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与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道长期命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在如何推进县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壮大方面，经历了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涌现出一大批典型。山东寿光，正是众多典型中耀眼的明珠，被称为“寿光模式”。寿光模式，不同于率先以工业推动发展、以开发资源促进发展，或者以大城市为依托带动发展的振兴之路，而是通过做大做强农业，培育工业基础，工农并驱又奠定了服务业腾飞的底蕴。在一个以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为基本国情农情的国家，如何做好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文章，进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施乡村振兴，寿光的经验无疑具针对性和普遍性。
2019年4月2日，一个平常的日子。
凌晨2点，山东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蔬菜运输车已陆续进出，按照日平均交易量，这家国内最大的蔬菜专业批发市场，当天成交量超过1500万公斤；
几乎同一时刻，在国内县级商贸企业中多年位列前茅的山东全福元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其遍及寿光各乡镇及周边县市的冷链配送已开始忙碌，这只是年销售额超过80亿元的全福元寻常的一天；
同一天，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仑80万吨铜版纸生产线与其他生产线一样，依然不舍昼夜，24小时分班作业，这家国内最大的林浆纸一体化企业，年销售额超过280亿元。
蔬菜、商贸、造纸，3个不同行业的数字，或许不能简单地套印在寿光经济社会的每一个行业和领域，但却形象地勾勒出寿光经济社会齐头并进的轮廓。
这幅蓝图，寿光人秉承敢于创业创新的精神脉络，至今，已画了70年。
寿光，地处山东省中北部、渤海莱州湾西南畔，“弥望皆平田息壤，无绝崖倒壑之观”，属平原农耕区，中国最早的农书《齐民要术》即出于此。与这一著名的农耕文明历史杰作辉映的是，今日的寿光，以蔬菜闻名，但不止于蔬菜，其农业、工业与服务消费业紧密地连在一起，彼此促进，共兴共荣，成就了一个县域经济百强县的强大内生动力，并由此衍生出县域经济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的经典剧本。
乡村“堡垒”与乡村产业
读懂寿光，先要“吃透”寿光蔬菜。
寿光蔬菜并非天生而来，但寿光人无中生有、敢于创新的精神传统已深入骨髓。新中国成立伊始，粮食生产成为主业。那时候，谷子是寿光的大头，但当地的传统谷子产量不高。上世纪50年代初，河北培育出新品谷子华农4号。寿光人知道了，马上引进培育。1956年，华农4号谷子率先从河北落户寿光，产量比寿光本地谷子提高15%至20%。
从“谷子”精神出发，寿光一路砥砺前行。
寿光，素有“中国蔬菜之乡”称号，蔬菜是它最亮丽的一张名片。“认识这张名片，要从王乐义开始。真正开始打造、擦亮这张名片的，王乐义是第一人。”被誉为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提及寿光的发展，毫不掩饰对王乐义的欣赏与赞美。
王乐义，山东省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2019年3月22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见到他的时候，这位78岁的老人，已经连续41年奋战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41年，这份责任扛起来就是沉甸甸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歇气。”精神矍铄的老书记，说起责任两字，依然激情昂扬。
