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电影，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理想与信念的传播者。回望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广东电影人始终是红色电影创作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左翼电影运动到抗战救亡，从银幕上的家国叙事到一代代电影人的现实关怀，他们以镜头记录时代、回应人民，也不断拓展中国电影的表达边界。

　　南方网·粤学习联合“打卡广东红”平台推出“南粤红影”专栏，循着经典影片、重要人物与历史现场，重访广东红色电影的光影足迹，探寻那些穿越岁月、至今仍能打动人心的精神力量。

　　一、当银幕需要一种新的声音

　　1930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长堤明珠影画院的七百个座位黑压压地坐满了。银幕上的《红皮》中，好莱坞女星白珍珠（Pearl White）正在一桩谋杀案中周旋。她的嘴唇在动，底下打出英文对白——“有声电影”已经来到广州，但观众听到的每一个音节都是陌生的。坐在包厢里的富贵看客多半不在意四块银元一张票，看的是“西洋镜”，听不听得懂不重要。但散场后走在长堤的夜风里，总有人会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在银幕上听到中国人自己说的话？

　　注：明珠影画院是广州市最老的电影院之一，由早期电影人卢根于1921年创办，是广州最早的正规电影院，也是默片(无声电影)时期广州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电影院，首开“对号入座”先例。后改名羊城电影院。明珠影画院旧址现位于越秀区长堤大马路248、250号。图片来源：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当时在这座城市里，住着大约一百万人。其中有潮汕来的学徒、开平的侨眷、台山的水客、西关的小姐、东山的少爷——他们讲的是粤语、潮州话、客家话，但没有一种会出现在电影院里。

　　好莱坞八大公司在广州都有办事处，控制着从排片到票价的整条链条。米高梅和派拉蒙的海报贴满永汉路，而1925年到1927年间拍了八部的广州本土的影片则无法占据一席之地。百粤制片公司的摄影师刘锦涛后来回忆：美国人“对广州产的电影不仅不支持，反而排挤”，本土公司的胶片刚出洗印车间，就被堵在发行渠道之外。

　　1933年，广州电影业营业额比粤剧高出160%。看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广东本地的有声和彩色电影制作还未发声，这是广东的文化和电影工作者共同的目标。

　　更坏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之后，连那些最不通世事的观众也坐不住了。娱乐片突然显得轻浮，卓别林的滑稽面孔救不了人心。中国急需一种新的电影，一种能用观众听得懂的语言、讲他们关心的事情的电影。谁来拍？

　　二、广东电影人走进左翼电影洪流

　　答案来自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人。

　　1920年代初，汕头小公园商圈的安平路上，一间绸缎庄里有个十二三岁的学徒。白天理货记账，晚上躲在阁楼上看书。他的名字叫蔡楚生，潮阳人，没上过几天学，但他看完了绸缎庄老板书房里所有带字的东西。

注：左三为蔡楚生。图片来源：潮阳发布。

　　十年后，这个学徒站在了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的摄影棚里。

　　1933年，蔡楚生在拍摄现场遇到了聂耳。聂耳当时还是一个小提琴手，却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蔡楚生刚上映的一部电影：“你明明可以拍出更有力量的东西，为什么还在讨好上层社会？”

　　那次谈话之后，蔡楚生的镜头再也没有离开过底层人。码头工人、渔家女、流浪的孤儿——这些人从前只是银幕上的背景，蔡楚生让他们站到了正中央。

　　1934年6月，蔡楚生自编自导的《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那年夏天奇热无比，但观众没有走。一天、两天、一周、一个月——这部讲述渔民家庭两代人悲欢的电影，在上海连映了整整84天。挤进影院的观众超过百万人次。次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授予《渔光曲》“荣誉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渔光曲》主题歌的旋律此后传唱数十年。

注：《渔光曲》电影剧照。图片来源：电影主演王人美自传《我的成名与不幸》。

　　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安娥、曲作者任光，和蔡楚生来自一个共同的圈子——左翼电影运动。1933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小组”在上海成立，五名成员中有一个广东开平人，叫司徒慧敏。他不仅是编剧和导演，还是中国有声电影技术的开拓者。

　　1934年，他把一家电影器材公司改组为电通影片公司，拍出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桃李劫》，其中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让无数学生热泪盈眶；另一部叫《风云儿女》——它的主题曲后来有了另一个名字：《义勇军进行曲》。

　　同一年的广州，越华路深处，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青年在祠堂里秘密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1934年1月，他们在中山大学附小平山堂公演抗日剧目，散发革命传单。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60多人被捕。8月1日，六名骨干成员——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被集体杀害。史称广州“文总”六烈士。

