行全面改革，将经营权和价格放开，从此，中国的蔬菜产销体制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由于各方面的认识和实际情况不同，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由国有蔬菜公司统购包销的做法延续到90年代初。在此期间，广州市地对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成为许多大中城市学习与参考的对象。

1985年5月20日至23日，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城市菜场会议在天津召开，鉴于广州市蔬菜产销开放取得较好效果，海珠市场在改革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商业部副食品局组织十大城市的会议代表在会议期间前往广州开现场会议。广州市蔬菜公司和海珠市场做了专题汇报，另外代表们还参观了蔬菜贸易部和肉菜市场的蔬菜成交工作和市场供应，现场参观了海珠市场的改革工作。

1986年2月16日至25日，全国十五城市蔬菜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广州市副市长邓汉光、市菜办主任古善继、二商局业务处周桥英以及蔬菜公司苏元刚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广州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经验。1986年3月23日至28日，全国蔬菜公司经理会议在四川重庆召开，广州市蔬菜公司副经理刘东林参加会议，在会上介绍了广州市蔬菜放开的做法和印发了介绍转运站经营情况的书面材料。武汉市一位负责人考察完广州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后说：“广州市蔬菜产销体制改革是相当成功的。在它的成功背后，蕴含着广州市决策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以及新闻工作者同心协力促改革的参与意识和拼搏精神，正是这股合力，使贵市的蔬菜改革不断出新，不断完善。”

1987年，李鹏主持在西安召开全国蔬菜工作会议，要求广州市在会上介绍改革的经验，广州市派副市长杨资元、杨丰等人参加。李鹏亲自听取了杨资元汇报广州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过程和影响，对广州的改革给予了肯定。

广州市蔬菜产销体制的放开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改革给广州蔬菜市场带来生机与繁荣，80年代末，在中央的统一的部署下，广州市委、市政府提出菜篮子工程的建设规划，将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蔬菜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经过30年的发展，广州蔬菜准备充足有保障，价格波动不大，吃菜难的问题一去不返。广州利用天然的条件和优越的政策，建立十个蔬菜生产基地和一批蔬菜专业生产村，建立了以江南果蔬批发市场为龙头的经营规模化、设施现代化、环境优美化、服务优质化的蔬菜批发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蔬果集散地之一，从而推动了蔬菜产业向现代化产业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