1978年9月5日，王乐义被三元朱村全体共产党员一致推选为党支部书记的时候，还处于手术恢复期。“我的手术费是公社党委从党费中给我交的，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所以我要活一天干一天，一辈子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这份发自内心的淳朴感情，成为王乐义带领村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源生动力，激励他始终与214户三元朱村村民一道战斗在追求美好生活的第一线。
党支部书记的责任很大、很具体、很直接，尤其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代。王乐义回忆：“上任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合适的产业，让村民尽快摆脱贫困。”上任当晚，王乐义召开村党支部会议，头件大事就是树立党支部的形象。针对村民最关心的问题，从干部作风、廉洁纪律、村庄规划三方面提出约法三章：不许公款吃喝、不许收礼、党员干部必须干在前面。“‘三条约法’”还真管用，很快就改变了村民对干部的看法。”
形象改变了，产业在哪里？三元朱村地势南高北低，东、南、西三面分布着几个土层贫瘠的埠岭，种粮不收、种菜不长。党支部决定从这里开始挖穷根。1979年，王乐义请来山东农学院教授李政艺，就在埠岭上召开村民现场会。李教授说，那是第一次有农民来请他上课，他二话不说就来了，与村党支部一起做出“东岭苹果西岭桃、南岭山楂带葡萄”的种植规划。此后，党支部带头，春夏苦干。3年下来，过去光秃秃的埠岭成了“花果山”，村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此时，王乐义知道，与其他村相比，三元朱村算比较好了，“但没有长久的产业，终究不行”。寿光当地有种植蔬菜的传统，也有人建“土棚子”冬天种菜，烧煤，温度低，收获没有保障，起色不大。能不能在大棚上做文章呢？自1986年，王乐义开始连续几个冬天带队外出考察蔬菜大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天寒地冻的时节见到了顶花带刺的新黄瓜，这可是了不得的东西。王乐义刨根问底，知道了辽宁大连瓦房店的蔬菜大棚里出这个东西。说干就干，苦苦寻找中的王乐义闻到了黄瓜的清香。
“今天的北方，冬暖式蔬菜大棚习以为常了，在当年可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多年之后，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干部信俊仁回忆三元朱村建大棚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信俊仁长期跟踪蔬菜产业，1985年至1990年正好在三元朱村驻村，对当地蔬菜大棚的前世今生再熟悉不过。
他说，当年三元朱村要搞冬暖式大棚，至少有六道难关：第一关，拜师难，到哪里去找师傅啊；第二关，谁来种，农民种大田习惯了，不见到果子不会轻易干；第三关，土地难，人多地少，谁愿意拿地来干从没干过的事；第四关，资金难，当时一个大棚6000元，刚吃饱饭的农民谁能拿得出；第五关，大棚建设难，新大棚以往没干过，不会建，也没工具；第六关，管理难，外面气候变化大，里面种植要技术，都不会。
王乐义没有被这些难关难住。找师傅，他去瓦房店三顾茅庐；没人干，全村17个党员干部带头干；没有钱，自筹不足的部分他出面贷款；建大棚难，拉钢丝的紧线机，县邮电局有，人家不用时他去借，要用时赶紧还回去。就这样，硬是在1989年8月挖地建棚，当年收获，一棚子绿生生的黄瓜，一斤卖到10元，17个大棚干部个个都成了致富带头人。
三元朱村开先河，大棚起来了，赚钱了，学的人也多了。身为党支部书记的王乐义此时做了两件事，一是村里17个党员干部在村里分片包干，教村民搞大棚蔬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二是与瓦房店请来的大棚师傅韩永山一起跑全县教村民种大棚，“这可是伯祥书记抓的，一个村富了不叫富，得大家都富才行”。县里专门成立了蔬菜推广办公室，给了他一台吉普车，到各乡镇教建大棚。“全县34个乡镇，除沿海几个乡镇，我跑了27个乡镇，有时候一天就跑11个乡镇。”当年，寿光县新建大棚5130个。
就这样，我国北方冬季普遍存在的吃菜难问题，起于三元朱村，成于寿光市，在一个党支部书记的率先攻坚中，悄然化解。
攻破了大棚难题的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寿光，在我的身边，有一个战斗的群体。”王乐义说。
