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抗日战争胜利后，硝烟渐散，电影也开始重新面对普通人的生活。从战争创伤、家庭离散，到贫困、失业与社会变迁，南粤电影人的镜头不再只聚焦烽火前线，而是转向“胜利之后的人间”。与此同时，随着一批进步电影人南下香港，上海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粤语电影的地域文化与战后香港的电影工业彼此交汇，一种新的南粤电影面貌正在形成。

　　南方网·粤学习联合“打卡广东红”平台推出“南粤红影”专栏，循着经典影片、重要人物与历史现场，重访广东红色电影的光影足迹。本期，我们从《复员泪》《烽火渔村》一路讲到《珠江泪》，回望抗日战争胜利后南粤电影的转折与新变，看电影人如何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命运，又如何在时代更迭与地域流动中，为此后广东与香港电影的发展留下深刻印记。

　　1949年夏，广州的街道还没有完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珠江边的村庄里，农民在筹划战后终于可以安心地收成。城市里，难民、商贩、学生和从各地南下的人挤在一起。另一边，一支刚刚从上海来到香港的电影队伍，正在赶拍一部粤语片。

　　导演王为一不会说粤语，摄制组的人，他也几乎一个都不认识。但摄影机已经架起来了。他们要拍的这部电影后来叫《珠江泪》。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由南下的左翼电影人制作，诞生于香港，拍摄在广州；使用地道的粤语；拍的是旧社会的农民，却在1949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完成。

　　南粤电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新中国正在建立的人民电影体系。另一边，是香港正在恢复的资本电影工业。

　　而在两者之间，还有一批电影人、几百部影片，以及一种正在迅速改变的电影语言。

　　一、烽火初歇，镜头转向人间

　　1945年9月16日，广州中山纪念堂。华南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在这里举行。这一天意味着战争结束，却不意味着城市已经恢复正常。七年的沦陷留下的是贫困、失业、物价飞涨、家庭离散，以及大量没有归宿的人。电影业得到的第一个消息，不是“繁荣”，而是“重新开机”。

　　香港电影资料馆的研究显示，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后，直到1945年光复前，几乎没有正常的本地电影生产；战后一年多，电影业才重新启动，到1946年12月，才有战后本土故事片重新公映。大批上海电影人进入香港，国语片突然增加，张善琨、李祖永、蒋伯英等人带来了上海电影工业的制作经验和左翼电影的现实传统。香港电影资料馆统计，1946年至1949年间，香港共生产65部国语片，远远超过战前总量，而“批判现实主义”的写实电影成为四十年代香港电影的重要倾向，也顺应着世界电影对这场人类历史最大规模战争的光影反思。

　　1947年，关文清拍《复员泪》。镜头中的广州世家，原本过着体面的生活。战争突然打进来，男人逃难，女人留守。日军进入住宅搜查，马氏担心遭到侮辱，投井自尽；逃难途中，王氏生下孩子，给他取名“路生”。一家人到了桂林以后，金饰、衣物一点点变卖，最后连原来的生活也保不住。王氏不得不到茶楼做女招待。

　　电影的名字叫《复员泪》。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战后的讽刺。士兵可以复员，城市可以复员。可是一个家庭呢？战争留下的恐惧，也不会因为胜利日的到来而自动消失。战后粤语电影没有马上去拍“胜利”，而是胜利之后的人间。这也是为什么《复员泪》《此恨绵绵无绝期》《有冤无路诉》《烽火渔村》等作品后来被香港电影史家归入战后粤语片的现实主义潮流。

　　1948年的《烽火渔村》更加直接。导演胡鹏把摄影机搬到长洲，没有摄影棚，镜头里是真实的海、渔船和渔民。影片以两个渔民家庭为中心：关德兴饰演的人物原本正直倔强，却被生活一点点磨掉志气；白燕饰演的女性一开始显得世故怕事，到了困境之中，反而显示出坚韧的一面。影片大量外景拍摄留下了当年渔民生活的珍贵影像。它的灵感来自蔡楚生1934年的《渔光曲》，也继承了它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这一次南粤的属性明显真实，人物说的是粤语。

《烽火渔村》电影照 图片来源：香港电影资料馆

　　这部电影也折射出1945年至1948年南粤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战争把电影人赶离原来的城市，却也让不同的电影传统汇聚到了一起：上海左翼电影的创作经验，与广州、香港的粤语文化，在战后的流动中彼此交汇。

　　与此同时，战后香港商业电影市场迅速恢复，“拍什么、为谁拍”成为电影人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实主义传统、粤语文化与市场需求彼此碰撞、彼此调适，也由此催生出新的南粤电影面貌。

　　二、南下香江，《珠江泪》诞生

　　194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涉及电影剧本审查方针、故事范围，并提出考虑成立新华影片公司、为全国电影院提供影片。同年12月，又进一步讨论电影事业统一领导以及未来全国电影领导机关的问题。

　　随着电影工作逐步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事业部署，电影不再只是一个行业问题，也成为一项有组织推进的文化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环境日益紧张。成立于1946年的上海昆仑影业，此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根据相关史料，昆仑影业的成立与中共方面支持进步电影事业的部署密切相关。随着局势变化，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等电影人陆续南下香港，王为一随后也奉调前往。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电影“移民”。根据中国文联、广东文史资料等资料，中国共产党组织当时安排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到香港开展工作，以保存文化力量，并在香港继续开展电影生产。1949年2月，王为一赴香港进入南国影业公司。大光明、南群、大江、民生等进步国语电影公司也陆续在香港形成；南国则专门承担粤语电影的生产，成为左翼电影的宣传阵地。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电影工作的组织化探索，早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已经展开。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咸等人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记录下根据地的战斗与生活。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方向后来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根本指针。1946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正规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黑龙江兴山诞生。

