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广东东江上游东岸的紫金县，有一个看似平常的山区镇——上义镇，在20世纪70年代，谱写了不平凡的历史。上义镇（公社）位于紫金西南部，距县城80公里。全镇总面积178.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066.7公顷，山地面积1.6万公顷，是典型的山区镇。早在1975年初，紫金县上义公社光锋大队黄坑排生产队率先实行“分田单干，分户经营”模式。到1978年10月，上义公社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分田单干”。
1975年黄坑排生产队
“分田单干”
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农村推行单一的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微薄，农村经济凋敝。然而，穷则思变。上义公社干部、社员心中早就涌动起思变的念头，决心要靠自己的双手找出一条活路。
1975年春节大年初一，上义公社光锋大队黄坑排生产队就率先决定实行“分田单干，分户经营”责任制。这天，生产队长孙木林吃过早饭，来到社员居住比较集中的黄坑排保管员孙壬的家，召集生产队会计、出纳、记分员等六人在上厅开会。孙木林首先对大家严肃地说：“这次会议大家要保密，不准说出去。”孙木林提出：“现在大家都搞不到吃的，肚子填不饱，要想办法。我想留下门前的20亩水田，作为集体田，集体耕种，共同管理。上面配下来的尿素等肥料全部放到集体田去，所收获的谷子全部作为公余粮，保证完成国家任务。其他田地按89人来分下去，谁家管理谁家所得。”大家议论后，一致说“可以实行”。为了对外掩饰，村民还暗地里定了几条“规矩”：田地分到各家各户，但主要生产工具不分；植番薯、水稻插秧以及收获时集体行动；集体的稻谷归集体仓库，私人的稻谷收进各自家里等等。
孙壬家门前的20亩水田
这样一“分”一“包”，原来的集体管理体制实际上完全被打破，大家的干劲都调动起来了，各显奇招，播种、管理、收割工效提高一大半。特别是当造的番薯，他们往垄里填肥，长势马上见效。“分田到户”实施第一年，稻谷亩产从500斤增至1000斤，种的番薯亩产从700斤增至3000斤。社员开始粮足有饭吃，不饿肚子，营养不良、脸无血色、水肿病等明显减少。很多社员第一次买了单车、板车，穿上新鞋、新衣服，人的精神面貌也完全不同。
上义公社有个边远村郊田大队，郊田村民见黄坑排的禾苗长势好，稻谷产量高，都觉得纳闷，心起猜疑。郊田大队河背生产队队长赵火茂，经过一两年的私下观察，终于发现了黄坑排水稻丰产的“秘密”。1977年，他也把河背生产队一分为三——河社、河中、河上三个小组，然后分田各自进行耕种，搞“分田到组”，结果也取得了好收成。还有一些生产队也悄悄地学，番薯、小麦等作物种下去以后，就分到各家各户去管理。各家都各尽所能，加强施肥、管理，效果立竿见影，番薯、小麦获得大丰收。
1978年秋上义公社
“分田单干”全面推开
黄坑排生产队实行“分田单干，分户经营”责任制取得显著效果，上义公社部分生产队也仿照实行。
1978年秋，刚上任不久的张启文经过调查，了解到黄坑排生产队的情况，有了自己的主张。农历九月的一天，上义公社在圩镇饮食店召开全体脱产干部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张启文在会上动员各大队仿照黄坑排生产队的做法，搞“分田单干，分户经营”。在作业组的基础上，将水田以好、中、差搭配，按人数划分，责任到户，暂定实施一年。1978年秋冬，大家就把田分下去了，播下小麦，种下杂粮。张启文无论走到哪里，都问大家“分田到户搞单干怎么样？”他向社员说：“你们想吃咸菜还是想吃鸡肉？想吃鸡肉就要自己干！”
生产队长孙木林、保管员孙壬在家里回忆1975年初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
紫金县委书记何耀恒闻讯，也赶到上义公社了解情况。张启文对全社“集体行动”搞“分田单干”，心中无数，硬着头皮向何耀恒汇报了上义公社的工作情况。何耀恒试探着说：“老张啊，你们这样搞行不行啊？上面没有文件呀！”张启文马上向何耀恒汇报了全公社实行“分田单干”后农民得到的实惠，解决了肚子问题，生产积极性高涨，干劲十足的情况。对此，何耀恒心中有数。他告诉张启文：“看来这样干还行，试试看吧。”县委书记何耀恒这句话，对张启文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支持。
随后，何耀恒来到南岭公社，召开全公社支部书记大会。会上，他宣布：“只要能让广大群众吃饱肚子，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搞好生产都行。”有个地处大山区的公社留洞大队，是新中国成立后还一直没有“翻身”的贫困大队，群众生活困苦。何耀恒在全公社支部书记大会上说：“我宣布：留洞大队‘解放’一年搞单干。”就这样，紫金全县迅速推广“分田单干”的做法。
