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广州海事法院推出“法官手记”专栏，聆听法官讲述办案背后的故事。本期推出的是来自邓敏的办案故事。
邓敏
广州海事法院执行人员
“大国重器”不能一拍了之
——一起涉外海事执行案的国家安全考量
办案心得
收到这起执行案时，我原以为是一宗常规的仲裁裁决执行——返还购船款520万元，扣押船舶、司法拍卖、划拨款项。然而，当评估鉴定结果摆在面前时，我瞬间警觉起来。涉案的“幕某号”轮并非普通船舶，而是一艘大型绞吸式挖泥船。这类装备有着“地平线编辑器”之称，是港口航道建设、填海造地的核心装备，更被列为国家限制乃至禁止出口的战略物资——妥妥的“大国重器”。一旦走司法拍卖程序，船舶极有可能经转手流向境外，触碰国家管制红线，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
这就让我陷入两难：一方面，申请执行人技某公司的520万元购船款已经仲裁裁决确认，胜诉权益应当兑现；另一方面，涉案船舶属于国家管制物，机械拍卖无异于以司法程序为通道，使战略物资脱离管控，埋下安全隐患。执行不能只看当事人账本，更要看国家利益这本“大账”。
进一步了解案情后，我发现本案源头在马来西亚某公司，技某公司是受托代购。因购船未成，马来西亚某公司已另案在上海海事法院起诉技某公司。这意味着，即便我们兑现了技某公司的债权，上下游之间的纠纷仍在另案中悬而未决。我与上海海事法院承办法官沟通后，决定跨院联动、协同调解，从源头上一揽子解决问题。
经合议庭反复研判，我们结合案情暂停拍卖程序，确立了“调解优先、多措并举”的执行思路：一方面联动上海海事法院加大调解力度，促使双方坐下来谈，寻求和解可能；另一方面加强对被执行人幕某公司其他财产的查控措施，拓宽兑现渠道，避免押宝在船舶拍卖一条路上。最终，三方达成和解，以非拍卖方式执结本案——既避免了国家管制船舶通过司法程序流往境外，又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一揽子化解关联纠纷。
此案让我深切体会到，海事执行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安全账”；不能只盯住“一纸判决”，更要“追本溯源”。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我们在每一个执行环节中，将国家利益与当事人权益统筹考量。机械执行看似高效，实则可能埋下安全隐患；而以调解化解、多元兑现，才能在维护管制政策权威的同时，为涉外主体提供有效救济渠道。以海事司法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这是执行人员肩上不容回避的责任。
案件回顾：
技某公司与幕某公司海事海商纠纷执行案
基本案情
2021年，马来西亚某公司委托燕某在国内代购挖泥船，先后支付700余万元。燕某的妻子在上海经营技某公司，主营船舶及配套设备销售。同年5月，技某公司付款520万元，购入幕某公司名下的“幕某号”挖泥船及配套设备。因幕某公司未能按期交船，技某公司于2023年6月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2024年8月，仲裁庭裁决幕某公司返还购船款520万元。裁决生效后，幕某公司未主动履行，技某公司遂向广州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广州海事法院立案后，依法审查并认可了仲裁裁决，决定予以执行。在司法扣押及鉴定评估“幕某号”轮时，发现该轮为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属国家限制或禁止出口的战略物资，系国防建设“大国重器”。为避免因违反国家管制规定而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法院立即暂停了拍卖等执行程序。进一步梳理案情后发现，技某公司系受马来西亚某公司委托代为购船，而马来西亚某公司因购船未成，已另案在上海海事法院起诉技某公司。为从源头上一揽子化解纠纷，广州海事法院与上海海事法院跨院联动，一方面加大执行调解力度，另一方面加强对幕某公司其他财产的查控，最终促成技某公司、幕某公司及马来西亚某公司三方达成和解，既避免了国家管制船舶流往境外，又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也一揽子化解了关联纠纷。
典型意义
本案执行法院未机械执行仲裁裁决，而是以坚决贯彻执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立足国家利益与当事人权益的双重保护，通过调解实现“政策合规+商业共赢”，在维护管制政策权威的同时，为企业敲响合规警钟，也为涉外主体提供了救济渠道，以海事司法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