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5年2月,邢斌在送外卖。(受访者供图)
邢斌发现,有的骑手为了接到单价更高、更节省时间的订单,会给站点负责人“送礼”,通常是两条烟。
“单王都是70后。”邢斌刚入职时,有人打趣说他有可能冲击榜单。他后来意识到,这是指这一群体上有老下有小,“是最无法退出的”。
站长的催促电话打来了,邢斌解释被车撞了,对方问还有几单,邢斌说三单,电话那头说,那让司机开车拉着你送。
套上骑手服,骑上摩托车,送着餐,憋着尿,生于1976年的大学老师邢斌,再次扮演一名骑手。
他设想在山东省临沂市做一场为期三个月的社会实验:成为三家不同外卖平台的全职骑手,体会这一群体的工作强度与生活处境。但第83天,2025年3月2日,一场意外让实验落入更残酷的维度:车祸让他左脚骨裂,他需要休息几天,需要证明自己与平台的劳动关系,需要申请补偿……现实却是他被站点辞退、投诉没有进展,是否应有职业伤害补偿也至今没有说法。
2022年底,作为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曾注册成为三家平台的外卖骑手。2023年8月,他将这段经历发到互联网,引起网络热议。随后一年多,他参与了多个政府部门的工作讨论,翻译过其他国家关于新业态劳动者保障的法案,还就骑手关心的意外险、“超时罚款扣分”、职业伤害等问题提过意见。直到2024年12月,他重新穿上骑手服,那个与日常生活不一样的世界,好像再次回到眼前。
为了维权,一年多时间里,他与当地政府热线通话超过18次,去了两次劳动监察大队的办事大厅,找过律师咨询,还考虑为这事去信访。“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会去挑战这些不合理的规则,但那些无可选择的群体,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2026年7月21日,邢斌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出自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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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解脱了”
外卖配送站的后台就像一台精密的控制器,由一名副站长负责给每位骑手派单。
在邢斌的跑单生涯中,每完成一单,会变成2—3元不等的入账;配送站的显示屏上,这一单也会变成他的KPI,成为骑手竞争每日“单王”的数据,垫高全站近80位全职骑手的送餐总量——配送站间也要竞争,“顶部的几家配送站负责人会得到更多奖励”,邢斌介绍。
2025年2月上旬,通过社交平台上的招募信息,邢斌来到临沂上海路万达广场站点。他希望研究站点对专送骑手的劳动管理、派单方式、用工关系和权益保障。这是此次社会实验的第三站,他已经在临沂大润发配送站和肯德基临沂配送站各工作了一个月。
2022年送餐的经验还有用,但专送骑手的工作显然更加组织化:一天工作九个半小时,时间被分成午高峰、下午茶1、下午茶2和晚高峰四个时段,出勤一天需完成至少四个时段的全部任务。他买了一套工作服,骑上自己的摩托车送货,每隔一天参加一次配送站点的早会,以及签几份合同……
专送骑手每日的KPI是18单。“少一单就算旷工。”邢斌说。但这个站点会加码,要求每位骑手每天不低于25单。一天的工作通常从上午9时30分开始:大家到站开早会,半小时后吃饭,10点30分开始接单,中间不休息,直到晚上8点,系统再派五六单,晚上9点左右送完,一天工作结束。
每位骑手的出勤情况都会被标记:每个时段都有特定的最低送单量与有效在线时长考核,如果系统派单量不足或因个人原因完不成指标,就要申请加班;站点负责人每天会在群内放出骑手的接单排名,强调“没跑够是不行的”;邢斌还发现,有的骑手为了接到单价更高、更节省时间的订单,会给站点负责人“送礼”,通常是两条烟,每月一次,那些被称为“烂单”的订单就派给“不上道”的新骑手;有的靠送货谋生的骑手,收工后还会在另一个外卖软件继续接单,兼职再跑3小时。
“单王都是70后。”邢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刚入职时,有人得知他的年龄,就打趣说他有可能冲击榜单。他后来意识到,这是指这一群体上有老下有小,“是最无法退出的”。
2025年3月2日,临沂下了一场大暴雨,上午7时许,站长催促上线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强调全站所有人不得请假也不得超时。
有人在群里抱怨,说自己送货时好想上厕所,膀胱要炸了。其他人开玩笑说,直接尿就完了,反正下雨都是湿的。平时一趟送五六单的邢斌,那天最多派到十二三单。直到下午1点左右,他路过自家小区,才在家上了一次厕所,但就在同时,站长的电话来了,问他为什么停下。
当天下午3时30分,邢斌从临沂万达广场门口接餐出来,经过停车场出口时,他被一辆车撞倒在水坑里。那一刻他没觉得疼,只是觉得身轻如燕,“我终于解脱了”。
司机当即下车将他扶起,搀到人行道边坐下。很快,站长电话打来,邢斌解释被车撞了,司机也在电话中描述事故现状。对方问还有几单,邢斌说三单,电话那头说,那让司机开车拉着你送。
那天下午,在系统GPS网络的跟踪下,邢斌坐着司机的车,完成那三单后,再去医院。
