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和许多沙头角村民一样，被生活所迫离开故乡闯南洋。我1940年出生在马来西亚，10岁时随父母回到祖国，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成长为一名干部，见证了这块土地改革开放前后的沧桑巨变，元墩头自然村的变化就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我作为一名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和受益者，可以说感受最真，情意最切，体会最深。

沙头角全貌（图片来源：美好盐田）

以前，沙头角由元墩头、恩上村、沙栏吓等7个自然村组成，我家生活在元墩头村，解放前以种水稻为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在中英街驻扎一个中队，日本鬼子和汉奸欺压百姓、横征暴敛，勤劳勇敢的沙头角村民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加入东江纵队，与日本鬼子和汉奸进行顽强的斗争，现在幸存的民族英雄就有6位。

解放前由于家里穷，没机会上学。我12岁的时候，插班到位于中英街的东和小学读三年级，1957年我小学毕业，考到深圳中学初中班，1962年，我高中毕业。由于父亲是土改时期的干部，在沙头角公社任文书，1963年，我被安排到中英街的商店做售货员。1972年，组织安排我到沙头角公社做兽医站负责人，带领三名医生开展工作，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前，经历了太多历史变迁的元墩头村非常贫穷落后。新中国成立初期，元墩头村民由一家一户种田，开始组成互助组，后来组织合作社，合作社由初级到高级，1958年组成人民公社，当时，全国上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人们都到公社食堂吃饭，造成了极大的粮食浪费。一年多之后，大集体已经没有米下锅，人们纷纷开始逃往香港。

在那个非常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大跃进”时期“左”的错误，对国家经济进行扭转，国内经济逐步走向稳定。然而，1962年，“苏修逼债”对中国经济又造成很大打击，1963年、1964年国家经济刚刚趋于稳定，1966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下乱成一锅粥，连公、检、法等重要部门都被砸了。在那个年代，许多优秀干部蒙受不白之冤，时任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由于曾提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口号，在各种场合被批斗。

历史上，我们元墩头村曾出现两次大规模的逃港潮，有的人甚至逃港多次，全村原有300多人，到1978年仅有28户178人，分散居住在五个自然村。耕地面积约240多亩，人均年收入不足60元。由于逃港严重，劳动力减少，人均耕地增多，夏收夏种要干45天。我们这些留守的人5点多要起床下地，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才回来。住的是一百多年前潮湿低矮的土坯房，烧的是柴火和煤球，吃着粗茶淡饭，过着清贫简单的生活。

改革开放前，我的100多名同学（逃港的占80%以上），他们遍布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中国香港等地，多次写信邀请我到外面发展，但我一直固守“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的思想，始终坚守在这里。

1977-1979年，我们都已知道了深圳将作为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消息，大家纷纷到香港登记，办理香港身份证，为将来到香港打工做准备。

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我们村很多人都去香港打工，男人修地铁、做建筑，女人进工厂当工人。人们的思想也逐步放开，慢慢地开展对外贸易，很多人挑一些土特产、稻草去中英街卖。

后来，沙头角几千亩土地全部被政府征用，建设了政府单位、工厂等。国家按照标准给我们发放了土地补偿款，我们村把补偿款集中起来，成立了深圳市沙头角群利股份有限公司。沙头角当时是一个镇，下辖两个街道。1980年，组织上把我从兽医站调回来，担任公司副经理，负责招商引资工作。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广东省政府每年都组织代表团到香港举行招商说明会，由经济办负责牵头洽谈，吸引外资投资深圳。后来，沙头角陆续引进了塑料厂、毛衣针织厂、表带厂、五金厂等五六家工厂。通过多方努力，1985年，我终于成功把一邼姓老板从香港招商至沙头角，成立了深圳市金华表带厂。该厂发展很快，刚刚设厂时50人，几个月后就变成500多人，三年后就发展至3000多人。

由于我工作成效显著，1987年，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与深圳市金华表带厂渊源颇深，当时的首任厂长并不是我，我正担任群利公司副经理。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沙头角派了一个当地人做厂长。但一段时间过后，邼老板找到经济办的领导，对这位厂长不满意，提出要我做厂长。

后来，经济办领导找我谈话，说邼老板的工厂规模大、影响深，如果不答应他，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刚刚“洗脚上岸”，你要为几千股民考虑。我满口答应，我是一名党员，党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第二个月，我就到深圳市金华表带厂上班，一干就是17年。

管理3000多人的工厂，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当时从香港派来的技术员就有40多人，共分20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上百人。我的主要工作是管理香港人遵守内地的法律，遵章守纪，不能欺负工人，更不能无理取闹。我常说，白天上班老板管，晚上下班后我来管。

曾经有一个老板的台山老乡，回乡后吹嘘自己在深圳发展如何好，带了30个老乡进厂，这些人进厂不久，就合伙偷了厂里的铜电线，被保安当场抓获。邼老板不便出面，交给我全权处理，我先让30多个人全部写检查，最后把牵头的5人辞掉，其余20多人留厂察看、以观后效。老板认识到我是真心实意帮他解决问题，对我刮目相看，80年代就给我发每月6000港币的工资。

后来，工厂扩大规模搬迁至横岗。2004年，邼老板退休，但他仍要求我上班。我每天坐公车从沙头角到横岗上班需要几个小时，非常不方便。老板想给我配专车，又担心其他人有意见，后来，我自己买一台车，油费、路费等厂里报销，解决了我的交通问题。直到2006年，我才从深圳市金华表带厂退休。

随着时代的发展，盐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也在不断调整。由于租金高、劳动法规较严，人工成本高，盐田区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迁往内地。

近年来，盐田区大力发展旅游业，非常成功。盐田港、保税区、珠宝、华大基因都是我们区的拳头企业。作为一名沙头角的原住民，我目睹了沙头角从昔日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今日海滨城区的过程。

沙头角深港国际消费合作区正加速建设（图片来源：方志广东）

元墩头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村里有工厂、物业、商铺，集体资产已达数千万元，人均年收入达4万多元。村民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开始注重平衡膳食，注重吃得环保、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穿衣也很讲究，个个衣着光鲜。村民不但拥有现代化家具、电器等，还拥有小轿车。

30多年前“医疗保险”这个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闻所未闻，居民有个头痛脑热，就到“赤脚医生”那里买点小药，现在自然村每个老人都可以享受政府养老金，老年人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2004年，元墩头村还被广东省爱委会授予“广东省卫生村”。

我现在虽然退休了，担任着群利公司监事会主席、社区居委会主任、会计、社区老年人协会会长、盐田区人大代表等职。作为人大代表，我每年都提建议，有些建议已经得到落实。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做社区群众的思想工作。当城市发展需要居民顾全大局、配合支持的时候，我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党员。在“迁坟头”“梳理行动”和创建省级卫生村的工作中，我带头做了许多工作。2006年，我被评为盐田区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2007年7月，我被评为深圳市优秀共产党员。

作为社区老人协会会长，我还积极组织200多名会员开展社会工作，开设论坛，组织拥军爱民、重阳节活动，配合社区做好工作。

今天的幸福生活应该与一个词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