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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职高就是混日子?一位在校老师的20年观察

2026-09-28 22:23 来源:南方周末

职高空乘班学生在上课中。(受访者供图)

职高空乘班学生在上课中。(受访者供图)

  掌声响起,李亮代表教师群体上台发言。底下的不少学生发现,他的发际线没那么高了。

  “新学期,戴上这顶假发,我就是要告诉自己,过往的疲惫、懈怠、遗憾,都可以就此翻篇。”他面对同学们说,“你们正值青春年少,更应该拥有无限的潜力与重来的底气。”

  这是9月1日,位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一所职业高中正在举行的开学典礼。学校的主要专业是民航服务,包括空乘、安检、机务维修等。透过校门,眼前就是一栋蓝色玻璃墙建筑,上面写着“飞机模拟舱”。

  典礼结束,中午休息,师生们走出校门。街对面一名学生看到了李亮,冲他喊:“李老师,你写的那本书真好看。”

  李亮在这所学校任教超过20年。2026年7月,他出版了新书《我在职高当班主任》,记叙了自己担任2022级空乘班班主任期间的经历,除了描写学生的风貌和成长,也思索了中国职业教育的状况。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为15.47%。即使范围缩小到大学扩招后的90后群体,也不到50%。学习成绩不好,在各阶段考试中上不了重点学校的人,才是平凡生活中的大多数。而他们中很多人只能选择职业学校。

  “‘进职高就是混日子’的思想早就过时了。”李亮在书中写道,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存在着普遍的误解和歧视,但根据他的教学实践,职高生活有另一面的鲜活和丰富。

  这天,已经毕业的学生王昱然,回校看望老师,带给李亮一捧鲜花。“亮哥很幽默,他会用自己的办法让你爱上学习。”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我觉得读职高,学到的东西很多。”

  “像老鹰教小鹰飞”

  2021年初,教育部印发通知,禁止手机进课堂。上课前收手机,便成了班主任的一项日常工作。从这个行为中,李亮观察到这些职高学生的行为特征。

  有的同学“负隅顽抗”,一到收手机的时间,就找各种理由逃避,企图被漏掉。有的说忘家里了,但当李亮现场拨电话时,铃声却从书本中响起。还有的“诡计多端”,故意提前向老师炫耀自己个性的手机壳,交手机时也很主动,却只是个空壳……

  在李亮看来,这是一批心智成熟晚的孩子。虽然上到中学,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言行举止还像孩子,把恶作剧当作乐趣,导致中考失利,来读职高。

  “职高学习的意义之一,就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一边等待一边保护这些孩子长大。”李亮说,“当那些困扰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小毛病’终于能够自控、自愈,当他们终于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就能走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李亮记得有一年,两名毕业生回校看望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当初在校时,该男生是班上最调皮的学生之一,有次考试时不认真答题,嬉笑模仿老师的表情,李亮一气之下,撕了他的卷子。但多年后,男生和当年早恋的同班女生结婚,为人父母,“长大了”。

  另一类学生,懒散,懒惰,不遵守纪律,往往是家庭教育缺失。2022级有位男生,长得高大英俊,爱好是玩赛车,还曾被选中参演电影。但他长期以各种理由请假缺课,家长也无底线纵容,帮孩子撒谎。最终,这位“赛车手”因违反校规,只好退学。

  还有一些学生,文化课成绩跟不上,课堂纪律也差,但到了专业课上,却如鱼得水。李亮记忆深刻的是一位无人机专业的男生,因打架、旷课、顶撞老师等,背了多个处分,上高三后竟然最先拿下了无人机飞手资格证。“这些动手能力强的人,其实适合上职高。”他说。

  当然,更多的职高生都是“老实本分”的类型,交手机时,利索地往袋子里一扔。

  2022级空乘班一共15人,女生11人,王昱然是其中之一。她自小练中国舞,本想走艺术特长生路径上重点高中,但因一次舞台事故,腰部受伤,没法再跳舞。凭文化课成绩虽能上普通高中,但她觉得学习会有压力,高考也不一定能上好大学,权衡之下选择了职高。