崔玉禄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村，226户村民同样靠大棚蔬菜为生，不过蔬菜主要出口俄罗斯。记者进村那天，村民崔江元早上才摘了500斤西红柿卖给村里合作社。他随手摘下1个红彤彤的西红柿放在记者手里，一咬，满口鲜嫩，感觉皮稍厚点。他说，这是专供出口的厚皮西红柿。
崔岭西村的蔬菜出口，是党支部书记崔玉禄的功劳。崔玉禄今年57岁，2002年当选村委会主任前当过外贸经纪人，2007年担任党支部书记。他说自己的座右铭就是“把公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来办，村里就没有办不好的事”。而经纪人的眼光和头脑，使他在产业致富上比别人多了些办法。2018年，崔岭西村集体经济收入360万元，人均纯收入2.8万元，连续保持稻田镇“首富”。
在洛城街道黄家庄村，刚从大棚回到自家楼房的村民韦孝忠告诉记者，村里能像现在这样好，“得亏有了一位好带头人”。他说的好带头人，是2014年上任的党支部书记黄春海。黄春海上任后，分门别类地解决产业发展与村庄环境整治，几年下来黄家庄村就成为文明富裕村。
在寿光，更多的党支部书记像一群屹立在乡村田野的“堡垒”，像一只只高飞的“领头雁”，带领全市975个行政村的村民，一村一品，共兴产业，共同富裕，使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249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00多元。
县委书记与县域经济
一棚蔬菜，从三元朱村出发，点亮的，不仅是王乐义和村民们的目光，也让时任县委书记的王伯祥兴奋不已。“你们的黄瓜，一斤至少能卖10元。”最先说出这话的，就是王伯祥。“我为什么关心蔬菜，蔬菜能解决农民的大问题啊，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在王伯祥眼中，蔬菜是突破口，突破它，就能打开县域经济一片天。而这，正是县委书记的职责所在。郡县为基，千百年来，县域的治理和发展，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版图的重要命题。新中国成立伊始，县域经济治理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也是全国2000多个县区未曾间断的实践课题。
如何做好这道课题，寿光人一直在探索。
上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干旱，不解决好水的问题，“吃饱肚子”就成问题。对寿光来说，这道考验很严峻。新中国成立初期，寿光一些地方利用土井取水，但土井效率不高。50年代中期，河南省发明的平地打井法启发了寿光打井创始人黄继约。经过多次探索，黄继约找到了新的打井方法——砖管机井。很快，寿光县委组织专业打井队，当年打出300多眼砖管机井，随后逐年打出3000多口机井，缓解了全县120万亩农田用水困难。
寿光没有丰富的资源，自然条件并不太好，经济总量曾长期靠后，怎么发展？“这就看你心中有没有党、有没有民、有没有责？”寿光市委书记林红玉说，县域经济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县委的决策、举措对县域经济的指导性甚至决定性作用。寿光能率先发展起来，关键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县委、一位强有力的班长，有王伯祥这样优秀的“一线总指挥”率先把这份责任扛了起来，激励全县人民接续努力，才有了寿光的持续向前。
3月24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见到了这位当年的优秀“一线总指挥”。“那时候太穷，老百姓都没有钱啊，寿光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县委书记就是要带领大家解决这个困难的。”谈到当年的寿光经济，已经75岁的王伯祥仿佛又回到当年，“1986年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农业上因势利导抓蔬菜市场，典型引路，工商业抓带头能人，共同促进，不要一腿长一腿短”。老人很郑重地说。
从哪里抓起？王伯祥说，寿光农民素有种菜传统。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寿光西面有油田，工人得吃菜，农民就把菜摆到公路边卖，形成马路菜场。可生意好，公路也堵了，有时候一堵两三个小时，周围的老百姓颇有微词。“不让卖菜不行，堵塞交通也不行。”王伯祥让人去调查，结论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划出地方专门做市场。