紫金县委因为“分田单干”
受到严厉批评
1979年春天，何耀恒向中共惠阳地委汇报了上义公社的做法。然而，地委领导不仅没有支持，反而严厉批评了他，要求他马上追查上义公社的做法，并撤销公社负责人的职务。此后，地委电话一个接一个追问紫金县委：上义公社的事处理了没有？公社负责人撤职没有？何耀恒告诉县委办同志：“如有再追问，就说我下乡去了。”后来实在追得紧了，何耀恒果断召集县委常委会，宣布：“张启文的职不能撤，上面如果再追究就让他们撤我的职。”
面对上级的压力，上义公社也采取“措施”对付，明里“制止”，暗地里放任。1979年，上义公社先后发出“通告”“报告”“汇报”“决议”“情况反映”五份文件，有材料上写明要“纠正”“分田单干”，也有具体进度、数字，但那都是纸上功夫。事实上，“分田单干”的生产队一个也没有纠正，相反不断增加。至1979年底，上义公社共有228个生产队，其中搞集体分配的有12个，搞“单干”的有216个，占94.7%。
省里了解到上义公社的事后，立即召集有20多位县委书记参加的“扭单干”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何耀恒受到省领导的批评，甚至说要撤他的职。何耀恒大胆地说：“我宁愿让农民吃饱肚子而自己下台，也不愿当让农民饿肚子的官。”这话掷地有声，铿锵有力，令在场的干部都感到震惊。
紫金县是广东首推
“包产到户”的县
由于不少文件还是规定“两个不允许”（不允许“包干到户”、不允许“分田单干”），省委及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对“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逐步提高的过程。1979年12月中旬召开的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都是作为“歪风邪气”和“破坏集体经济，破坏生产力，是历史倒退”的方向性问题加以批判。1980年4月25日、28日省委召开常委会，提出允许贫困地区的“三靠队”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
1980年4月，省委常委杜瑞芝、副省长孟宪德先后带队到“包产到户”“重灾区”的紫金县检查工作。他们深入农家，挨家挨户看米缸、粮仓，询问农民搞“单干”到底好不好？这个时候，大家都讲实话了，都说“单干比集体好，粮多肚子饱”。他们亲眼看到“单干”给农民带来的实惠，私下也议论：你们说“单干”不好，可农民搞起来就有饭吃；说人民公社好，农民却吃不饱。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随后，他们写了两份调查报告，提供给省委领导参考。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指出：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这一席话，改变了人们多年来对“包产到户”的“左”的偏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广大农村实行，成燎原之势。1980年紫金县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县共有5819个生产队实行，占生产队总数的95%，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大面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县。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智慧在群众中。邓小平曾经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紫金县上义公社黄坑排生产队，率先“分田单干，分户经营”，虽然已40多年过去了，但它给人们的启示，在深化改革、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今天，却又特别宝贵。1983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指出：只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深入调查研究，紧紧依靠农民，善于引导，鼓励他们的创新精神，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三农”问题才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