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战火逼近，电影不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也成为记录历史、唤醒民众、凝聚人心的武器。抗战时期，一批南粤电影人从上海辗转香港、广东乃至更广阔的内地，在炮火与流亡中继续创作：有人扛起摄影机奔赴前线，有人以粤语电影传播救亡之声，也有人在胶片告罄、银幕熄灭之后走上舞台，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文化抗战。

　　南方网·粤学习联合“打卡广东红”平台推出“南粤红影”专栏，循着经典影片、重要人物与历史现场，重访广东红色电影的光影足迹。本期，我们循着黎民伟、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南粤影人的足迹，从《淞沪抗战纪实》到《血溅宝山城》《孤岛天堂》，从香港银幕到湛江舞台，重访那段电影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的岁月，看南粤电影人如何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刃，在抗战烽火中留下属于中国电影的时代回声。

　　一、炮火之下，他们举起摄影机

　　1937年8月的上海虹口，炮声从黄浦江对岸传来，每过几分钟，就有一次震得地面发颤。一个穿着短衫、肤色黝黑的中年男人，扛着一台笨重的摄影机，在倒塌的砖墙和滚烫的弹坑之间奔跑。

　　他不是军人，没有枪，怀里只有几盒尚未曝光的胶片。

　　他叫黎民伟，广东新会人，被称作“中国纪录片之父”——从1921年起，他扛着摄影机记录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记录北伐战场的真实动态。此刻，他记录的是一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

　　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之一。而黎民伟拍摄的《淞沪抗战纪实》则是它最真实的影像记忆。

　　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租界备战、日军轰炸上海火车站等历史场景，都被黎民伟和同伴冒死记录，成为珍贵的史料。而这场战争也把中国的电影中心变成了废墟。

　　摄影棚被炸毁，片场被征用，大批电影公司倒闭。曾经灯火辉煌的“东方好莱坞”，一夜之间熄了灯。中国电影该往哪里去？

　　答案是一张不断向南下转移的迁徙走廊。而走在这张路线图前列的，是一群讲粤语的电影人。

1937年《淞沪抗战纪实》胶卷截图，资料来源：香港电影资料馆

　　二、香江银幕，他们拍响救亡号角

　　黎民伟、蔡楚生、司徒慧敏、谭友六——这些名字串起了中国电影从上海南迁的第一批脚印。

　　1935年，蔡楚生以《渔光曲》在莫斯科获奖，把中国电影带到世界舞台；司徒慧敏则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于日本留学期间加入电影研究班并在早稻田大学电子系当校外生学习电影技术，1933年加入我党“电影小组”，也是中国有声电影技术的开拓者。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们两人回到广东，继而转往香港。

司徒慧敏 照片来源：上海市图书馆

　　香港在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成了中国电影人在战火中难得的喘息之地。1937年，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把全部资产运往香港；1938年底，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设立分部，创建大地影业公司。

　　但爱国救亡的中国电影人没有偏安一隅，而是在香港开辟文化抗战的新战场。

　　蔡楚生和司徒慧敏一到香港，就找到片商袁耀鸿，成立了新潮公司。他们带来的不是好莱坞式的歌舞片，而是一句掷地有声的号召——“改善粤语片的内容，摄制健全的国防片”。

　　这句话的背景是继“国防文学”之后，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电影界的创作口号正式提出。它意味着在战争逼近之际，中国电影不应该仅是供人消遣的麻醉娱乐，而是动员民众、救亡图存的武器。

　　1938年，司徒慧敏导演、蔡楚生编剧的《血溅宝山城》在香港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粤语抗战片。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37年淞沪会战中，姚子青营部六百壮士死守宝山城，全营殉国。银幕上，粤语的对白第一次讲述着战场的悲壮——观众看见了“国家”两个字的分量。

　　《血溅宝山城》的拍摄收到共产党的支持，并得到了周恩来的表扬。紧接着，司徒慧敏又拍摄了青年王志强带领村民敌后作战的《游击进行曲》。因为片中抵抗日军的场面，港英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禁止其上映。直到1941年影片被删减两千多尺后，改名《正气歌》才与观众见面。

　　此外还有1939年蔡楚生执导的《孤岛天堂》，讲述一群爱国青年在沦陷区组织暗杀行动的故事。影片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把镜头对准了流亡舞女、贫苦市民、卖报小孩这些最底层的人，讲他们如何和爱国青年站到一起，共同抗日。