这时候，位于路口的九巷村党支部书记夏红升主动表示愿意拿地建市场。于是，1985年，后来名声鼎沸的九巷蔬菜市场浮出水面。刚开始10多亩地，其后每年扩大一点，直至2009年因为地域狭小让位于新的专业市场。
九巷市场，见证了“中国蔬菜之乡”的发轫成长，也成就了寿光蔬菜的“少年”时期。“我的功劳就是在最初没有把马路市场撵走，而是实事求是，因势利导，建了这个市场。”王伯祥刻意回避自己的作用。
但寿光人心中有数。“假使当初关闭了这个市场，寿光蔬菜的命运就难以想象了。”寿光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卢立男在发展改革系统工作了31年，对寿光的变化如数家珍。他说，正是蔬菜市场的建立和逐步规范，菜农有了更大的希望，才会有源头对冬暖式大棚的探索，才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蔬菜链条中来，也才会有“中国蔬菜之乡”今天的成就，“县委一把手对县域经济的作用太重要了”。
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的早晨，生动地印证了县委书记的这一作用。在这家总投资26亿元的亚洲最大蔬菜市场，每天凌晨2点，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交易商已络绎不绝，蔚为大观。
3月25日早上6时，22岁的临沂“菜二代”王瑞金，已经卖出满满一车花菜，25吨，当天的价格每斤1.8元。每年11月至次年5月的“花菜季”，王瑞金都会待在地利物流园，5月过后到上海市场经销花菜。在上海，他和父亲一起租了6000亩蔬菜基地。他指着周边的“菜友们”说，很多人都像他这样，前面销售、后面基地。
地利物流园市场部经理孙向明是个“老市场”，2009年新市场一开业就从九巷“转场”过来了。他告诉记者，物流园现在是农产品、农资、种子交易，汽修汽配、仓储降温、冷链加工、信息交流、检验检测、物流配送于一体，“凡是蔬菜流通需要的，这里都有”。每天，物流园的流动就业人口过万，仅蔬菜交易就有本地菜、本省菜、外省菜3个交易区，日交易量最高可达1500多万公斤，交易额3500余万元。“这里没有买不到的菜，也没有卖不出的菜。”他言语中露出几分骄傲。
以蔬菜为龙头的农业板块夯实了、做大了，县域经济的基础就稳定了。王伯祥全县一盘棋的思路更清晰，意志更坚定。他说，县域经济，千头万绪，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王伯祥的做法是，抓“带头人”。寿光市经信局副局长张翾回忆，今天寿光市有三块“老字号”招牌：农业三元朱、工业晨鸣、商业全福元，代表了寿光市县域经济格局。这一格局是上世纪80年代就奠定的，因为寿光市较早就提出了“工业立市、工业强市”的口号，“作为一个内地农业县，寿光的这一视野更远”。
晨鸣人用事实为这一视野做了标注。1987年1月，面临亏损的寿光晨鸣造纸厂迎来了新厂长陈永兴，陪同他进厂的，是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此时，陈永兴已经53岁，在台头镇任副镇长，即将“到点”。“伯祥书记”发现了他的管理才干，推荐他作为首批破格进入工厂挂帅的人才之一。“当时去企业就是干事，国营企业也没有绩效，不能发财，是去救企业，去干活的。”至今，张翾仍然佩服“伯祥书记”的魄力和眼光。
老将陈永兴果然不负所望，不到10年就带领企业跻身国内8大纸厂，引发业界“晨鸣现象”。“他来的时候造纸厂就几台小设备，400名员工，年产6000吨纸，入不敷出。来了之后晨鸣几乎日新月异。”晨鸣集团党委副书记侯焕才满怀感情地回忆。当年，侯焕才不到30岁，跟着老厂长干得很带劲。
陈永兴上任后，先是抓内部改革，一面大胆更新引进设备，当时别的造纸厂很少购买先进设备，晨鸣走在了前头；一面改变整顿员工拖拉散漫、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接着，推进股份制改革，抓住当时企业股份改革的好时机，促成晨鸣较早成为上市企业。
随后，陈永兴主动走出去兼并重组，使企业快速上台阶，“老厂长的一大功绩，就是在别人受不了市场冲击的时候，让晨鸣学会了游泳”。
继任者陈洪国就是率先学会游泳的佼佼者。2018年，晨鸣纸业在董事长陈洪国带领下，逆势而上，营业收入达到288亿元，连续多年保持行业领先位置。而这一成绩，只是寿光县域的“诸雄之一”。2018年，县级市寿光，缴税超过1亿元的企业就有14家，其中鲁清、鲁丽过10亿元，巨能、联盟、晨鸣过5亿元。