　　到了1949年4月，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袁牧之任局长，负责统筹全国电影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机构转隶文化部。从十几个人，到一千三百多人。从一台摄影机，到制片、摄影、洗印、放映逐渐成套的体系。这背后是一套非常清楚的思路：电影不仅要拍，还要生产；不仅要生产，还要发行；不仅要有影片，还要有能够持续运转的电影组织。

　　而香港，则成为这条线特殊的一站。

　　因为这里既靠近内地，又处于英国殖民管治之下；既有粤语观众，又有成熟商业市场；既可以继续拍电影，又已经开始被新的政治格局重新定义。

　　于是，南下的王为一和他的《珠江泪》来了。

　　1949年，南国影业决定拍一部真正的粤语现实主义电影。蔡楚生把陈残云的《贫贱夫妻》交给王为一改编。

　　故事发生在广东乡村。大只牛和阿鸡是普通农民。

　　他们辛辛苦苦种田，却连自己的粮食都保不住。乡间恶霸官仔贵，抗战时期做过汉奸，战后摇身一变成为“清乡大队长”。他逼迫农民交租，又把目光投向大只牛的妻子牛嫂。为了摆脱压迫，大只牛和阿鸡被迫离开家乡，到广州谋生。一个农民来到广州，但城市并没有给他真正的出路。后来，牛嫂也被迫来到广州。

　　夫妻二人不断错过。乡村与城市之间，是一个普通人被时代推来推去的命运。这也是《珠江泪》最动人的地方。

　　男人怎样被征兵、女人怎样被逼到城市、贫穷怎样一点点侵入家庭……夫妻重逢时，过去已经无法简单恢复。

　　影片在广州实景拍摄，并保留大量地方风貌和方言俗语。它不是先有口号，再寻找人物；而是先让你看见一个人，然后让你慢慢明白这个人的悲剧并不是个人悲剧。它来自一套制度，来自一个刚刚结束的旧时代。

　　王为一后来回忆，自己到香港时甚至不会粤语，蔡楚生却要求他把这部粤语电影拍好。他提出的标准后来成为《珠江泪》最重要的创作原则：不要让技术压过生活。不要让摄影机炫耀自己，而要让观众相信银幕里的人真的活过。

《珠江泪》电影剧照 图片来源：香港电影资料馆

　　《珠江泪》本来于1949年夏已经完成计划的内容，而随后广州发生巨变。10月14日广州解放，摄制组即刻赶到广州实景拍摄。于是，电影里留下了广州特有的横街、窄巷、狮鼓、小食担、沿途卖唱的盲女、珠江河面上的帆影、海珠桥旁的人流、码头上停泊的航船——这些画面如今已成为那个时代广州最珍贵的影像记录。

　　这也使《珠江泪》成为一部非常特殊的电影：它在香港筹备，由南下电影人制作，用粤语拍摄，故事发生在广东，而它最终面对的现实，是一个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广东。

　　这部由王为一导演、陈残云编剧、蔡楚生监制的电影于1950年1月31日上映，全片黑白、粤语，片长107分钟，位列1950年上半年十大卖座电影的第一位。 这是南粤电影最重要的一次“落地”：电影不再只是把广东当成一个拍摄地点，广东开始成为电影本身。于是，这台原本来自上海电影传统的摄影机，终于在珠江边找到自己的语言。

《珠江泪》电影海报 图片来源：香港电影资料馆

　　三、时代转折，南粤电影分流

　　《珠江泪》进入刚刚解放的广州城这件事情很有象征意味。摄影机原来在香港，现在进入一座刚刚改变政治归属，迎来人民做主的城市。珠江仍然是那条珠江，但是城市已经不是原来的城市。中国内地的电影体系到20世纪50年代与新的国家电影工业结合，形成后来我们熟悉的革命历史电影体系。

　　香港仍然继续生产大量粤语片、国语片，神怪、武侠、文艺、喜剧等类型依旧繁盛。香港电影资料馆记录，1950年至1952年间香港生产了580多部故事片及纪录片。这不是一块“没有政治的商业电影飞地”。恰恰相反，冷战没有把电影变成黑白两色，反而让电影界变得更加复杂。有人北上、有人留港，王为一就是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

　　1951年，他回到广州，参与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后来又进入北京、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多年以后，他再次回到广州，参与珠影建设。这条路线，几乎就是一部缩小的南粤电影史：一台摄影机走过的地方，恰好体现中国电影制度发生重新分配。水流向了两个方向，但源头还是同一片土地。

　　参考材料：

　　① 《解放区的电影事业》，《人民日报》，1949年6月24日。

　　②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

　　③ 姬政鹏：《党的文艺方针指引正确方向 政策驱动发展法律保驾护航》，《中国电影报》，2019年8月14日。

　　④ 余慕云：《香港影片大全第二卷（1942—1949）·序言》，香港电影资料馆。

　　⑤ 中国文联：《百岁影人王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