　　1940年上映的《白云故乡》则由中共电影小组夏衍编剧，从广州遭受的一年多的大轰炸讲起，讲述一群逃往香港的青年，在迷失之后最终醒悟，回国加入敢死队，壮烈殉国的悲壮英歌。

　　从《血溅宝山城》到《白云故乡》，一条清晰的主线浮现出来，不管是正面和敌后战场的战士们，还是身为民众的码头工人、舞女、卖报童、逃难的学生——他们在炮火中做出的每一个微小而坚决的决定都是反击侵略、保家卫国的担当。这恰恰是国防电影运动最动人的地方。

　　三、辗转南粤，他们把舞台变成战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在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进攻香港。十八天后，香港沦陷。

　　这座曾经的“喘息之地”如今陷入黑暗，而困在孤岛上的，是一批特殊的难民——茅盾、邹韬奋、何香凝、柳亚子等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以及大量电影人。他们大多是从上海、广州一路南迁到香港避难的，如今香港失守，他们成了日军搜捕的首要目标。

　　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随即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开辟了一条从香港到广东再到内地游击区的秘密通道。在日军封锁线之间，这些文化人被化整为零，乔装打扮，通过水路、山路，一站一站地被护送到安全区。

　　这就是著名的“港九秘密大营救”——在长达数月的营救中，数百名文化人全部脱险，无一伤亡。电影人也在撤离的队伍里。但没有了摄影棚，胶片也被战火毁掉大半，他们的“武器”被迫换了一种。

港九大营救所使用的香港路线图 图片来源：光明网 2009年9月8日《 一幅地图，如何帮助了香港“秘密大营救”？》

　　黎民伟带着妻子林楚楚、儿子黎铿，辗转来到湛江。在这座粤西小城，他成立了“艺联剧团”，拾起早年的技艺，把电影人的才华转向了话剧舞台。他们演出的第一部话剧《秦淮河》在赤坎文化戏院首演，好评如潮。随后，黎民伟又组织演出了吴祖光的大型话剧《碧血忠魂》，把东北义勇军抗日英雄苗可秀的事迹搬上舞台。黎民伟还把他随身珍藏，包含之前摄制的抗战场景，可以说唯一尚能放映的电影《勋业千秋》在孙中山先生诞辰日公映，表明自己不忘电影救国的初心。    

　　几乎同时，司徒慧敏也担任了进步的中国艺术剧社的领导工作，一批香港银幕上的明星同样流亡到湛江。吴楚帆、张瑛、白燕、黄曼梨等人组织了“明星话剧团”，演出《林冲》《雷雨》《钦差大臣》等富有文化力量的新剧。他们在赤坎平安戏院演出历时四个月，几乎场场满座。1943年湛江被日军占领后，这支话剧团兵分两路，一路去桂林，一路去越南，在战火中继续演出。电影人没有枪，但他们有另一种武器。当摄影机被夺走，他们就站到舞台上；当胶片告罄，他们就用声音和身体，继续讲述这个民族正在经历的苦难与抗争。

　　四、八十余年后，镜头仍在讲述

　　从1937年的上海到1941年的香港，再到此后的漫长迁徙，粤籍电影人一路以文化为武器、以影像记录时代，在流离与战火中走出了一条抗战救亡之路。

　　黎民伟用摄影机记录了真实的战争。蔡楚生和司徒慧敏用粤语抗战片唤醒了华南和南洋的同胞。在湛江、桂林、重庆、延安……电影人用话剧延续着银幕之外承载的表达，他们是一群没有军衔、没有枪炮，却始终没有放下武器的人。

　　很多年后，这条文化走廊的故事，被一代又一代电影人重新讲述。2017年，香港导演许鞍华拍摄《明月几时有》，把镜头对准了港九大营救和东江纵队。影片没有喊口号，没有塑造高大全的英雄，而是聚焦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教师、一个中学生，讲他们如何在沦陷的香港做出自己的选择。这让人想起1938年的《血溅宝山城》、1939年的《孤岛天堂》——那些最早的粤语抗战片，早已为后来者定下了基调：战争的意义，不在于宏大的胜利，而在于每一个普通人在绝境中守住的那一点点良知。

　　摄影机是武器，这群讲粤语的电影人懂得这句话的分量。他们扛着它，从上海走到粤港，从粤港走到内地，一路走，一路拍，一路演，直到把这场战争的每一个侧面，都刻进了胶片的纹理。

　　参考资料：

　　① 南方日报：《抗战时期粤籍影人的创作迁徙》，2025年9月14日。

　　②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史》相关章节；另见《国防电影》口号提出始末，1936年。

　　③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明月几时有〉：满满的香港情怀》，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