  这是适合上职高的另一类学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到了环境相对轻松的地方,立刻出类拔萃。王昱然坐在教室进门的位置,她保持了此前的学习习惯,积极回答问题。高二时,她以10%的可能,逆转竞选上了校学生会主席。

  “我们班两极分化还是挺严重的。”王昱然介绍说,“想往更高的地方走,就会认真听课。”而不爱学习的人,“也不是性格很恶劣”。

  像王昱然这样的学生,班上起码有四位,被李亮称为“四朵金花”。“她们是职高老师的希望,看到她们就觉得教学有意义。”

王昱然主持学校晚会。(受访者供图)

王昱然主持学校晚会。(受访者供图)

  作为班主任,李亮的很多工作是从下课开始的。上课时,不能用手机,“好像还行”;下课了,他的电话、微信,就不断有消息进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

  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心理敏感期,人际交往中容易发生矛盾。李亮在书中讲述了一件事:女生A向女生B借了一个发卡,弄丢了,A要赔偿B,B说不用了。但之后学生中流传消息,说A弄丢别人的东西不赔,再后来,变成了A偷人家东西。

  当A和B对峙时,B否认流言与自己有关,两人长久在班里对立。最终,李亮让A把发卡的钱转给B,并要求B写下收据,事情才完结。“有人在被孤立中不断逃避,不断内耗,最终无心学习;有人过于好斗,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也落后于他人。”李亮感叹说。

  身为学生,王昱然也有同感,“可能谁不经意间干了点什么,就会让别人觉得不开心”。她也曾帮助过被欺负的A同学,但转天,A和其他班同学聊天时,说王昱然她们几个优等生随时在一起,封死了别人的上升空间。王昱然听了也很生气。

  隔三岔五,李亮要把有矛盾的学生叫到一起,捋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互相道歉,“重归于好”。

  很多学生平常话多胆大,一旦到正式场合“就蔫了”。职高生的核心追求是就业,需要在面试时做自我介绍。看似简单的要求,只需一分钟,大概180个字,却成了不少人的梦魇,不知道说什么。

  李亮也理解他们,从小到大被“打压”惯了,“对自我没有认知”,当需要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的优秀时,就会发怵。为此,学校会专门针对“自我介绍”进行训练,让学生敢于说话。

  “有时候就会产生那种老鹰教小鹰飞,想一脚踹下去的感觉。”李亮说。

  “你怎么还在?”

  李亮自己对于职高,也经历了一个适应的过程。

  2003年春天,陕西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北京的几所中小学前来招聘。中文系大四学生李亮,瞄准了一所职高。他想到北京工作,“感受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职高没有升学压力,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写武侠小说。他是武侠迷,上学期间就开始在《今古传奇·武侠版》上发表小说,目标是写出畅销作品。

  面试当场通过,毕业后他就进京报到。一开始他被安排做督学工作,有天巡查时遇到乱堂情况:一位学生在下面说话,老师让李亮把他带到德育处去。学生拒绝,反问,我这节课不上,学费能退给我吗?李亮不知如何回答,“场面很尴尬”,他意识到了职高不好教。

  当时学校和机场之间有合作,很多学生毕业后能直接去工作。到了单位后,再重新培训上岗。“学校只是一个平台,学生学多学少其实无所谓。”李亮说,这给教学带来了困难。

  两个月后,他开始带课。他教的是语文课,除了课本知识,还给同学们介绍中国文学史,带入一些文人逸事,尽量讲得轻松些,“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大学语文”。但课堂效果并不好,男生主要是睡觉,女生是看杂志、化妆。

  还有的学生,喜欢和老师贫嘴。李亮性格随和,学生开玩笑,他能接得住,但耐心是有限的,当“三翻四抖”之后,他也会很暴躁。

  “你觉得讲得特别好,但下面没人听,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李亮说,工作的头两年,他想不明白语文课在职高存在的意义,“每一天都在崩溃的边缘,每一天都想辞职。”

  2005年上半年,一天下课后,一个学生心疼他,对他说,老师,您其实不用这么认真讲的。“这句话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李亮反思,“如果不这么讲的话,我为啥还要讲?我为什么还要赖在这?”他正式向学校提交了辞职申请。