更远的视野和思路，带来了更宽的通路和出路。林红玉动情地说，几十年来，寿光从“伯祥书记”抓“能人带头”“典型引路”，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抓结构调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寿光县域经济始终走在持续跟进、持续改善、持续提升的道路上，成为山东县域经济“领头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并获得“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为“寿光模式”。
农业优先与产业共兴
寿光以蔬菜扬名，但不止于蔬菜。
早在1992年，寿光市就连续三届跻身“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1993年，寿光撤县设市，被命名为“中国蔬菜之乡”。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寿光成为全国18个重大典型之一；2018年，寿光成为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之一。
一个农业大县，唱响的，是一二三产齐头并进、城乡文明共同兴旺的劲歌。
寿光的实践，解答了一个农业大国长期反复探索的现实问题。70年来，各地县区奋发图强、孜孜以求的发展道路，就是如何在农业占大头的背景下做强做大、做好做优。寿光，在地理位置、种植传统等方面并不比其他地方更有独特便利和优势，但寿光农业较早做出了特色、做成了亮点、做成了品牌，同时也培养了工业基础，工业的雄起又共同铺垫了消费产业扩张提升，促成产业共兴、县域壮大。
寿光的成功并不神秘。寿光市市长赵绪春说，这里有个发展思路问题。如果认为农业可以慢一点发展、缓一点发展，把农业和工业对立起来看，可能农业大县就会把农业优势丢了，而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工业基础、商业基础也不牢靠。
寿光摆脱了这种思路。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秀欣说，寿光对农业的重视很朴实，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初期，寿光很大的精力就放在整治河道、改良土壤上。寿光北部沿海是盐碱地，从1950年开始，寿光每年发动群众引黄灌碱，并修建起29公里长的防碱坝。羊口盐场是一家国有盐场，46岁的盐工王国兴指着远处的围堤告诉记者，听老盐工说，羊口盐场那条围堤最早就是1958年开始建的，50多公里，“当年可不容易”。
李秀欣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寿光同样是以粮为纲，单一抓粮食，但土质并不适合大田作物，全县粮食总产一直徘徊在6亿斤左右，农村集体总收入不到1亿元。1978年后，寿光开始调整种植业结构，1984年全市粮经作物比由原来的8：2调整到6：4，蔬菜种植面积由1979年的8.9万亩增加到1984年的18.4万亩。这一调整，就有了蔬菜的逐渐富余，就有了80年代早期的“马路菜场”，就有了寿光蔬菜这块金字招牌在市场上的淘洗磨砺。
不过，寿光人并不认为在农业问题上有先知先觉。“伯祥书记”分析，真要说意识到优先发展农业，当时还没有认识得这么深、这么远、这么透，但在实际工作中，寿光有这种自觉，实实在在地抓住了农业这个根本，走了一条符合中国农情、寿光县情的路。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县，大多数人都在农村，“不搞好这个基础，其他事情也办不好”。
这种朴素的重农情怀，在时间和实践的洗礼中，渐渐深入到寿光田间地头。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对寿光人更是一种巨大鼓舞和激励。
在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园区，记者真切体会到农业这个“重中之重”的分量。田柳镇位于寿光中部偏北，10万亩耕地中，有4万亩蔬菜。当地自然条件并不太好，2018年洪水中很多大棚遭到水毁。田柳镇党委书记王桂芝调任不久，她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变一变这种靠天吃饭的行情，“让现代农业的阳光，照进田柳大棚”。
