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设中央局于上海。1922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利金鉴于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和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曾主张将中共中央局和党的整个工作重心迁到广州。7月11日，马林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以办事处的形式，在广州建立一个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机构”，并说“在远东，广州是唯一勿需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共产国际遂于7月18日命令中共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后来，共产国际又通知中共中央：由于“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当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

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决定中共中央驻地由上海迁往广州，图为马林衬衣上的共产国际指令

1923年2月，在策动滇军、桂军和粤军收复广州之后，孙中山重返广东，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或称“大元帅府”），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并允许各种革命力量在广东进行活动。孙中山在屡遭革命挫折后，决心改组国民党，健全组织体系，输入新鲜革命血液，欢迎中国共产党与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

鉴于孙中山的革命态度和合作倾向，马林全面分析了中国国内局势后认为“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他还提出：“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3月，马林向陈独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中共中央立即迁至广州，并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毕竟人数较少，如不建立广泛的革命联合阵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异常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中共中央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将中央驻地由上海迁至广州，召开党的“三大”，与孙中山国民党开展合作，建立联合的革命统一战线。4月，中共中央局迁至广州，以新河浦路24号“春园”为主要办公场所。继陈独秀、马林之后，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毛泽东、邓中夏等人陆续抵达广州。

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广州后，即全力筹备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广东区委具体承办了召集“三大”代表的各种事务性工作。中共广东区委还负责租赁恤孤院路31号作为大会会场，并租下附近的“春园”作为部分代表的住所。在会议筹备期间，谭平山召集广东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开了两天谈话会，交流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认识，“作为心理的准备”。

1923年6月中共三大期间，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广州，春园成为部分代表居住和办公的场所

6月12日至20日，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同国民党合作和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崧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大会，中共广东区委还派出一些党员到会旁听。中共三大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方面可以有力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革新；另一方面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也有利于共产党从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天地经受锻炼。这次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陈独秀担任委员长。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关于劳动运动、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议决案和决议案。大会还讨论了广东党的工作，指出：“广东的联合会须十分注意香港的现代产业工人。……必须大力向广州、澳门和香港的工人宣传民族运动。”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三大召开时，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移至广州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前锋》在广州创刊。1923年9月，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往上海，谭平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局驻粤委员。中共中央局机关驻广州历时五个月，广州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中共三大对推动国共合作、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