  校长是当初招他进校的人,谈话挽留他;父母知道后,专门从老家赶到北京,阻止他。“最后被摁住了,但我心里很不快乐。”李亮说。

  也是那时期,他开始创作长篇武侠小说《反骨仔》,把自己的情绪和处境植入故事里。开头描写少年李响因坚持江湖原则,被师门追杀。该书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写完,我的怨气、戾气全都释放出去了。”他的辞职意愿不再迫切。

  在职高工作,老师需要担任班主任,才能评级评优。但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李亮一再推诿带班。他白天上课,晚上写小说,想着一直写下去,遇到一本书卖爆了,财务自由了,就可以不干了。

  二十年过去,有退休的老师回学校,看到他,“你怎么还在?”

  这个过程中,他的心态在慢慢转变。有几年时间,他担任写作课老师。课堂上,他布置了一项作业,每人交一篇文章,“写什么都行”,只要求字数达到一万字。很多学生写的是自己过往的人生,尤其是他们的恋爱故事。从这些文字里,他了解到学生丰富的内心世界,“那些看起来没心没肺的孩子,其实都有一颗敏感细腻的心……他们被爱着,也被伤害着”。

李亮和学生一起做运动。(受访者供图)

李亮和学生一起做运动。(受访者供图)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李亮在学生间搞了个“我给两会提建议”活动。学生的建议五花八门,有的要取消考试,有的要“带薪上学”,有的想把体育课改成蹦迪……李亮觉得有趣,把建议发到微博上,结果“铺天盖地都是嘲笑”。他感受到自己对职高生的看法已发生变化,但社会上许多人似乎还没有。

  当年秋季学期,他终于决定当班主任。他带着学生做话剧团,开办电台,出版校刊……有老师形容他是“老房子着火”。李亮觉得学生长这么大,都是父母在替他们安排人生,而参加社团,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根据自己的兴趣来作选择。

  “真的和这些孩子朝夕相处,会越来越关注到他们那种好的、平常的所在。”李亮说,以前他最不能容忍学生叫他“亮哥”,认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还曾为此和学生发生过冲突。后来回想,他觉得很失态,“越是不自信,越是想要这种权威”。现在,如果听到同学叫他“李老师”,他反而有些不自在,“是不是和我生疏了?”

  带完那一届,因为自己有了孩子,精力不够,他中断了当班主任。2022年,他再次回来带班,看到当下的学生和以前有很大的变化,“普遍要乖一些”,打架闹事的少了,但又有新特点。

  《我在职高当班主任》原稿里,有一个章节讨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职高生不谈恋爱呢?”李亮记得以前在学校,早恋情况比较多,全校男生都喜欢往空乘班里凑,也是班主任头疼的问题。现在,到了高二下学期,才偶尔出现早恋的苗头。

  学生对于社团活动的热情,也不如以前。学校举办一个活动,学生首先习惯问:“不参加会有什么后果?”即使参加,互相配合也很难。李亮分析,很大一个原因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家的娱乐方式多了,人与人的连接疏离,“他们变得原子化了”。

  他发现,禁手机一周后,教学楼里落灰的钢琴开始有响声了,操场上空旷了很久的羽毛球场也爆满了。

  关键时刻“托他们一把”

  上一次当班主任时,李亮就出版了一本书《青春好似大脸狗》,主要记录学生们原生态的样貌,对职高本身的观察较少。这一本《我在职高当班主任》,更多展现了职业教育的变化。

  李亮刚工作时,职高是传统教育模式,“和普通高中差不多”。老师天天催促学生好好学习,但成绩只参考期末考试,效果并不好。后来学校开始重视平时表现,全程考核,目前已细化到平时表现、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占比为5∶2∶3。

  这种规则下,便于老师进行日常管理,而那些不擅长学习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平时考勤、课堂表现、作业等方面多拿分。“这是近年来职高非常明显的变化,学习风气要好很多。”

  学校还把原来只有空乘专业要求的礼仪训练,推广到全校,课前五分钟统一练习站姿、坐姿和礼仪用语。“即使文化课还是一团糟,至少站得更直、做得更正、笑得更可爱。”李亮说。潜移默化中,学生形成一种条件反射,走在路上打打闹闹,看到老师,会立刻站直了,说“老师好”。