3月26日下午，阳光满满地洒下来，在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园区，一排高大的蔬菜大棚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走进一间靠路边的大棚，满园绿色的藤架上挂满西红柿，大棚很长，比普通大棚高，感觉更敞亮舒服。这间大棚的主人——44岁的王张波，也是崔家庄村民。他告诉我们，大棚200米长，最高处7米多，水肥一体化设备，比他自家大棚可强多了。
不过这大棚不是他自己建的，是从园区租的，每年租金3.5万元，一次签5年租约。“自己可建不了，这棚得50万元才建得起。”他说，园区里农资超市、检测中心、蔬菜交易市场都是配套的，种子、技术也不用操心，自己负责打理就行。家里的老棚子一年能收六七万元，新大棚一年能收20万元左右，“我是拎包进来，好多人想进来，还进不来呢”。
现代化大棚建起来并不容易。田柳镇耕地土质不好，大田作物产量不高。王桂芝说，通过摸底调查，觉得建现代农业园区对农民的影响力和指导性更直接，“工业园区有利于集约化，农业也可以搞园区嘛”。他们引进了金投农业有限公司，选择土质相对贫瘠的3个村1500亩连片土地，以每亩960元年租金与农民签订15年流转合同。公司按统一标准建好大棚，再返租给村民，实行一体经营，既解决了村民建大棚的困难，也有效增加村民收入。
对农业的重视，带来了“新老农人”的全方位提升。在三元朱村，28岁的新农民王聪回村种蔬菜才两年，已经有3个大棚。记者走进大棚时，这个两年前从未种过菜的“农二代”，正在捡拾地上的蔫黄瓜。他弄的是苦瓜黄瓜套种，此时正值黄瓜下架，翠绿的苦瓜已经挂满秧架，“我也是半个技术员啦”。
稻田镇崔岭西村的崔江元，率先搞起了物联网，棚里的温度、通风、洒水、卷帘，手机上就能搞定。他打开手机给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演示的时候，腰上的一串车钥匙叮当作响。村党支部书记崔玉禄说，崔江元家小汽车、农用车就有3台，不过他家在村里也就中等收入。
“农二代”的成长、崔江元们的富裕，成为寿光的一道剪影。这道剪影折射的，是蔬菜产业一马当先，农业率先发展、优先发展，给寿光农民带来真金白银，农业农村其乐融融。那么，蔬菜对二三产业有什么影响，是更好地支撑多业并举，或是因“一业独大”而制约二三产业的张力？
“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农业强起来了，二三产业更有底气、空间更大。”寿光市发改局副局长卢立男说，仅从蔬菜产业的直接效应来看，它拉动的农资经营和种子市场，就是一个庞大体系。在寿光，你可以找到几乎所有国内外知名蔬菜种子公司代理商，农业院校和农业研究机构很多都在此设站建场，还不说建大棚、搞物流、中介信息等，寿光的流动人口就是很大的消费市场。“你上午说建大棚，下午就有建筑队开工。”
在寿光凯马汽车工业园，巨大的现代化汽车厂房昭示着凯马的业内地位。“凯马的起家就是因为农村市场需求大。”年过六旬的凯马汽车创始人、原董事长董宜顺，清楚地记得凯马的发家史。凯马最初只是一家乡镇铁木加工厂，1992年基于市场变化开始生产农用小三轮、小四轮，直至现在生产大型农用车辆。在凯马的销售板块中，山东是大头，寿光在县级市中销量靠前，“如今寿光每年销量还在1500台左右”。
山东全福元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舒安的感受更直接。舒安是当年“伯祥书记”在商业系统挑选的干将之一，1990年开始担任总经理，此后逐渐带领全福元成为国内商业界名流，连续10多年成为国内商业百强企业，在国内县级商业企业中唯一进入百强。在寿光各乡镇，全福元都有大卖场，主要村庄有便利店，年销售额超过80亿元，其中本地销售达40亿元。对一个县级市，了不得啦，“这是因为寿光农民富裕，城乡差别小，工业也好，流动人口多，购买力强”。舒安说。
乡村富了，企业空间更大，又带动了消费服务，良性共助。“伯祥书记”举了个例子：寿光农民有钱了，存款就多，按照金融机构要求，多存可以多贷，那时候乡镇企业正在崛起，一个县一年给企业的贷款，从几千万元到上亿元，帮助太大了，“企业好了，对农业的支持就更大，城乡市场不就活起来了嘛”。
据介绍，寿光居民存款一直较高，2018年居民存款余额超过1000亿元，其中80%来自农村居民，是山东省首个居民存款突破千亿元的县级市。
一张蓝图与“市场之手”
追寻寿光的发展经纬，两条线特别清晰。一条线是寿光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从未改变、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条线是“市场之手”充满活力、创新求变与时俱进。