“使命必达。”当时一个小女孩问他为何下雨还要挣钱时,邢斌回答。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是每次开早会时,站点向骑手强调的口号。

在邢斌所在的一些群里,有站长在催跑单,有骑手在抱怨没时间上厕所。(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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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次电话
受访的骑手都谈到,自己或周围人有过送货时被撞倒、剐蹭的经历,只是程度不一。轻则翻车、破皮,重则骨折,甚至伤亡。
车祸后,车主通过保险公司向邢斌代付了1100多元医疗费,又赔付了数百元。他在床上躺了两天:他所在的配送站规定,每位外卖员每月两天假,如果生病,需提前48小时请假。根据临沂市人民医院2025年3月2日下午开具的左脚骨裂诊断,医生建议他休息两周后复查。
3月3日上午,他将骨裂照片发给配送站站长,对方没有回复。3月6日、7日,邢斌两次接到配送站电话,要求他返岗,否则按旷工强离处理。3月8日,他给站点负责人送了两包烟,希望对方派些轻松的单。这一天他拄着拐送外卖。3月9日,他送了半天外卖,到下午实在撑不住了。当晚,站长给邢斌打电话,说明天得来,他说疼得下不来床,电话那头没说什么就挂了。3月10日,邢斌没去上班,大约一周后,他被踢出了工作群,送餐账号也被封了半年。至此,邢斌不满三个月的骑手生活结束了。
“请假超过一定时间,配送站就会给你删号。”在临沂市其他配送站当骑手的孙立(化名)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如果遇到小事故,比如摔跤、破皮,事故双方通常协商私了,事后骑手正常上班。过去几年,孙立在不同平台做过骑手,目前他所在的配送站每个月4天休息,“但恶劣天气必须全员上岗上线”。
2025年3月12日,邢斌拨打临沂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希望确认与配送站的劳动关系,申请医疗补偿并恢复自己被封的账号。
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关系通常是碎片化的。成为骑手前,邢斌先在名为“独立客”的App上,与吉安元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外卖配送员协议》。协议特别强调,个人与公司通过协议建立合作关系,适用民法典和其他民事法律,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其工作内容是邢斌按照吉安元睿与合作公司相关合同的规定,提供市场推广、技术咨询、物流配送等服务,其服务对象为北京紫地光耀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有个临沂分公司,但邢斌说不清楚配送站与该公司有何关系。入职配送站后,邢斌与孙立又会签一份合同,但二人均表示,自己手中没有合同原件,也说不清合同具体内容。邢斌的工资,由平台旗下支付机构钱袋宝公司发放,名义为“备付金”,即邢斌“寄存”在支付机构上的钱。
过去几年,骑手的工作关系确认一直被各方关注。2024年,人社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联通法院、人社、司法、工会、企业等方,建立“一站式”新就业形态争议调处机构。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指导性案例”纳入工作报告,对平台企业要求劳动者注册为个体户再签订所谓合作合同的,依用工事实认定劳动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不同地区的全职骑手,在工伤保险上的保障并不一致。一位来自江西的骑手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自己补充工伤保险的缴费证明,而根据邢斌出示的材料,配送站会扣除每人每月260元作为商业险和附加险的购买成本,但据他自述,他从没见过保险合同和保险内容,出事后,也没有得到相关补偿。孙立也提到,自己认识一位骑手骨折了,“事故对方赔了一部分”,但站点的保险一开始没给赔,“现在还没协商完”。
按照传统工伤认定流程,邢斌需要先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12345将他的诉求转到临沂市人社局,人社局又将其转到兰山区劳动监察大队。在劳动监察大队,一位工作人员让他填表并递交材料后回去等消息。60天后,没人给他答复,他于是再次拨打12345。
第二轮沟通,12345回复,劳动监察大队可以在6个月内解决邢斌的诉求,但依旧无果。2026年3月,邢斌再次拨打12345。这一次,对方询问,事情还没解决吗?邢斌说没有。随后几天,劳动监察大队一位工作人员联系他,对方问,你要多少钱,邢斌回,首先解决劳动关系的问题。这场谈话结束了。
