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的形成几经曲折。中共一大时，党对其他党派持排斥态度。在其后一年里，经过不断的实践与探索，加之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党逐渐意识到“民主联合战线”建设的必要性。在中国共产党内，李大钊较早注意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最早探索者，也是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他指出，要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认定一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曾安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会见孙中山，双方进行了三次长谈，讨论了有关中国革命和中俄结盟等问题，为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放弃了排斥其他一切政党的立场，第一次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治态度。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该议决案明确指出，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革命的主要联合者。中共二大在是否要同国民党合作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但对于采取什么具体形式实行联合，仍存在很大分歧。

为了推动国共两党迅速合作，统一党内思想认识，中共中央于二大开完后一个月，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李大钊参加了这次会议。西湖会议专门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首先提出采取以中共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进行国共合作这一意见，李大钊支持马林的建议，大多数同志则持反对态度。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李大钊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会议由此出现转机。其后，李大钊分析：由于孙中山不接受党外联合的办法，“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而易于行通的办法”。在李大钊的说服和疏通下，会议原则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推动了国共合作实现的进程，李大钊为促成西湖会议通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起了关键性作用。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受中共的委派，担负起同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进行联络的重任。从杭州返回上海后，他立即登门拜访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乱而被迫避居上海。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提出国共两党合作的主张，并建议国民党依照民主的原则进行改组。经过李大钊与孙中山诚恳的商谈，孙中山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帮助，决心同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并着手整顿和改组国民党。随后，李大钊以及陈独秀、张太雷等人，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1922年9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会议，商讨改组国民党的问题，李大钊参与了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9月4日，孙中山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起草宣言和党纲党章诸问题。1923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自此，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开始积极进行起来。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初步形成，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

1923年6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先是参加了关于中共三大的预备会，又于6月12日至20日出席了中共三大，并作了工作报告。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大钊在会上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积极主张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同时还指出，要注意保持党的独立性。李大钊还在会上谈道：“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他的意见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促进了全党对国共合作的统一认识。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共三大的召开，标志着党关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确立。

在中共三大上，李大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召开期间，李大钊应邀同孙中山进行会谈，讨论了国共合作及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

中共三大刚结束，6月25日，李大钊和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新当选的中共三大中央执行委员联名致函孙中山，诚恳地向孙中山建议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并建立一支国民革命的军队。但意见并未得到孙中山的采纳。

李大钊返回北京后，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党的这个决定仍为一部分党员所不能理解。为此，李大钊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工作。李大钊透彻的分析和说明，使大家对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24年1月5日，李大钊请假离京，与在京的国民党一大代表乘特别快车南下，取道上海，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在上海，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中共中央在这次会议上，组织了一个由李大钊领导，有谭平山、瞿秋白等参加的指导小组，领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1月10日，李大钊在上海乘船启行赴广州。

1月11日，李大钊抵达广州。晚上，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待以李大钊为首的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北京代表，示以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并征询意见。在开会前夕，李大钊数次前往位于广州东山的鲍罗廷寓所，商谈有关大会的各项事宜。当时，瞿秋白也住在鲍罗廷寓所，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大会的宣言和各种文件也在这里草拟。

国民党一大原定在1月15日举行，但因筹备不及，延至20日开幕。18日，鲍罗廷召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20人举行中共党团会议。会议首先讨论国民党一大期间共产党代表活动的组织形式问题。由毛泽东首先发言，报告17日已拟“分成几个小组，而不是集中在一起出席全体会议的决定”。鲍罗廷对此感到不解，毛泽东又作了解释，说明按经验“不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讨论每个问题时有特殊的组织形式”，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其他团体有组织地反对”。于是，鲍罗廷提出用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工作。李大钊由此提出补充意见，他说：“我建议除了委员会之外，还组织委员会同各独立代表团的联席会议。”鲍罗廷和其他人都同意，遂形成决定，由3名中共中央委员即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加上邀请一名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组成中共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期间的一个“委员会”，必要时与4个小组的代表（每组一名）组成联席会议进行工作。继而讨论会议宣言文件，鲍罗廷作了长篇报告，提出起草报告过程中，在四个问题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听取中共党内意见。鲍罗廷报告后，李大钊首先发言提出自己的见解，随后，谭平山、毛泽东赞同李大钊的意见。

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开幕，由于得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共党员李大钊等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三方面的积极支持和帮助，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孙中山主持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他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这四个老牌国民党员和李大钊共5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主席，协助主持大会。但实际上整个大会的工作，特别是各个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多半要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去执行。李大钊一个人就担任了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等三个审查委员会的委员，是大会兼职最多的一人，也是最忙的一人。李大钊还亲自参与审定了大会宣言和党章这两个主要文件，对大会取得成功作出重大的贡献。

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与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旧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民权主义提出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私有；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并规定制定劳工法，改善工人生活。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提出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三民主义。认识到苏俄、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才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这是孙中山思想的一个飞跃。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1月28日，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发言。他说：“共产党党员现热诚加入中国国民党，恪守党义、党纲，互相策励，进行国民革命。于入党时，声明为共产党，因服膺国民党主义，故愿去加入国民党，得孙总理之许可。”他强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并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章程，把“联共”写入了章程。但是，在讨论关于“中国国民党章程”（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一案时，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共产党员具有双重党籍）和所谓“党内有党”以排斥共产党人，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1月28日，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主张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在大会上引起激烈争论。方瑞麟的意见还得到冯自由、黄季陆、江伟藩等少数代表的支持。这是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又一次公开挑战。

这种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当即受到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同志的坚决反击。针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干扰，李大钊挺身而出，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并向大会印发《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阐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立场，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谬论。

李大钊指出：在今日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我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并没有因为我们一部分人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同时，在该意见书中，李大钊还严正指出：“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三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相反，我们是“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而加入的，我们加入本党“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是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允许的，所以，我们加入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绝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李大钊坚持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在批驳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同时，表明了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真心实意的态度。他说：“我们既已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违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他最后强调指出，对于我们共产党“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对于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李大钊给予了迎头回击。李大钊的声明，光明磊落，有理有据，义正词严，情真字切，有力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论调，消除了众多与会者的疑虑，得到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赞同，推动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廖仲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驳斥了方瑞麟对共产党的诬蔑，支持李大钊的意见。他说：“对方君之提案，表示反对。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作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廖仲恺发言后，大会执行主席胡汉明以个人身份发言，亦不赞成方瑞麟的提案，认为对跨党问题，“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最终，大多数代表赞成胡汉民归结的意见，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大会最终确认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为实现国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推动了全国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开展，很快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

国民党一大会场照

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既坚持了共产党的原则性和独立性，又坚决维护了两党的合作和团结。国民党一大闭幕次日，李大钊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等地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李大钊作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北京地区执行部党务的指导与监督。同年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正式成立，李大钊担任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