这不是专业术语，而是寿光大地的真实印记。
每年4月20日，张嘉庆老人特别兴奋。这一天，是20年来从未中断过的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开幕的日子。提到“菜博会”，退休的张嘉庆总有说不完的话，“菜博会”是寿光市委一手打造起来的金字招牌，“2000年首届‘菜博会’启动时，我们都没有办会经验，市委书记几乎每天都要到筹委会了解情况，就是要把‘菜博会’办成菜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舞台”。
张嘉庆被称为“菜博会总设计师”，当时是寿光市商业委员会主任，“菜博会”筹委会办公室主任。那时候，寿光蔬菜名声在外，能不能真正做大做强，是寿光市委的一件大事，因此一直在寻找提升蝶变的机遇和窗口，“菜博会”就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时机。从开办迄今，“菜博会”已连续举办19届，成为国内外蔬菜产业最具人气的盛会。现在，第20届就要来了，对所有参展人来说，“只要在‘菜博会’得到认可的品种，就能得到市场认可”。张嘉庆依然满脸豪气。
“菜博会”彰显了寿光的眼光与胸怀，更凸显了寿光人一届接一届接续努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功成不必在我的干事精神。信俊仁回忆，蔬菜刚刚起步的时候，大家就是为了挣点钱，吃饱肚子，摆脱贫困，没想到后来能有这么大的天地。但是，真正的考验也就在这里。是挣到钱就完事，撒手不管，还是把蔬菜当事业，当产业，一竿子插到底。“有的地方曾经一鸣惊人，最后烟消云散，就是没有扑下身来，一抓到底”。
寿光经受了考验。赵绪春说，在蔬菜发展上，寿光历届政府始终坚持锤炼基础、提高能力，坚持打造品牌、提升品质，坚持推动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低到高，保持方向不动摇、保持定力不松劲，这才逐渐使寿光蔬菜从一个村子出发，覆盖寿光，走出山东，走向全国，也化解了北方冬季蔬菜市场吃菜难的问题，“并形成现在的大格局、大视野、大舞台”。
的确，出发就走在前面的寿光蔬菜，始终保持着领先，始终瞄准产业链高端，方向从未改变。
走进寿光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高大的玻璃大棚内，各自成方的各色蔬菜让人眼前一亮。中心负责人孙继业告诉记者，这个蔬菜标准中心是农业部门和山东省共同成立的，用意很简单，就是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把握了质量。现在，这里除了整理出日光温室番茄、黄瓜2个全产业链标准，正在将寿光的桂河芹菜、独根红韭菜、浮桥萝卜、寿光大葱等6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纳入标准体系，“让寿光品牌始终处于品质高地”。
因为先行一步，寿光蔬菜从种植方式、经营方式、组织架构、品牌框架、质量保证等方面都显示出现代农业的“先飞优势”。在寿光，走进每一个村落，菜农的神情都是轻松的。他们不缺技术，搞不定的时候有技术员；蔬菜好卖，每个村头都有合作社的交易市场；价格公道，寿光蔬菜已成为价格风向标。李秀欣说，现在正在推动生产标准化、农业园区化、蔬菜品牌化、农民职业化、乡村宜居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实施”。
林红玉总结，绘就一张蓝图，保持发展连续性，一任接一任，不动摇不徘徊，为发展赢得了宝贵空间，也推动寿光产业均衡发展，促成了品牌企业的群体成长，成为县域经济的“寿光现象”。
山东联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法民现身说法。他说，寿光本地企业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多数当年的地方国营企业、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仅没有倒闭消失，还活得有滋有味，很多都做大了、做强了、做成品牌了，这是很难得的。“过去一些同行，曾经很‘牛’，可是现在市场上都找不着了。”他分析，除了企业自身的毛病，与地方政策不衔接、一套人马一个打法有关，“在寿光，大家就是干事，不折腾”。