  学校也更重视专业技能的教学。空乘班的专业课老师,是从航空公司退役的空姐,按照真实的工作流程来训练学生。李亮是校园里少有的来自“211”高校的老师,他认为,职高老师最好是来自对应行业的人,“有干货,教学会更自信,完全不一样”。

  专业课上,老师随机分组,打乱“好学生”和“坏学生”之间的差异。“哪怕那些孩子不爱学习,也愿意为了这个组去考好成绩。”王昱然说,“我非常喜欢专业课老师,才想努力去学好。”因为表现优异,学校在自主招生时,派她去给老师当助理,穿上制服,展示学校形象。

李亮和学生参加成人礼仪式。(受访者供图)

李亮和学生参加成人礼仪式。(受访者供图)

  外部就业市场的变化,也在倒逼职校不断进行改革。2019年前后,移动互联网的发达,对航空服务业冲击很大,比如订票业务不再需要大量人工,“客票专业几乎废了”。而在2014年李亮当班主任时,客票还是学生就业的主要去向。

  新冠疫情之后,大量本科生进入航空服务业,“和中职生抢起了工作”。曾经职高毕业就能就业的好光景一去不返。

  李亮工作的学校,采取了“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学生读完职高,可以参加转段考试,进入大专院校学习,提高文凭的同时,也能缓冲就业压力。

  王昱然2025年毕业后,就考上了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空乘专业。她的理想是进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简称“国航”)工作,但国航招聘要求最低是本科学历。所以,她在读大专时,也在备考本科院校,一旦能毕业,再加上多年的专业训练,找工作就更有把握。

  “那些努力的孩子,一定不会被辜负。”李亮说,自觉性强的学生,“即使没有我,在职高也会很好。”但对于一些存在品行问题的孩子,老师需要在关键时刻“托他们一把”。

  书中记录了一个叫“叮当”的学生,有次英语自习课上,用手机打游戏,情绪激动时大喊大叫。老师让她交手机时,她拒绝上交,并说了脏话。老师让她“滚出去”。就因为这个“滚”字,她认为老师骂了自己,“我爸我妈都没骂过我,她凭什么骂我?”

  在学校德育处,老师向叮当道了歉。叮当要求必须换一个英语老师,否则就要打12345投诉。

  李亮认为班上学生出现“是非不分”,是自己教育的失败,“不能允许一个学生顶撞了老师,还能全身而退,老师却被赶走”。他提出,如果要换老师,自己也不当班主任了。最后,叮当放弃了投诉。

  在全班同学面前,英语老师和叮当互相道歉。李亮想起来,这还是叮当第一次向别人道歉,“她打破了自我束缚,以后可能会接纳和包容别人”。

  写书时,他一度担心叮当不让把这件事讲出来,那就没必要出书了。“如果没有这个情节,我觉得(分量)一下子掉下来。”他想借此反思:一个本该是学生合理维权的工具,为何成了学生要挟老师的法宝?在他看来,身处教育环节的每个人,都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情绪和个性的混合体,教育场景充满弹性,没法清晰界定对错。

  好在叮当并没有反对。“这点上,我觉得她是很酷的一个人。”李亮说。他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并不够好,所以想通过写一本书来复盘,也想让学生们看过后,能吸取经验。

  书面世后,一位学生的家长给李亮发了长微信,说自己从来不知道孩子在学校经历的事情,“看到她的不甘时,我的心口堵了很久,那一刻才懂了闺女的无助,她在职高的最后终于成长了”。他感谢老师的栽培,“我给您深深地鞠一躬”。

  送走上一届学生,2025年秋天,李亮继续当班主任。开学一个月,班上一位女生和几位同学发生矛盾,李亮让她们在办公室私聊,把事情说开。结果,里面发生了冲突。差点受到伤害的学生的家长,投诉了李亮,他被撤掉班主任。

  李亮坦承有挫败感,“但不多”。他觉得自己确实有做得不合规的地方,但出发点是好的。他打算空一年,2027年再当班主任。像他武侠小说中的那些角色一样,他说:“我这人就是热血型。”

编辑:杨格   责任编辑:于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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