直到2026年7月2日,劳动监察大队又给邢斌打了电话。根据邢斌提供的录音,对方表示,站点认为与骑手之间是合作关系。邢斌拿出2026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认为应“根据用工事实等依法合理确定权利义务”。对方则说,会再找站点方联系。直到7月21日,他接到12345的电话,说站点负责人可接受双方当面调解。邢斌拒绝了,他解释,自己一个人,担心受到站方不公平对待,难以“正常与他对话”,这场调解于是结束了。
这期间,邢斌询问过律师,对方提出打官司需要5000-8000元,立上案后也得上大半年,他合计着,一名骑手可能难以承受这个成本;考虑去信访,但转念又想,自己学生就在信访局工作,他只要走进信访大厅刷身份证,被人认出真实身份,诉求就可能被解决,那这场“扮演”就结束了。
17个月过去,邢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6年4月至今,他与12345至少通过18次电话。8月7日,南方周末记者拨通临沂市兰山区劳动监察大队电话,希望了解案件情况,对方表示将记录采访需求后答复,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邢斌跑48单的当天数据排名。(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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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模拟劳动,无法模拟处境”
从站点离开后,2025年4月20日,邢斌收到3月份工资:299.13元。再前一个月,他当了近20天骑手,收入2666.32元,此外,还有一百多元的新手补贴。
有一天,邢斌送了60单,在站点近80名骑手中排第15位。根据他提供的榜单,那天第一名79单,第二名78单。他描述,与按单计酬、时间自由的众包骑手不同,专送骑手每天只能看到接单量和排名。孙立补充,骑手收入按照阶梯计算,900、1200和1500单的价格并不一样,此外还有距离,重量,恶劣天气等补贴,综合骑手的等级分数,他每月正常上班,收入在5000元左右,不包含社保。
南方周末记者综合其他骑手与邢斌此前在其他公司拍摄的资料,一份工资条通常会包括出勤天数、有效单量、奖励补贴、罚款扣款、实发工资等项目。邢斌说,工资时配送站并不出具正式工资条,自己也没见过工资明细。孙立则说,每月发工资前,骑手会去站点的电脑前看自己的工资明细,但他手中也没有工资条。
南方周末记者拨打该上海路万达广场站点张贴的站长联系方式,试图询问此事,对方否认自己是站长,称不知情并挂断电话。南方周末记者随后又拨打北京紫地光耀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电话,对方拒绝回答问题。
此外,不同站点间的惩罚也不尽然相同。邢斌觉得所在配送站“内卷严重”,对骑手的罚款和日常开支有明确规定:因配送原因客户取消订单,每单罚200元;提前点送达,每单扣500元;旷工半天罚100元,恶劣天气(节假日)旷工半天扣200元;早会未参加扣100元;微笑行动人脸识别不通过扣罚1000元/天……孙立则说,自己所在站点如果开会迟到,站长通常会让骑手做俯卧撑或给大家买饮料,“总体来说氛围还可以”。
实际上,外卖平台并不参与骑手直接管理,任务被转交给配送服务商完成。2021年,南昌大学的一篇论文《美团专送加盟商骑手流失问题研究》提到,平台按照规模将配送服务商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以季度为单位考核其用户体验、运营管理与安全合规。配送服务商根据规模和考核结果获得不同收益,这会影响来年区域分配和效益收入,服务商之间因此存在激烈竞争关系。为满足人员、规模等要求,一些配送服务商又会将业务分包出去,如邢斌和孙立所在的配送站,就是这种复杂转包关系的终点。
这种相对松散的模式,使得服务商管理在平台要求的“质量监管”外,并不具备标准性。邢斌介绍,配送站各有不同,如大城市站点的骑手多为同乡,管理就更温情一些;在小城市,可能站长个人对站点氛围影响较大。邢斌直言,成为骑手三个月,“只能模拟他们的劳动,却无法模拟他们的处境”。
邢斌离开后的2025年7月,山东省纳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以下简称“新职伤”)试点范围。有别于传统工伤保险,“新职伤”不再要求认定新就业形态人员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而是以订单为核心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
据《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骑手每单0.07元或0.25元的保费由平台承担。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新职伤”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
“新职伤”保障办法规定,同一事故伤害不得同时申请工伤认定和职业伤害确认,不得同时享受工伤待遇和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由于两者保障标准不一,邢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的骑手会倾向于传统工伤认定,“先想办法走传统工伤,实在走不了了,再接受新职伤”。