联盟集团董事长杨志强就是当年“伯祥书记”选拔的人才之一。杨志强走马上任后，几年时间就使当时濒临倒闭的小厂销售收入达到4亿元，成为上世纪90年代国内化肥行业的“三面红旗”之一。有趣的是，总经理王法民同样是杨志强从学校“抢”回来的人才，当时王法民即将毕业，还没想好去哪里，直接就被联盟高价签走。现在，联盟化工年销售185亿元，稳居国内前10名。
董宜顺说，在寿光，做企业有稳定的预期，不担心变来变去，“我们放心做企业就行”。这一点，寿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张国峰有过分析。他说，改革开放后，寿光工业经历了起步阶段，重点是解放思想，抓人才，寿光至今还有一批老将是当年选出来的“高手”。进入市场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曾经的国营、集体企业如造纸晨鸣、农用车凯马、商场全福元、化肥联盟等先后改制，一些行业小巨人就这样形成了。党的十八大以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又开始出现新的企业领军人物。
2018年，寿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349家，实现利税134.0亿元。晨鸣纸业几年前还是寿光缴税第一大户，现在，已经被超越了，“再赶上来可不容易”。侯焕才对被人“赶超”有些不甘心。
政府这只手做好服务，管住该管的，市场就有了活力，企业也有了动力。刘树森，寿光市三木种苗有限公司董事长，这种感受尤为强烈。种子市场一向竞争激烈，尤其是寿光蔬菜种子市场，差不多全世界的种子“大佬”都要来分一杯羹。年近六旬的老刘算是种子经营世家，父亲刘学敏1981年开始经营种子，1993年，父亲退休，大学毕业的刘树森辞职下海，接班，“那时候卖种子的已经很多”。
刘树森搞种子经历了3个阶段。起初，只是单纯买进卖出，随着寿光市成立蔬菜推广办公室，蔬菜市场越来越火爆，他开始接触国内外知名种子企业，做专业代理。再后来，发现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种会受制于人，被人随意要高价，于是开始进入种子研发培育领域。
种子研发是个苦活累活，90%的时间在田间，10%在实验室。刘树森一天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早上6点半换好工作服进大棚，10点半回办公室，下午1点半再进棚，5点半出大棚。刘树森说很多老朋友见到他之后问：老刘这几年不见人，你干啥去啦。他说我在大棚里呢。他伸出自己的双手说，你看，指头上这些黑的都洗不掉了，授粉弄的。
3月27日，在刘树森的种子大棚，小西红柿还只开了点花，一个女工头上裹着纱巾，正在为西红柿去雄。刘树森说这是专门为寿光蔬菜博览会准备的，到4月20日就可以结果，那时候会有很多种子经销商到他的棚里来现场下订单。
这个时候，他才会发自内心的愉悦。因为是自己的品种，质量不差，比原来代理的国外品种便宜，“过去宝禄先锋西红柿种子，国外公司1000粒卖380元，我们的种子出来后农民拿到手220元，一个大棚就可以省500元”。
后 记
寿光的成功实践，为实施乡村振兴、壮大县域经济带来了不少启示。寿光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优势，没有雄踞一方的工商业经济基础，也没有赖以直接拉动的都市经济圈为依托，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县市。
但寿光又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在发展战略与发展路径上，寿光走的是重农稳农、农工商并重，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道路。而根本原因在于，从乡村到县域，这里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有一个强有力的县委领导班子。有了这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就能持之以恒地改革创新、艰苦奋斗，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一张好蓝图绘到底。
寿光，并非遥不可及；寿光，就在你我身边。（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瞿长福 管斌 吉蕾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