　　从汕头绸缎庄到上海摄影棚，从越华路祠堂到莫斯科领奖台——这些看似不相干的地点，被一根红线串在了一起：广东电影人。在1932年到1936年全国上映的74部左翼电影中，近半数的编剧、导演、摄影、作曲出自广东。他们用国语拍出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但还有一个问题。国语片可以在上海拿下84天连映纪录，可以在莫斯科获奖——回到广州，回到香港，回到旧金山华埠，三千万讲粤语的侨胞看着银幕上的国语对白，仍然隔着一层乡音的期望。

　　三、当红色电影说起广东话

　　1933年，粤剧名伶薛觉先走进上海的摄影棚。他要拍的这部电影叫做《白金龙》——名字来自南洋烟草公司的一款香烟，厂家出了些钱，算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商业植入之一。拍摄时间：20天。成本：1500美元。对比好莱坞动辄数十万美元的制作费，这连布景预算都不到。

　　中秋节上映那天，广州的影院门口排起了长队。银幕上薛觉先开口说的第一句粤语对白，让整个观众席瞬间安静，继而沸腾。那是第一次，广东人在漆黑放映厅里听到的声音来自故乡。

　　原本排了两周档期，结果加到了一周又一周。三周后，《白金龙》在广州的票房逼近10万美元。接着是香港，一个月入账10万港元。然后是曼谷、吉隆坡、新加坡——所到之处，南洋华侨蜂拥而至。票房回报率超过了六十倍。这不是一桩单纯的商业事件。

　　如果说左翼电影解决的，是“中国电影应该拍什么”——那么《白金龙》回答的，是“中国电影应该说哪种语言”。答案很简单：观众听得懂的那种。

注：《白金龙》出口美国的初代海报。图片来源：香港电影资料馆。

　　嗅觉灵敏的资本立刻行动。1934年，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厂，专门拍摄粤语片。随后几年，广州本地涌出三十余家制片公司。粤语片的年产量迅速比肩国语片。场面火爆到美国片商不得不在周围的影院排出好莱坞大片“围剿”。但已经晚了——粤语片在南洋建立起独立的发行网络，即使离开广州和香港，也有三千万侨胞托底。这一次中国广东的本土电影战胜了庞大的美国资本。

　　中国电影在国语片上拥有深厚的潜力，在粤语片上则展示了新的声音和中国故事。

　　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人，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完成了“夺回声音”的战斗。左翼电影夺回的是“被遮蔽者的声音”——那些渔家、码头工人、流浪孤儿的声音。粤语有声片夺回的是“被压抑的乡音”而这两股声音在1938年汇合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蔡楚生和司徒慧敏南迁香港，用粤语拍摄了《血溅宝山城》——第一部正面表现抗战的粤语片。他们号召“改善粤语片内容”“摄制健全的国防片”，将左翼的社会批判注入粤语片的工业体系。广东籍电影人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也找到了用这种语言去讲述时代命题的方式。

　　九十年过去。广东已连续二十三年位居全国票房第一。从1930年17家影院的一万四千多个座位，到如今全省近两千块银幕——数字当然值得记一笔，但真正有意义的遗产不是数字，而是一个朴素的事实：从蔡楚生的《渔光曲》到陈嘉上的《暴风》，广东电影人对“用中国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这件事，从来没有动摇。

　　参考材料：

　　① 刘锦涛回忆，转引自《美国影片控制广州市场史实》，《广州文史资料》第44期，1992年。

　　② 《广州年鉴·卷八·文化》，广州：广州市政府，1934年；参见1934年《广州指南》。

　　③ 澎湃新闻：《1930年代左翼电影：在光影中想象新中国》，2021年12月29日。

　　④ 腾讯新闻：《近代上海这个“电影小组”，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2023年10月14日；松丹铃：《中共与1930年代“左翼电影”的关系》，《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3期。

　　⑤ 南方+：《纪念广州“文总”六烈士牺牲90周年》，2024年8月3日。

　　⑥ 中国作家网：《1930年代左翼电影：在光影中想象新中国》，2021年12月29日。

　　⑦ 智谷社：《80年前粤语电影勇斗美国大片》，转引自《广州文史资料》第44期及相关报刊记载；天一影片公司史料参见《电影月报》1928年各期。

　　⑧ 南方日报：《抗战时期粤籍影人的创作迁徙》，2025年9月14日。

　　⑨ 广州日报：《湾区电影，春意盎然》，2023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